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最窝囊的“太上皇”：光绪生父醇亲王奕譞

醇亲王奕譞(1840-1891年)是道光帝第七子，是那个同光年间以办理洋务而著名的恭亲王奕譞的弟弟。从某种程度上说，整个同治、光绪两朝的政治，就是兄弟两人秉承慈禧太后的懿旨而主导下的政治。实际上，早在咸丰皇帝热河驾崩之后，奕譞就参与了由慈禧一手策划的“辛酉政变”，亲自奔赴滦阳拿获了“顾命八大臣”之一的端华，为慈禧后来的“垂帘听政”扫平了障碍。

在掌握了朝廷的实权之后，慈禧一度非常器重和依仗奕譞。同治三年(1864年)，奕譞“加亲王衔”。同治十一年(1872年)晋封为醇亲王。慈禧还令其掌管京师的旗营和绿营，等于是将天子脚下的安危重任赋予了她的这位妹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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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奕譞和慈禧的这段互相信任、依仗的日子，很快就因为慈禧之子同治皇帝青年时期的神秘去世而结束。

在同治皇帝在世的一个时期内，因为皇帝尚在幼年时期，所以作为皇太后的慈禧，可以名正言顺地以“垂帘听政”的名义，代替儿子处理政务。但在同治皇帝死后，如果从“溥”字辈的宗室子弟中选择一人，作为没有后代的同治皇帝的子嗣，并令其承继大统的话，那么，慈禧就会成为“太皇太后”，地位虽然尊贵，但再想干预政事，则显然不合祖制。

那么，在慈禧的面前就只剩下一条道路可供选择，这就是“以弟继兄”，从宗室近支中和同治皇帝处于一个辈分的“载”字辈里选择一年幼之人，作为自己的丈夫咸丰帝的子嗣来承继大统。这样，慈禧就依然是皇太后，就可以照常以皇太后的身份预闻政事，一直到幼帝成年。

慈禧选择的新皇帝就是醇亲王奕譞的第二子、当时只有四岁的载湉。

同治皇帝去世的当天，也就是同治十三年(1874年)农历十二月初五日傍晚，慈禧在养心殿西暖阁突然召见各军机大臣和包括奕譞在内的各宗室亲王，说有重要政务要和大家“协商”。其实就是宣布立奕譞之子载湉为新皇帝。

慈禧的这一决定惊得奕譞当场失声痛哭，且“伏地晕绝”。听说自己的儿子要当皇帝，奕譞为何这样惊惧呢?一方面，他想到慈禧越过常例，不为同治皇帝立嗣，而为咸丰皇帝立嗣，必然在日后招来无穷的麻烦，搞不好就会连累自己的儿子。另外，最重要的一点是，以他对慈禧的了解，自己的儿子这么年幼就在其卵翼下当皇帝，绝非是儿子的福分，而且很有可能带来巨大的灾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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奕譞在儿子深更半夜被抬进皇宫之后，因为担惊受怕，“触发旧疾，步履几废”，于是和自己的夫人一商量，干脆向慈禧递交了一份辞职报告。

在接到奕譞的这个辞职报告后，慈禧允其所请，下诏免去了奕譞所担任的差事，但明谕其亲王衔可以“世袭罔替”。即使对于这么一点仅剩下的恩惠，奕譞还是不放心，曾经再次上疏恳辞，但却没有获得慈禧的批准。

辞去各项官差的奕譞夫妇，在京城过起了赋闲在家的平静生活。费行简的《近代名人小传》说他们夫妇“自是恒年余，闭门不接宾客”。

然而，人算不如天算。光绪十年(1884年)农历三月十三日，慈禧太后发动“甲申易枢”事件，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主要官员便实现了大换血。礼亲王世铎开始掌管军机处，额勒和布、阎敬铭、张之万等成为新的军机大臣;庆亲王奕譞掌管总理衙门……

对于慈禧这一新的人事安排，时人即有“易中枢以驽马，代芦服以柴胡”的评语。其言外之意是，单就行政能力而言，这些新进的大臣远逊于此前的大臣。

或许正是考虑到了舆论的压力，慈禧此时不得不再次搬出了正在“大隐于市”的醇亲王奕譞，让他遥控枢机。

即使在重新出山之后，奕譞也无时不刻不生活在巨大的惶恐之中，深怕因为自己的不检点而引起慈禧的猜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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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人王照在《方家园杂咏纪事》中记载的几件事情，颇能说明奕譞重新出山之后的这种谨慎和低调。光绪十二年(1886年)五月，奕譞奉命会同李鸿章到天津、旅顺、烟台等海口巡阅海军。为了这次盛典，慈禧特意赐给了奕譞一乘杏黄色的轿子。但奕譞非但不敢乘坐，还坚请慈禧身边的红人李莲英一同前往阅兵。出京后，每次接见地方大员，必命李莲英随见。奕譞之所以这样做，用意十分明显，就是避免擅权的嫌疑，不给慈禧整治自己制造任何把柄。

除此之外，奕譞在生活上也非常节俭。当时，与奕譞有着良好的私人关系的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因为办理洋务积攒下了惊人的财富。为了笼络朝廷重臣，李鸿章经常以自己所办企业的股份赠送给各位当轴要人，而当朝诸公一般都予以笑纳。但奕譞却坚决拒绝，成为各位王公大臣之中是唯一的一位拒收李鸿章行贿的人。

今天，位于北京闹市区的雍和宫就是当年奕譞的王府。据曾经前往王府查验工程的吏部主事何德刚所见，当时，奕譞家的“房屋两廊，自晒煤丸，铺满于地，俭德不可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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