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交了哪些税？
交税是每个人都会遇到的事情。很多时候，即使我们买了东西，其实也是在不知不觉中交税的。有人算过一个人一生要交多少税。虽然不一定适用于所有人，但确实说明了我们在纳税的事实。其实古代人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也需要交税。但是，古代人的税是什么税，他们
是怎么纳税的？
对李世民来说，唐高祖和他孙子的皇后的死是情感上的痛苦。但是从权力的角度来看，实际上消除了两个潜在的制约因素。
自李渊去世那年(625年)起，一系列重要的法律法规相继颁布，包括“折府”、“贞观法”、“新礼”等制度。官兵制度和贞观法出台较早。在此，我想简单介绍一下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另一件大事——税收。
李渊时期，定了一个“租租调整制”的规矩。它本质上是人头税: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每年支付多少食物和衣服，出差多少天，都有固定的标准。经历了这一切之后会没事吗？其他人有一些负担。
第一种叫做‘家庭税’。顾名思义，家庭税是以家庭为单位征收的，收税的依据是家庭财产，或者说白了就是土地。家里有多少亩好田，多少亩差田，多少亩枣园，根据产值换算出一个总数，根据这个总数确定税收水平。唐高祖当时比较单纯，所以分为三个层次。此时的李世民，人们已经开垦土地，恢复生产，户数也逐渐增多。贞观九年(635)，“设天下三等户，定为九等”。因为三等太厚，他们被当作九等征税。具体税值，四千到五百(一千文是一两银子)，差不多就是现在的一千多到一万多，算是一笔不大不小的支出。
第二种叫做‘仓库税’。易仓不是什么新鲜事。李渊时期称为‘社仓’，一般称为‘长仓’，意为国家物资储备。粮食丰收，粮价下跌，国家按保护价收购；歉收时粮价上涨，国家以保证底价卖给大家，起到调节粮价、缓解饥荒的作用。它已经存在好几代了。
仓库有两种操作模式。一个是国库出钱，一个是老百姓每年出钱。两种本质差不多，因为国库的钱也是老百姓收的。汉代国家多买，隋唐则实行征收制度。
唐高祖的形势尚不明朗。李世民上台后，义仓的建设更加规范。最早提出这件事的是戴周。他打了报告，说现在国库空空。我攒下的那一点点家当，只能勉强维持日常运转。如果出现紧急情况，政府会非常被动。建议仓库一般为其建造。李世民看了报告后说:这是好事，但不要让它成为人民的负担。请有关部门讨论一下。报告转到财政部，大臣(户部大臣)组织人员研究，拟定了一个方案:‘亩产两升。存放在县城里，以备来年不测。“一是随田征收，相当于地税；二是税率每亩两升，差不多两斤半粮食；第三，全国铺开，各县市都要建立储备。
与“租一个平庸的”相比，家庭税和仓库税不是“正供给”，而应该属于一种“小税”。但几年后，它们发展成了决定性的税收，一举吞噬了‘租金平庸’，成为国家的‘正供给’。
自贞观十年长孙皇后去世后，李世民一直没有新的皇后。贞观十一年(637)，一个14岁的少女进入后宫，被封为‘才子’(皇后以下，是公主、棺材、美女、才子)。小女孩的名字叫武则天。武才人在宫里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注意，她的戏直到二十年后才正式上演。
李世民大刀阔斧地修改了一些规章制度，在国外总是打胜仗，大概是对自己满意了，又再次着手搞冥想。但在这种情况下，上帝不知何故只是丢了脸。说到闭关禅，不是这个灾难，就是那个灾难。年初刚学完禅礼。今年4月，一场地震推倒了甘源寺庙前的一棵槐树。7月份，更是雪上加霜。洛阳发生水灾，淹了皇宫。6000多人淹死了。就算祥瑞没有，灾难还是那么多。这时，魏徵同志又来凑热闹了，频频报告皇帝要从头到尾干完，居安思危！李世民在上一次冥想中没有为他而战，所以这次我会忘记这件事。
此时马周还是州监委(御史台)主任，作报告，更不礼貌。一是说现在人民负担太重，怨气很大；二是国家刚刚复苏，经不起折腾。这个时候，铺张浪费就会产生严重的后果。他还打了个比方，说汉武帝喜出望外。好在是在“文景之治”之后，国家积累了元气。假设汉武帝是汉高祖刘邦的接班人，国家就要被搞垮。李世民只是给老爹起了个庙名‘高祖’。这是什么意思？
贞观十二年，李世民升任太爷，大摆筵席。在宴会上问魏徵:"你觉得我最近的工作怎么样？"
魏徵给了他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就名气和功德来说，比当初好太多了。如果要说服人，恐怕不如当时"
"野草更旺，大家也要更服气。为什么没有当时好？"
"可能有点自负。骄傲使人落后。"
"为什么我感觉不到？举个例子吧。"
魏徵给他举了个例子:陛下起初怕没人出主意，孙第一个出主意，赏了他一座庄园；后来能够正常听取意见，比如戴舟对案件判决的质疑，欣然采纳；最近变得不愿意接受意见了。前段时间，黄德深写了一封反对修建洛阳宫的信。陛下差点想收拾他，但他听了我的建议后勉强接受了。这不是骄傲。这是什么？
再说几句皇甫德申吧。这家伙不仅仅是反对建造洛阳宫殿。他一个小小的副县长(中牟县丞)向皇帝做了报告，一口气批评了三件事:第一，修洛阳宫是浪费人和钱；二是收地租(应该不是税收‘租金’中的租金，可能指仓库租金)，属于搜括人；第三，社会上流行一些奇形怪状的发型，都是皇亲国戚带来的坏头。(‘洛阳宫，劳役；收地租，收得厚；风俗之高，盖过皇宫。”)李世民看到这个报道，气不打一处来。对方说:"我觉得这个皇甫德山，政府最好不要派一个人，收一桶米。只有我宫里的这些女人都剃了光头，他才能满意！"我准备以诽谤罪惩罚他('我要以诽谤罪对待他。')
这时，魏徵出来劝皇甫德山不懂事，但底下人出谋划策，没有把话说得更激烈。上面的人恐怕一点都不认真。他的话虽然狂妄，陛下听听得见的部分，也就过去了。(‘自古书不渴，触不到主心。所谓疯子的话，圣人选择怎么做，只有陛下自己能判断！”)李世民想想，还是做个圣人吧，不但没治好皇甫德申的罪，还给了他奖金和升职。所谓不愿听意见，指的就是这件事。
一个国家做得好是好事，但如果自满，必然会变成坏事。李世民当了一等皇帝，立了多少功劳都是其次——历史上还有比他更大的功绩，比如不久之后的唐玄宗。但能一直坚持下去的，是极其难得的。有上帝的敲打，有敢说话的直臣，更重要的是能听进去，这样最后才能有那个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