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的存在感并不强，为何还能为后世带来重要影响？
说到宋仁宗，大家都会想到什么呢?下面我爱历史网小编为各位介绍一下相关的历史事迹。
“宋仁宗是一位在位时间很长，但是存在感很低的皇帝。”
这是《宋仁宗：共治时代》这本书楔子中，对宋仁宗的评价。
一部《清平乐》带人们一睹了风起云涌的大宋王朝，大家也被剧中轮番登场的“背诵默写天团”所吸引。当然，也不能忽略这部剧的主角，大宋王朝的第四位皇帝：宋仁宗。
不过，要说我国历史上有名的皇帝，你可能会想到秦皇汉武，也可能会想到唐宗宋祖，亦或是康熙乾隆，但估计很少有人会想到宋仁宗。
但不可忽视的是，宋仁宗主政时期，涌现了许多影响我国历史进程的人。文学史上唐宋八大家中，六位宋朝的人都是在宋仁宗朝时期，登上舞台的;在政治上，范仲淹、富弼、韩琦、吕夷简、欧阳修、包拯……他们或活跃在仁宗朝，或在此时崭露头角。
那么，为何一个存在感不强的皇帝，他主政的时期却能给后世带来重要影响?这就是《宋仁宗》这本书中所论述的一个核心观点：共治。
本书的作者是著名的宋史学者：吴钩。他多年来一直研究宋朝的文化、历史，著有《风雅宋：看得见的大宋文明》《宋：现代的拂晓时辰》等，曾获CCTV“中国好书”奖。
本书是他所写的第一部人物传记。本书沿着时间脉络，通过宋仁宗一生，向我们展示了他与士大夫的共治时代。
宋仁宗朝何以形成共治?
说到宋朝的君主，尤其是把宋朝和之前的唐朝进行对比分析时，很多人很容易看到相权被分割，从而推出皇帝更为集权的结论。
但实际上，在相权被分割的同时，宋朝的文官队伍，尤其是可以对君权形成制约的士大夫队伍，实则是扩大了。
宋朝的中央政府在皇帝之下，分工更为细致。有负责财政的三司，有负责行政的政事堂，有负责军事的枢密院，还有负责监察的台谏。庞大的官员队伍，对于皇帝来说，是一种制衡。
这种制衡，在宋仁宗朝时期形成了特点鲜明的共治。所谓共治，就是指仁宗皇帝与士大夫共同治理天下的格局。
宋仁宗时期，台谏制度较之前有了很大的发展，无论是机构设置还是人员选拔，都有了很大变化。虽然说，台谏是对相权的一种制衡，但是在实际发挥作用的过程中，台谏是仁宗共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无论是仁宗废后、迎娶新后、立皇嗣，还是与西夏的军事战争、庆历新政、嘉祐之治，台谏的功能都不能忽视。
另一方面，共治需要强大的士大夫团队做支撑。宋朝科举制度的发展，为朝廷提供了大量官员。其中，以仁宗嘉祐二年的科举最值得说道。
这一年经历多次贬谪的欧阳修，重返朝廷，成为了贡举考官。
对于那时文坛上，流行已久的“太学体”文风，欧阳修非常看不惯。这种文风，注重华丽的辞藻，但内容却非常空洞。于是，欧阳修作为考官，给“太学体”文风打了很低的分，也正是因为欧阳修的极力倡导，科举上的文风才得以转变。
可能有人会问，皇帝不都是大权在手的吗?为什么到了宋仁宗这里，却可以形成皇帝与士大夫共治的局面呢?
这里就不得不说宋朝开国以来所推崇的“祖宗之法”以及所形成的以文治国传统了。
宋太祖立国之初，提出了三条了戒律。其中一条就是不得杀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人，在太祖、太宗两朝不断完善后，形成了祖宗之法不可废的传统。这就要求君主要广开言路，同时也给了士大夫们更多的施展空间。
另外，经历了五代的战乱后，宋代从建立之初就确定了 “以文官治天下”的策略。无论是科举制在宋朝的发展，还是社会上对文人的重视，都提升了士大夫阶层的社会地位，他们也愈发成为政坛上坚实的力量。
共治不错，但弊端也有
在本书中，作者不吝啬对宋仁宗共治模式的称赞，尤其是后来的宋人在评价仁宗的朝政时，很多都给出了积极的评价。比如宋哲宗的给事中范祖禹提出了“专法仁宗”的说法，并表示“陛下诚能上顺天意，下顺民心，专法仁宗，则垂拱无为，海内宴安，成康之隆，不难致也。”
不过，作者也没有回避共治模式所存在的问题。仁宗共治的弊端，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两个词：低效与扯皮。
就效率来说，没有什么比军事更讲究效率了。然而，从宝元元年，西夏李元昊发难宋朝边境，企图自立，一直到康定二年，这4年时间里围绕着如何对付西夏，宋朝朝廷上的讨论不曾终止。
康定二年宋朝与西夏交手的失败，则彻底暴露了共治的低效。书中就写到，“从宋真宗开始形成了一套集议制度，并在仁宗时期形成了定制，只要出台决策，朝廷就会召集官员进行集议。”
这种方式虽然可以集思广益，但也会延误时机。在对待西夏战事上，朝廷中主战与主和的士大夫们，争论不定，让宋朝丧失了很多机会。
另外，由于宋朝非常重视文官队伍，这一方面导致冗官，另一方面也会让官员队伍中，出现结派、扯皮的问题。宋朝从建立起，皇帝就非常害怕大权旁落，因此特别警惕官员们结成帮派。然而，在宋仁宗时期，不只一次在朝廷中出现“朋党论”的声音，范仲淹、欧阳修等人更是被“朋党论”所影响，多次被贬谪。
草草终结的庆历新政，恰恰表明，像仁宗这样一位缺乏杀伐果断的君主，在面对官员们的扯皮时，显然无法当机立断。
再论宋仁宗，是贤君还是窝囊废?
明代万历年间内阁首辅朱国桢曾说：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在我国古代上，庙号为“仁”的皇帝并不多，宋仁宗就是其中一位。
宋仁宗赵祯给人留下了仁义、善良的形象。在他还是皇太子时，士大夫们就认为，虽然他年幼却少年老成，喜愠不形于色，“持谦秉礼”。
但是作为一代君主，除了仁圣还需要有一定的魄力和果敢。在这一方面，宋仁宗差了不是一星半点。尤其是在嘉祐年间，不只一位大臣上书，希望他“简出睿断”。
不过，也得为仁宗辩护几句，不是他不想“睿断”，而是有很多限制。一方面，他的性格决定了他难以杀伐果断。另一方面，宋朝的制度设计让君主很难独断专行。
事实上，每当仁宗“放飞自我”，绕过宰相做出一些决断时，又会遭到大臣们的抗议。不知道仁宗在位时，是不是发出过“我太难了”的呼喊。
很多时候，当我们看历史、评价古人时，很容易带入现代人的眼光，甚至是站在一种“上帝视角”上去责备贤者。殊不知，对历史的评价，离不开其所处的历史环境。
就宋朝而言，这是个建立在五代混乱之上的朝代。对于宋朝的君主来说，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如何避免自己成为“第六代”。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守成”是宋代皇帝的一个核心要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他们倡导“事为之防，曲为之制”。当防范成为主题时，就不可避免要面对一些“顽疾”。想要改革这些“顽疾”，如果皇帝本人很“中庸”，不能杀伐果敢，其结果可想而知。
宋仁宗亲身经历了庆历新政的失败，因此在晚年嘉祐之治时，反倒没有了年轻时想要“干一票”的心气，而是选择了垂拱而治。
他似乎在进退之中，找寻到了自己的位置。正如本书中所说的“万事不会，只会做官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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