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汉武帝刘彻在军事扩张过程中用人的问题

首先介绍一下，让大家对汉武大帝有些认识。所谓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本文所要讲述的就是汉武大帝。汉武帝刘彻(前156年-前87年)，汉朝的第七位皇帝，政治家、战略家。刘彻是刘邦的重孙、汉景帝刘启的第十子。七岁时被册立为皇太子，十六岁登基，在位五十四年(前141年-前87年)，在位期间数次大破匈奴、吞并朝鲜、遣使出使西域。独尊儒术，首创年号。他开拓汉朝最大版图，功业辉煌。但是，汉武帝连年征战，耗尽了国库，导致民生凋敝，在位晚年发生农民暴动，并且在巫蛊案中冤杀无辜。公元前87年刘彻崩于五柞宫，享年70岁，庙号世宗，谥号孝武皇帝，葬于茂陵。

汉武帝开创了西汉王朝最鼎盛繁荣的时期，那一时期亦是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个发展高峰。他的雄才大略、文治武功，使汉朝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他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伟大的皇帝之一。此外，汉武帝是中国第一个使用年号的皇帝。其在位期间，曾用年号有：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元封、太初、天汉、太始、征和、后元。谥“孝武”，葬于茂陵。《汉书》评叙刘彻“雄才大略”，《谥法》说“威强睿德曰武”，就是说威严，坚强，明智，仁德叫武。在中国历史书内，“秦皇汉武”经常互相衔接。今天我们看他的历史，不能否定他是一个杰出而特殊的人物。他的功业，对中国历史进程和后来西汉王朝的发展影响深远。

有关汉武帝的查阅书籍主要有班固的汉书、司马迁的史记、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这三部著作都详细描写汉武大帝的生平。题目的主题规定了军事上的问题，那本文中就用3个人举例说明一下：卫青、霍去病、李广利。

卫青、霍去病知名度很高，卫青是皇帝的小舅子，卫青还是霍去病的舅舅，李广利是皇帝的大舅子。这三个人和皇帝的关系现在很明朗。皇帝想重用身边的人，这无可厚非，还想给这些人高官厚禄，富贵荣华，但是，皇帝的想法和心思是，希望他们通过军功来兑换他们的荣华富贵。(后附这三个人的信息)

卫青、和霍去病不负众望，屡立战功，证明了皇帝陛下的眼光是准的、是对的。但是问题出在了李广利的身上，这个人能力平庸，2次征战大宛，出战匈奴，效果平平。战争打的是经济，这个谁都知道，胜利了得到了预期想要得到的或者达到了想要达到的目的，要是失败了，损失是很巨大的。所以很多学者就说，向李广利这样的人，就可以直接封个侯爵，这样起码减少了国之损失。不是将军的料子还要去带兵，这不是儿戏么。

说到这里，不得不说一件大事，这件事情牵扯到了司马迁，就是“李陵事件”，李陵(前134年—前74年)，字少卿，汉族，陇西成纪(今甘肃静宁南)人。西汉将领，李广之孙。曾率军与匈奴作战，战败投降匈奴，汉朝夷其三族，致使其彻底与汉朝断绝关系。其一生充满国仇家恨的矛盾，因而对他的评价一直存在争议。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正当司马迁全身心地撰写史记之时，却遇上了飞来横祸，这就是李陵事件。

事件背景

这年夏天，武帝派自己宠妃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领兵讨伐匈奴，另派李广的孙子、别将李陵随从李广利押运辎重。李陵带领步卒五千人出居延，孤军深入浚稽山，与单于遭遇。匈奴以八万骑兵围攻李陵。经过八昼夜的战斗，李陵斩杀了一万多匈奴，但由于他得不到主力部队的后援，结果弹尽粮绝，不幸被俘，然后投降，司马迁为其说情，被判宫刑。

李陵兵败的消息传到长安后，武帝本希望他能战死，后听说他却投了降，愤怒万分，满朝文武官员察言观色，趋炎附势，几天前还纷纷称赞李陵的英勇，现在却附和汉武帝，指责李陵的罪过。汉武帝询问太史令司马迁的看法，司马迁一方面安慰武帝，一方面也痛恨那些见风使舵的大臣，尽力为李陵辩护。他认为李陵平时孝顺母亲，对朋友讲信义，对人谦虚礼让，对士兵有恩信，常常奋不顾身地急国家之所急，有国士的风范。

司马迁痛恨那些只知道保全自己和家人的大臣，他们如今见李陵出兵不利，就一味地落井下石，夸大其罪名。司马迁对汉武帝盛言：“陵事亲孝，与士信，常奋不顾身以殉国家之急。其素所畜积也，有国士之风。今举事一不幸，全躯保妻子之臣随而媒蘖其短，诚可痛也!且陵提步卒不满五千，深輮戎马之地，抑数万之师，虏救死扶伤不暇，悉举引弓之民共攻围之。

转斗千里，矢尽道穷，士张空拳，冒白刃，北首争死敌，得人之死力，虽古名将不过也。身虽陷败，然其所摧败亦足暴于天下。彼之不死，宜欲得当以报汉也。(李陵只率领五千步兵，深入匈奴，孤军奋战，杀伤了许多敌人，立下了赫赫功劳。在救兵不至、弹尽粮绝、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仍然奋勇杀敌。就是古代名将也不过如此。李陵自己虽陷于失败之中，而他杀伤匈奴之多，也足以显赫于天下了。他之所以不死，而是投降了匈奴，一定是想寻找适当的机会再报答汉室)”司马迁的意思似乎是二师将军李广利没有尽到他的责任。他的直言触怒了汉武帝，汉武帝认为他是在为李陵辩护，讽刺劳师远征、战败而归的李广利，于是下令将司马迁打入大牢。

司马迁被关进监狱以后，案子落到了当时名声很臭的酷吏杜周手中，杜周严刑审讯司马迁，司马迁忍受了各种肉体和精神上的残酷折磨。面对酷吏，他始终不屈服，也不认罪。司马迁在狱中反复不停地问自己这是我的罪吗?这是我的罪吗?我一个做臣子的，就不能发表点意见?不久，有传闻说李陵曾带匈奴兵攻打汉朝。汉武帝信以为真，便草率地处死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儿子。司马迁也因此事被判了死刑。

据汉朝的刑法，死刑有两种减免办法：一是拿五十万钱赎罪，二是受腐刑。司马迁官小家贫，当然拿不出这么多钱赎罪。腐刑既残酷地摧残人体和精神，也极大地侮辱人格。司马迁当然不愿意忍受这样的刑罚，悲痛欲绝的他甚至想到了自杀。可后来他想到，人总有一死，但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死的轻重意义是不同的。他觉得自己如果就这样伏法而死，就像牛身上少了一根毛，是毫无价值的。他想到了孔子、屈原、左丘明和孙膑等人，想到了他们所受的屈辱以及所取得的骄人成果。司马迁顿时觉得自己浑身充满了力气，他毅然选择了腐刑。面对最残酷的刑罚，司马迁痛苦到了极点，但他此时没有怨恨，也没有害怕。他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把史记写完，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正因为还没有完成史记，他才忍辱负重地活了下来。

这一事件对司马迁影响非常之大。首先，身份另类。司马迁原来的身份本来是中央政府的一个官吏，接受宫刑了以后，他成了一个不是太监的太监了，这个对于司马迁来讲打击太大，因为他的身份变了。首先，成了一个男人的另类，他不是男人。第二，他成了一个士大夫的另类，他不可能被士大夫的阶层所接受。第三，他成了一个文化人的另类，也就是说司马迁本来是个文化人，是一个士大夫，是一个读书人。但是现在，他原来所归属的群体把他开除了，不承认他是男人，不承认他是文化人，不承认他是士大夫。第二点，终生羞辱。司马迁在谈到自己接受宫刑痛苦的时候，说过几句非常沉痛的话。他说，行莫丑于辱先，而诟莫大于宫刑。说一个人活在世上，你做的最大的错事，莫过于侮辱了你的祖宗。说一个人在社会上生活，你被人指责的最大的过失，莫过于你接受了宫刑。

所以司马迁后来谈到，他在一篇很有名的书信，叫做《报任安书》，也叫做《报任少卿书》，在这个书信中间谈到他接受宫刑以后的那个痛苦。他说是“肠一日而九回”，说肠子一天不知道要转动多少次。“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他说坐到家里头，就精神恍惚，出去以后，不知道往哪里去。“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一想起接受宫刑的痛苦，脊背上的冷汗马上就渗出来，把他的衣服，后背的衣服全部给浸湿了，湿透了。所以他觉得接受宫刑以后，这个耻辱和他的生命是相伴的。所以司马迁感到这个耻辱是太大了。第三点，才命相违。

司马迁是一个很有才能的人，但是李陵之祸的这个命运，让他的才和他自己的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所以他说他自己啊，即使才怀随和，行若由夷，就是说我怀着像和氏璧，像随侯珠，那样的才能，我即使像古代的那个贤人许由、伯夷，那么高洁的高士，但是别人看我怎么样呢?把我看得一钱不值。“终不可以为荣”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因为人他是一种社会性的动物，人的社会性是人区别于动物的一个根本的区别。作为一个社会性的人，他必须要得到社会的承认。司马迁接受宫刑后，最大的一点就是他不被这个社会所承认。所以司马迁保全自己生命的代价，是付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尊严，这是一个惨痛的代价。所以接受宫刑以后，作为男人的司马迁死掉了，作为一个封建士大夫的司马迁也死掉了，但是在《史记》中间激扬文字的那个太史公却获得了新生。

这就是司马迁一个历史性的转变。在接受了精神与身体的双重折磨以后，即将迈入知天命之年的司马迁，对人生，对社会有了新的认识。接受宫刑以后，司马迁被迫从一个被人们看不起的社会最底层的那个社会身份去看待人，看待人生，看待历史，改变了司马迁的生死观，他充分地肯定了人们追求富有的正当性。“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司马迁在狱中针对李陵事件的描述很简短，关于李陵投降匈奴和家人的死，都没有正面描写，反而是汉书和资治通鉴给出了证明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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