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真实的刘伯温与朱元璋：为朱元璋充当谋臣的人生
智谋文化的早熟和发达，是中国一个特有的现象。在这种文化的催生下，中国人特别崇拜智慧人物。而在智慧人物的系列中，有两大偶像，一个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另一个就是元明之际的刘伯温。历代人们给这两位附会了很多神异的传说，传说中，他们不仅神机妙算，而且还能呼风唤雨。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批评神化诸葛亮的《三国演义》时说，孔明先生被描写得不大像一个正常人了，“多智而近妖”，而刘伯温也被后世的许多传说扭曲得厉害，即使不“近妖”，也是“多智而近怪”。真的是这样的吗?他为什么会给朱元璋做谋臣?历史上真实情况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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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异传说之外的刘伯温
刘基，字伯温。元武宗至大四年(1311年)生，他的家乡青田县南田山武阳村(今属浙江文成)，按元朝当时的行政区划，属于江浙行省的处州路。
江浙地区向为人文渊薮，刘伯温的家乡武阳村虽然是个偏僻的小山村，距青田县城有150多里之遥，但读书的风气不衰。刘基的曾祖还曾在宋朝为官，传到刘基父亲这一代，虽非显第，但无疑是一个中国传统农村典型的小门小户的读书家庭。在这种背景下，刘伯温从小受到了良好的儒家传统教育。《明史》上说，刘伯温“幼颖异”，特别聪明，他的老师即对其父亲说，刘伯温不是池中物，长大后必然光宗耀祖。《明史》还记载，“基博通经史，于书无不窥，尤精象纬之学”。所谓象纬之学，就是通过观察天象和占卜来预测人事的一套神秘的学问。在科学不发达的古代，这种学问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如果辅之于缜密的思维和明晰的判断，其所谓预测往往也有应验的时候，这就更给这门学问披上了奇异的面纱。
《明史》的这两点记载非常重要，因为它基本勾画出了刘伯温的两条人生轨迹一个是深受传统儒家教育，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一个是摇鹅毛扇，作为“谋臣”的刘伯温。两者不可偏废，毋宁说前者还更为重要，但可惜经过野史和民间的渲染，也许还包括刘伯温后人有意无意的“改造”，作为“谋臣”的刘伯温“压倒”了作为“儒者”的刘伯温。于是乎，本来是一个不无悲剧色彩的传统知识分子，在各种离奇怪诞的传说中，成为一个滑稽多智的怪物，差不多等于是江湖术士之流了。
作为儒者的刘伯温，照例要重走前辈读书人循环往复的那条道路。至顺四年(1333年)，23岁的刘伯温参加元王朝的科举考试，考中进士。值得一提的是，按照元朝的制度，年满25岁的成年男子才能应考，据当代学者杨讷考证，刘伯温虚报年龄为26岁，终于蒙混过关。不过，只要是凭真才实学，在旧时，这倒是读书人的一段佳话。
元顺帝至元二年(1336年)，已中进士的刘伯温正式踏入仕途，到江西瑞州路的高安县任县丞。所谓县丞，就是县令的属官，官阶还不够“七品芝麻官”，属于正八品，略相当于今日之副县长。
官阶低倒没有什么，按照元朝制度，名列第三甲的进士就只能授予正八品，一个有才华的年轻人，终究是抑制不住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刘伯温运气差了一点，他此刻所置身的，完完全全是一个衰世。
作为一个少数民族政权，元王朝最大的问题就是迷信武力，不尚文治，故以马上得天下，仍然“以马上治之”，加上元朝对汉民族的猜忌，因此始终没有建立一整套行之有效的制度。到了元朝末代皇帝元顺帝的时候，元王朝的统治机器更加迟钝和衰朽。大凡衰世，都具备两个重要表征其一就是吏治大坏，单靠一两个志士仁人已无法改良，上层阶级贪图享乐，文恬武嬉，空前的社会危机迫在眉睫，他们却有意无意视而不见，仿佛“清歌于漏舟之中，痛饮于焚屋之内”;其二，在草野中已经萌动着很多不安定的因素。元顺帝当政时期，自然灾害不断，而吏治不良。
饱读诗书，从书斋昂昂然走出的刘伯温，儒家知识分子那种“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抱负几乎与生俱来，但他在江西做了五年的小官，最后只能抑郁求退。按照史书的记载，他在江西，“政严而有惠爱，小民自以为得慈父”，想来颇有政绩，但“豪右数欲陷之”，意思是地方上的豪强贵族处处和他作对，最后只好离去，于1340年回到家乡。江西短暂的五年仕宦经历，并未使刘伯温对元政权完全失望，这之后，他又谋到了一个江浙儒学副提举的官职，这是负责地方教育事务的一个岗位，仅比县丞的正八品高一等，属于从七品。志大才高的刘基对此当然也无法满意，好歹干到至正十二年(1352年)，他辞职了。辞职的理由是身体不好，后人于此有所争论，不过不论刘伯温当时是否真在患病，他对元政权的灰心，却是越来越明显地表露了出来。这从他辞职后所著的那本名著《郁离子》中即可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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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至正十九年十一月，朱元璋的部队攻占了浙江处州(今浙江丽水)，因为在故乡的声望，刘伯温和另外三个当地著名知识分子—叶琛、宋濂、章溢，一起被朱的兵士送到应天(今南京)去见朱元璋。《明史》记载了这四人与朱元璋见面的场景“太祖劳基等曰‘我为天下屈四先生，今天下纷纷，何时定乎?’”朱元璋表现出了礼贤下士的态度，向他们请教如何统一和安定天下，章溢回答说“天道无常，惟德是辅，惟不嗜杀人者能一之耳。”意思是只要朱元璋保民安民，就能收拾人心，完成霸业。
刘伯温从此开始了为朱元璋充当谋臣的人生新路。
作为深受儒家文化洗礼的刘伯温，这么快就倒向一个传统观念中的“乱臣贼子”，其中当然有多层因素的作用。史籍中流传一个“西湖望云”的故事，说刘伯温早在投朱之前就发现金陵(即南京)有所谓“天子气”，所以决心“辅之”。这无疑是无稽之谈。刘伯温之投效朱元璋，首先自然缘于对元政权的失望;其次，此时朱元璋的一些作为契合刘伯温的期待—朱元璋部队的军纪相对较好，朱元璋本人比较能够礼贤下士，朱元璋表现出了强烈的统一天下的愿望，这些都是他区别于其他群雄，而对刘基这样知识分子具备吸引力的地方。除此之外，还有两点非常重要一是朱元璋打出了民族牌，以驱除异族政权为号召;二是此时的朱元璋已经意识到，要想统一天下，一味的大破坏是不行的，还必须着手于建设，而要进行建设的工作，又必须依靠缙绅阶层，尽可能维护他们的利益。
早在刘伯温辞官隐居期间，他就在《郁离子》中说，要“稽考先王之典，商度救时之政，明法度，肄礼乐，以待王者之兴”。而此时的朱元璋，颇有一些“明法度，肄礼乐”的气象，他成为刘伯温心目中正在兴起的“王者”，不是一种很自然的事情吗?
关于刘伯温在朱元璋打天下过程中的作用，虽然不像传说中那样神奇，但他和其他知识分子一起，帮助朱元璋在乱世中恢复秩序，是值得历史肯定的。
朱元璋统一天下，刘伯温和其他开国功臣一样得到了封赏，这似乎实现了他的人生抱负，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新朝的肇建又使刘伯温自觉背负了一种新的使命，这就是“导君于正”，使新皇帝符合儒家的政治文化传统。而就是在这方面，刘伯温开始品尝苦涩的滋味，因为在朱元璋这样的雄主手下讨生活，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刘伯温入明后活了七年有半，在这不算长的时间里，他先后几次受封，又几次被打发回乡。从他第一次被斥退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伴君”确实是一件危险系数极高的工作。当时南京从夏天到秋天一直没有下雨，求雨也没有效果，刘伯温借机指出了三条弊政一是阵亡将士的妻子数万人都被迫住在“寡妇营”，不许外出;二是为营建工程的工人死亡，尸体暴露不收;三是敌方头目既然已经归诚投降，就不适宜充军。古人认为天象由人事决定，刘伯温借求雨的机会进谏，使朱元璋只好同意其请，可过了十来天仍未降雨，朱元璋立即作出了“刘基还乡为民”的处罚。但刘伯温被免职仅三个月，朱元璋又想起了他，令他火速从家乡赴南京，恢复了其官职。而到了洪武四年(1371年)，他在得到封爵之后，再一次被赐归。
如果说第一次被贬，刘伯温由于功名之心未灭还满怀惆怅，那么他后来的被放归，则更像是一种自我放逐。这不仅因为明初同僚的倾轧十分激烈，不同派系之间的权力斗争已到白热化的程度，更因为他对“圣意难测”有了更深的理解，对在雄主手下讨生活充满了忧惧，深知只有韬光养晦才是自我保全之道。
然而刘伯温到底是读书人，尽管他感觉面前这个曾经与自己共过患难的人越来越难以捉摸，但在反复放归、召还的过程中还是要战战兢兢地尽儒者的本分。他劝朱元璋，“霜雪之后，必有阳春，今国威已立，宜少济以宽大”，要朱元璋保存臣子的体面，不应动辄羞辱，都是非常有针对性的;他又提醒朱元璋，对遁逃北漠的元朝大将王保保不能轻敌妄进，结果也被他不幸言中了—名将徐达在追击王保保的一战中，几乎全军覆没。
忧谗畏讥的刘伯温准备在家乡终老，但善于占卜的他却不知道，自己的命运并不在自己手中。很快，他就出事了。又使天灾进一步演变成人祸，中国大地，一时饥民、流民、盗匪四起。
隐居的刘伯温，竭力洗尽铅华，表现得像一个不识字的老农，也不和地方官吏来往。他知道，有一双天眼在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明史》上这样绘声绘色地描述他的谨慎“还隐山中，惟饮酒弈棋，口不言功。邑令求见不得，微服为野人谒基。基方濯足，令从子引入茅舍，炊黍饭令。令告曰‘某青田知县也。’基惊起，称民谢去，终不复见。”家乡的父母官因为始终见不到刘伯温，所以换上便服求见，正在洗脚的刘伯温对上门的客人当然不好拒绝，升火做饭以待客，但当县令以实相告时，刘伯温马上变色，自称小民，便立即退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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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小心的刘伯温还是出事了。
在浙江福建交界处有一个叫谈洋的地方，此地偏僻而险要，所以成为奸人躲藏之所，刘伯温便派儿子刘涟入朝反映这一情况，建议在此设立一个机构负责巡查，但刘涟绕过了中书省(当时明王朝政府的中枢机构)，直接向皇帝奏陈，引起了执政大臣的嫉恨，他们诬陷刘伯温看中了谈洋这块地方，准备作身后之墓地，只是由于谈洋的百姓不同意，所以才希望朝廷在那儿设立机构，以此驱逐百姓。中书省准备借此兴起大狱，这时的刘伯温虽然患病，但仍然不得不扶疾入朝，向皇帝和朝廷说个明白。
刘伯温面对朱元璋，“惟引疚自责而已”，意思是什么辩解的话都不说，只承认“我错了我错了”，朱元璋没有再穷追下去。但不久，在一件小事上，朱元璋还是给了刘伯温一个下马威。朝廷祭奠孔子，仪式结束后，祭祀用的肉分给重臣算是一种荣誉。刘伯温没有参加祭奠仪式，却接受了肉。朱元璋说刘伯温是学圣人之道的嘛，怎能不参加祭奠却享受祭品?学礼学到哪里去了?下令停发其一个月俸禄。是否接受祭品是小事，停发一个月俸禄也是小事，关键是皇帝行动中透露的信息是意味深长的他就是想让刘伯温没面子。由此可见最后一次入朝的刘伯温，其处境之尴尬。
处境和心情都恶劣，刘伯温的病情加重了，洪武七年，朱元璋知其病重，赐归田里，这一年的四月十六日，刘伯温卒于家中。
刘伯温的死因，历来有三种不同的说法一说被丞相胡惟庸毒死;二说朱元璋是毒死刘伯温的主谋;三说系病死。其实从情理上思考，刘伯温当时已经患病，而且又不是当权派，朱元璋和胡惟庸又何必要多此一举?胡惟庸毒死了刘伯温的传闻之所以流行，完全是后来朱元璋为除掉胡惟庸，有意给其罗织了一条新罪名。但他没有想到，后世同情刘伯温遭遇的人，不以揪出胡惟庸为满足，又怀疑到他自己头上，这真是一种讽刺。
与刘伯温的死因相比，朱元璋在刘伯温死的前后表现出来的态度，更耐人寻味。
在刘伯温还在朝的时候，朱元璋的文集刻成，他赐给了李善长、胡惟庸、宋濂三人，却偏偏没有给刘伯温，这反映出朱、刘君臣关系在刘伯温死前，已比较冷淡。刘伯温病重被赐归，朱元璋颁发了一纸诏书，对二人君臣一场进行了一次总结，其中既责备刘伯温当年不早早归附，也称扬其功绩，最重要的，是表示自己当皇帝后，对刘伯温的安排和处置都是符合“国之大体”的。对刘伯温来说，得到这样一份诏书，肯定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朱元璋和刘伯温君臣二人，在身份认识上大概是有一些偏差的。刘伯温虽被人们看成“谋臣”甚至“术士”，但他更自居为“儒者”，然而让他沮丧的是，朱元璋也更多愿意把他当成“谋臣”和“术士”。在一次谁是当今大儒的讨论中，朱元璋就曾经轻蔑地说，像宋濂、刘伯温这样的人哪配称“大儒”?
朱元璋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刘伯温为“儒者”?原因很简单，儒者都有“导君于正”的使命，真正的大儒，在传统观念中，应该是帝王师。做“帝王师”，这堪称千百年来中国文人的最高理想，刘伯温也不会例外。问题是，这种理想很多时候只是文人的一厢情愿。自信心太强的雄主们是不承认有什么“帝王师”的，否则那岂非意味着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人比他更高明吗?朱元璋是这样，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这样。一个迂腐的读书人尹嘉铨写了篇文章，其中引用了《汉书·张良传》中的一句话“学此则为帝者师矣。”虽然他一再说明“不敢以此自居”，却在一场文字狱中被乾隆抓住了把柄，乾隆愤愤地责问“你要做帝王师，那把我往哪儿摆?”这就是雄主们从心底里讨厌帝王师的关键要害了。乾隆还有一句痛斥纪晓岚时脱口而出的名言“朕以汝文学尚优，故使领四库书馆，实不过倡优畜之，汝何敢妄谈国事!”意思更为透彻，原来在帝王眼里，所谓国事其实不过是他家事、是他一人之事，文人之流，哪怕是名义上的老师，都不过是他养着好玩罢了。至此，“帝王师”这顶纸糊的桂冠被乾隆轻蔑地吹了口气便破碎了。
在现实的无情打击下，刘伯温的“儒者”、“帝王师”之梦最后破灭了没有?不知道。我们清楚的是，他临终前留下遗命，告诫子孙不得为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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