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功罪非议在：大清权臣李鸿章的愤懑与无奈

1895年的三月十四日，李鸿章等人迎着萧萧春雨，前往日本马关谈判和约。一路上，李鸿章愁怨满腹，快到马关的时候，他吟诗一首:“晚倾波涛离海岸，天风浩荡白鸥闲;舟人哪知伤心处，遥指前程是马关”。李鸿章还算是有点先见之明，马关果然是李鸿章一生中最为伤心的地方。在马关谈判的日子里，年事已高的李鸿章不但被伊藤博文百般羞辱和嘲弄，在谈判途中还曾被日本浪人小山丰太郎刺袭，脸上挨了一枪不说，差点就命丧东瀛。即使后来侥幸保全性命回来，李鸿章心里也很清楚，这个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旦签订，自己必然要背上千古之骂名，正如他自己所说，“七十老翁，蒙汉奸之恶名，几有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之势。”

甲午一事结束后，李鸿章便从权力的顶峰跌落下来，陷入了个人政治生涯的最低潮中。在搬到了贤良寺暂住的日子里，李鸿章说过这么几句话，抒发了他心中的愤懑:“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历史巨片《台湾1895》全景再现了晚清光绪年间的中法战争、甲午战争和反割台斗争等几个重大事件，而其中又以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最为令人痛心。甚至可以这么说，中华民族在甲午战败后5年的深重灾难都是来于这场战争的失败。战争失败的原因，已经有无数人说过这种各样的观点，而其中最简单的办法，也是最不公正甚至是无聊可笑的，莫过于把责任推到慈禧太后和李鸿章身上。指责一个替罪羊总是容易而且能够减轻心理上的压力，但对问题的解决于事无补。笔者倒是觉得李鸿章上面说的这句话颇值得玩味:“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酝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舰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复收。”

也许大多数国人不知道的是，在十九世界的70年代到90年代，也就是历史上所称的“同光中兴”时期，亦即为洋务运动的三十年，大清王朝从上到下，大多数人在这段时间都是感觉很良好的。洋务运动的开展，引进了西方的一些新东西如现代热兵器、轮船、电报等等，当时与西方大国的关系也比较良好，但在各国进取心如此之强的十九世纪，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大清王朝看起来很是一个繁荣的盛世，但它缺的却是一个考验。

目前国内的主流舆论，都认为甲午战争是洋务运动的一个大考验，战争的失败也就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由此引发了对国家体制的思考并激发了在最快的时间内让国家强大起来的迫切愿望，随后的戊戌变法便是这种观念的产物。不过，笔者倒认为，体制并不是近代中国落后的根本原因，因为在工业化进程没有完成之前谈论体制的变化无异于拔苗助长，不但不会给国家命运带来转机，反而会败坏先进体制的名声。要知道，没有坚实经济基础的理想主义只能给老百姓带来巨大的灾害。由此，笔者认为，过分拔高戊戌变法而刻意贬低洋务运动其实是一种历史的本末倒置，而作为洋务运动总设计师的李鸿章受到各种非议是不公正的。

就当时的权力结构而言，李鸿章是直隶总督兼任北洋大臣，他虽然是当时朝廷的第一重臣，却决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政府首脑(比如俾斯麦宰相或者伊藤博文总理之类)，这决定了他在洋务运动中无法放开手脚，因为各种反对力量如清流派及保守派，他们的力量同样强大。而当时的清廷本身就是一个各种权力纠葛的复合体，作为权力中枢掌控者的慈禧太后，她的经历和学识决定了她无进取之心的同时，却是极其擅长玩弄权力平衡的高手，这或许是李鸿章的时代悲剧所在。(在专制社会不变的情况下，缺乏进取心的君主显然是晚清最后几十年的软肋所在，这或许解释了日本能够更新而清朝深陷泥潭的原因所在)。

与大多数同僚相比，李鸿章的洋务观念和意识虽然已属超前，但从本质上来说，他还是一位传统型的官僚。在清廷当时的权力运作机制下，李鸿章既要发展洋务，又要明哲保身，他必须学会在各种力量间保持平衡，而不可能毫无顾忌的以洋为本。就这点而言，李鸿章相似于曾国藩而非袁世凯，袁世凯他没有传统的包袱，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在清末的新政中才搞得有声有色。

李鸿章搞北洋海军一败涂地，而他的接班人袁世凯却搞新式陆军一举成功，但这不能说袁世凯比李鸿章厉害，只能说他运气不太好，此乃是历史的悲剧和时代的残酷性所在。晚清的军队建设一直是极为敏感的问题，在剿灭了太平军和捻军后，由于担心清廷的猜忌，曾国藩刻意肢解湘军，而李鸿章的淮军虽得以保留，但他何尝不是深得座师的其中三味。正因为如此，那些由湘淮旧军改编的防军和练军，他们在甲午战争中干不过日本的近代陆军这是一件难以接受但却是极为正常的事情，因为从严格意义上来说，他们只能算是地方保安部队而不是专业的国防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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