自毁长城：建文帝朱允炆一招棋错丢掉了整个江山
公元1399年，明朝的燕王朱棣以“靖难”的名义发动叛乱，公开向建文帝开战。于是大明王朝进入一场惨烈的“南北战争”。这时候处于南方的建文帝，其手下已经无多少大将可用，而北方的很多将领都归顺了朱棣，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建文帝朱允炆算来算去，就只有年已65岁的老将耿炳文可以委以重任，于是任命他为北伐主帅，率领30万大军(其实只有13万)北上讨伐朱棣。
先说说耿炳文此人，他是明朝的开国大将，其名气虽然和徐达、常遇春、胡大海、蓝玉等人无法相比，然而也是战功赫赫，彪炳史册。翻翻他的功劳簿看看吧。耿炳文算是朱元璋创业的第一批员工了，他是安徽凤阳人，朱元璋的老乡，他的父亲耿君用跟随朱元璋作战，在长江战死，耿炳文承续父亲的职位，继续为朱元璋征战。
耿炳文打仗的本领是杠杠的，公元1357年，耿炳文攻取张士诚的地盘长兴，张士诚派李伯升率十万大兵进行反扑。当时长兴城内只有七千守军，而朱元璋派来的援军也被李伯升夜袭击退，在这种岌岌可危的情况下，耿炳文不慌不忙，随机应变，居然凭七千孤军与十万敌军相持一个多月，“炳文婴城固守，攻甚急，随方御之，不解甲者月余。”后来在常遇春的配合下，击溃李伯升的主力部队，耿炳文还在追击战中歼灭敌军五千多人。此战使耿炳文威名远扬，也让他得到朱元璋的重用。在以后历次的大型战役中，耿炳文一直是重要人物，他跟随常遇春等攻取中原，平定山西河北，击败元朝大将乃儿不花，还南征云南。手里握着大把战功，因此，朱元璋在论功行赏时，将耿炳文与徐达、常遇春等人并列，还因为他的长兴保卫战而封他为长兴侯。
列举这么一大堆，只是说明：建文帝派遣耿炳文北上讨伐朱棣应该是明智的，至少不是错误的，只有这样的百战名将才能胜任如此大任。然而，老将军碰到了新情况。北上的部队刚进入河北，进驻真定，就遭受挫折，驻守雄县的前锋九千多人被朱棣全歼，鄚州失守。
前期的失利，可能暴露了耿炳文的一个短板：善于防守，不善于进攻。善于消耗，不善于决战。这个缺陷导致朝廷部队进一步的失利，当时耿炳文手下大将张宝被俘，朱棣故意将其放回，放风说要进攻真定。耿炳文的军队分别驻扎滹沱河南北两岸，一听说真定将遭受攻击，耿炳文慌忙将南岸部队调往北岸，以保真定。然而，部队刚刚渡河，朱棣的军队就发动奇袭，趁着耿炳文军渡河时候队列不整的情况，将其横插截断，耿军大乱，自相践踏，死伤惨重，“炳文军不得成列，败入城。争门，门塞，蹈藉死者不可数计。”
然而，耿炳文毕竟是一代名将，他的部队一旦成功收缩战线，撤回真定城，就变得坚不可摧。朱棣连攻三日，真定城丝毫不动，稳如磐石。朱棣说：这是开国老将，打不过，我们撤，于是撤围而走，“燕王知炳文老将，未易下，越三日，解围还。”虽然一时战败，但此时真定城中尚有十万大军，固守不成问题。然而这时的金陵却乱了阵脚，被一时的战败所吓倒，居然认为耿炳文无能，将其撤换，以李景隆代替，还找个理由逼其自杀。这一撤换极其要命，李景隆主导明军，迎来更大的失败，在白沟河惨败，几乎全军覆灭。耿炳文至少守住了真定，李景隆却一路败退到山东济南。后来又是李景隆打开金陵城门，主动投降朱棣。
如果建文帝继续重用耿炳文，以制约燕王，战局未必如后面那样溃败，而耿炳文一死，等燕王南下时，朝中已无大将可用。不要因为一时的挫折而撤换能人，胜败乃兵家常事，只要能人在，总会出现转机的。
公元1644年，崇祯皇帝在赴景山上吊自杀，死前他干了一件令人惊诧的事情——收葬魏忠贤遗骸，厚葬于香山碧云寺。将死之人，为什么还要干这样一件看起来没用且自打耳光的事?我们知道，崇祯在天启七年继位，八月底登基的他，仅仅过了两个月，就开始对皇兄信任的大太监魏忠贤下手了。撤销魏忠贤宫内外一切职务，发配到凤阳祖陵司香，不久，又下令对魏忠贤由发配改为抓捕，锦衣卫派员对魏忠贤严加押送，对跟随的余党，立即擒拿。据说发配途中的魏忠贤得知此讯时，正在一家客栈听小曲， 逮捕令加上凄凉小曲，使魏忠贤万念俱灰。次日凌晨，魏忠贤在住所上吊自杀。随后崇祯皇帝开始讨伐阉党，对乱政太监开始大规模清算。
他下令召回诸边镇的镇守中官，使宦官不能再拥有兵权。即位之初的崇祯帝，对宦官深具戒心，禁令不断。下令宦官非奉命不得出宫门，让宦官失去交接外廷的机会。但是十七年后，崇祯皇帝又干了厚葬魏忠贤这等令人捉摸不透的事。有一种说法，是崇祯之所以这么做，是在四面楚歌之际，听了随从太监曹化淳说了这样一句话——“忠贤若在,时事必不至此”。显然，在太监们心目中，魏忠贤比东林人那帮大臣更能干、更实用。那么，崇祯是不是最后也是如此默认呢?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崇祯执政十七年，最大的变化，是对宦官的态度的转变，在执政之初，他杀魏忠贤，体现了对宦官极度厌恶心态，而在执政中后期，他对宦官的态度又好转起来，回到了皇兄天启皇帝当初的怪圈，重新起用太监。
这位痛恨宦官的皇帝，下令免去那些在天启朝被逮捕处死的阉党官员的“赃款”，释放他们的家属。 京畿卫戍之权、监督军队之权，统统交付宦官。从讨厌到依赖。这是为什么呢?不能排除，是大臣无能与无忠，令其皇帝失望。其次，只有太监，对皇帝亦步亦趋、言听计从。崇祯皇帝或许感到，大臣们离心离德，还是身边的奴才太监最听话、值得信任。在李自成大兵压境的危急时刻，崇祯在生命最后时刻做了深刻反思，继位当初，铲除魏忠贤阉党后，他重新起用了倡导儒家思想的东林党人及复社人，但是这些人在国内动荡、边关危急的存亡之际，擅长空谈、治国乏术。懦弱、酸腐和无能令其大失所望。而洪承畴等能臣，又在关键时刻，投敌变节，令信任他的皇帝颜面扫地。
崇祯帝朱由检临死前，写下一段著名的遗言：朕凉德藐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误朕。显然，这位亡国之君把亡国之责算在了外廷下大臣头上，而没有指责内廷的太监。而他信任的太监，在国家危亡时的表现又如何呢?史书记载，这批宦官“挟势恣肆”，掣肘将领，侵蚀军饷，避敌殃民，谎报军情，冒功请赏……无所不用其极。崇祯最后时期让他们守城。结果李自成进京时一声炮响，这支庞大的不男不女的特种武装，立即作鸟兽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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