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德皇帝为何要烤死自己亲叔叔杀他家满门
力摔皇帝，浴火赴死不偷生
朱高煦只身出城后，立即被城外的官军捆绑了押到朱瞻基军帐前，朱瞻基当即命扈从的御史于谦朗声宣读其罪状。这个于谦就是后来在明英宗“夺门之变”后被杀的那位兵部尚书、写过《石灰吟》的著名忠臣。据《明史·于谦传》记载，当时他“正词崭崭，声色震厉”使朱高煦“伏地战栗”(怕是被气得，而未必是被吓得)，而朱瞻基身边的文武群臣也纷纷“列奏其罪，请正典刑”，要求皇帝“大义灭亲”。据记载，这时跪在地上的朱高煦自己也说“臣罪万死，惟生杀在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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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或许朱瞻基认为就这样直接杀了只身受缚的亲叔父，未免不太合适，最终以“彼固不义，祖训于待亲藩自有成法”而回绝了群臣的鼓噪。朱瞻基一面让人将群臣告发朱高煦谋反的劾章给其看，一面令其写信，召诸子同归京师(这也说明朱高煦的儿子们当时并未集中于乐安，朝廷先前所掌握的朱高煦“立五军都督府：指挥王斌领前军，韦违左军，千户盛坚右军，知州朱烜后军。
诸子瞻垐、瞻域、瞻埣、瞻墿各监一军。高煦率中军，世子瞻垣居守”纯属虚妄之辞)。并遣其所亲信内侍回到汉王府，慰安宫眷。同时派锦衣卫逮捕了被指认为“同谋”的王斌、王彧、韦达、朱恒、钱巽等数十人。
或许是要在乐安等待将朱高煦已分封为济阳、临淄、昌乐、淄川、齐东等地郡王的儿子们一一抓来，朱瞻基及所率亲征大军又在这里停留了三天。在这三天里，一是安排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及御史给事中等安抚军民，收缴民间兵器。二是于八月二十二日，下令改乐安州为武定州。
三是在八月二十三日，以胜利平定了朱高煦的“反叛”，分派官员敕谕在北京居守的皇弟郑王瞻埈、襄王瞻墡代为祭告天地、宗庙、社稷，并分别奏报皇太后、告谕北京文武群臣，同时派员专程送信给自己的另一位叔叔赵王朱高燧，详细通报了自己讨伐朱高煦的原委及过程，并说明了自己对朱高煦“以亲亲之故，不忍弃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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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同宫眷居于北京，以全始终之恩”的处置方式。同日，下诏让各处动员之兵不必再前进，同时停止了为这次亲征提供保障的粮饷运输，派礼部官员先期出发告拜班师归程所过山川。
八月二十四日，在命阳武侯薛禄、尚书张本仍留武定州安抚军民，并设置武定守御千户所，调德州卫前所官军充实其兵员，强化了对乐安一带的守备之后，朱瞻基的征讨大军取道相对来程偏西的乐陵、东光方向，让太监“护送”着朱高煦父子和全部家眷，让锦衣卫官“械系”着所逮捕的所有“同逆者”紧随其后，一路浩浩荡荡踏上了班师归程。
当朱瞻基率领这支“胜利之师”离开乐安不远，未到乐陵黄家店时，久日不雨的天空竟然下起了滂沱大雨，迫使他不得不在这里停留两日。后又在献县单桥为是否转向彰德削除赵王斟酌两天。九月初六，车驾回到北京，朱瞻基就马上亲自祭告天地、宗庙，摆筵向社稷行谒谢礼。当他出御奉天门视朝时，刑部、都察院、大理寺暨文武廷臣再次劾奏朱高煦“谋危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
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宗社，大逆不道，宜正国典，以为乱臣贼子之戒”。朱瞻基仍以“国家待宗藩具有祖训，朕不敢违”为辞，下令工部专门在西安门内建造一馆室，用以囚禁朱高煦父子妻女。但当群臣复奏“叛逆之人不分首从，皆得处极刑”时，他就下令要从王斌、韦达、朱恒等人审讯出朱高煦谋反实情，依法处置。
仅仅过了三天，九月初九，就将作为朱高煦“逆党”的青州中护卫指挥王斌、乐安知州朱恒、乐安千户所千户盛坚，汉王府典仗侯海、长史钱巽、教授钱常、群牧所百户井盛等六十余人一并处决，只有汉王府长史李默以曾经“谏诤”而免死，被判流放口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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翌日，九月初十，又处决了同样被指为朱高煦“逆党”的山东都指挥使靳荣及其儿子靳义等。此后，因被卷入此案被杀的还有天津卫镇守都督佥事孙胜、青州左卫指挥史诚、河间卫镇抚温英、德州卫指挥郑兴、镇抚刘志等六百四十余人。连在锦衣卫大狱中被拷问至死的山西都指挥张杰、杨云也被“戮其尸”。其他因“知而故纵与藏匿叛人”被免死罪发配至边军者一千五百余人，被流放至边境为民者七百二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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