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官员为什么很穷？京官穷到早晚只能吃馒头(清朝京城官员)
古代科举普及后，读书成为古人改变生活的新方式。对于穷人家的孩子来说，做官不仅可以获得权利和财富，还可以给祖先带来荣誉。然而到了清朝，官员的待遇就没那么乐观了。有些小官很穷，甚至每天都要吃馒头，生活非常艰难。为什么清朝的官员那么穷？这也和当时
清朝实行的俸禄机制有关。国库收入非常紧张，官员们的日子自然不好过。
康熙八年(1669年)，监工赵静告诉康熙，京官的俸禄太低，抱怨这点俸禄连温饱都维持不了，但由于国库没钱，没有被康熙采纳。
雍正继位后，采取了羡归公的政策，改革俸禄机制，增加养老基金，但基本上是针对地方长官和其他高级官员。与外国官员相比，北京官员的工资收入虽然在雍正三年有所增加，但总体上未能明显改善。比如六部堂官来"但是，该部衙门的所有编外官员和候补官员都不能享受这种待遇。从这个对比可以看出，北京官员的名义收入是不能和外地官员相比的。一个七品县令的收入在1000两以上，而北京同级官员的收入不到100两，这种状况一直到清末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改变。晚清著名学者李慈铭在北京做官时，经常揭不开锅"最近好尴尬，都快点不着火了。"李慈铭日记
李慈铭的情况在当时具有普遍性，甚至因为贫穷，一些北京官员因长期挨饿而营养不良，而"人家有菜"。许多北京官员的贫穷成为许多人嘲笑的对象。当时有四首打油诗来嘲讽这一点:"轿子破帘马破鞍，白发难收。粪车当道，路过，是当朝一等官。"
虽然穷，但最可怕的是作为翰林的官员，他宁愿饿死也不愿摆排场。出行要坐轿子，在家要受奴役，更要迎送。但是，由于你负担不起，在别无选择只能借贷的情况下，只能逐步废除。当时有一首诗生动地记录了这样一个场景:"先运车马，再裁人，裁两银子给我们主子。只有两顿饭不能切，典当一次就疼。"不仅如此，
京官还是要保持各种与身份相称的社交，比如去看歌剧，参加宴会。据一些学者粗略统计，京官一个月的工资相当于人民币，2000多元，对于庞大的开支来说是杯水车薪。清代北京官员的生活
北京官员李希斌是河北人。因为他几乎没有外国官员，所以他经常抱怨说:"我家平时不做饭。四个人上上下下。早上，他们花一美元买开水。早晚四个人吃四斤馒头，外加一些洋葱酱配菜。"北京官员的贫穷可想而知。
既然你这么穷，作为北京官员怎么维持正常生活？主要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借钱，一个是眼巴巴地盼着外国官员送各种"To"为此我不得不和当地官员交朋友，希望能给一点赞助。于是就出现了一个现象。北京官员到处打听地方官员进京的消息。他们一旦确认了，就立刻争先恐后地告诉对方，蜂拥而至。有人说是"这是一个超过一百年的故事。。
清代笔记《平埔族遗》记载:京官上戏院，习以为常。如果他们不参加，不回邀，以后就不会被纳入阵营，也不会长期遵循这个官方规则"Trick"那这辈子就别想再当官了。这些社交活动在当时是必要的。政治投入"。
有意思的是，中兴名臣曾国藩也只是从一个穷京官做起。作为一个从湖南山区走出来的年轻人，《西游记》是一部典型的"北漂"成为京官后，他经常担心缺钱，甚至因为穷，被手下解雇。被他的诗气坏了的曾国藩无可奈何。
道光二十一年，年底新人抵京，曾国藩在湖南老家处处"华远"钱基本花光了，还得借五十两银子才勉强过年。此后债务逐渐达到1000多两。在长期的经济压力下，连做梦的时候，曾国藩都梦见别人得到金钱的羡慕:"昨天听说人家很恭敬，心里很感动。昨晚，梦者受益，我很羡慕。"然后我必须检查这个"兴趣之心"。曾国藩日记
因为缺钱，远在北京的曾国藩想回老家探亲，但因为没有路费，只好作罢:"在梦里，我总是想念班上的老人"、
"从去年开始，我每天都想回省里。在北京欠了近1200的债，回家需要几百块钱。对此很难做任何事情。"此时的曾国藩已经成为清朝的副省级官员，却因为没有路费而不能回家，实在让人感到为难。
与李慈明、刘光第相比，京官曾国藩不是最差的，晚清最穷最差的京官就属刘光第了。有多穷？就算住不起北京的房子，也要留在北京"五环"一座破旧的房子建在郊区，并用栅栏隔开。因为家里请不起老师，他就自学。如果客人来了，他只能卖一点白酒，煮芋头和小麦招待客人。刘光弟自己十年都买不起一套西装。"一袍十年不易。"他的妻儿衣衫褴褛，与沿街乞讨者无异。刘光弟甚至每天步行十公里去上班，是最穷的北京官员之一。
虽然这些只是表面的，但是可以从根本上找出一些原因。
追溯到乾隆时期，一直自认为盛世的乾隆时期，对于北京官员来说并不容易。当时的吏部高官陈鸿谋，不贪不贪，家里缺钱的时候就需要卖掉朝廷给的人参补贴家用。从俸禄来看，从乾隆时期到清末，俸禄制度大致相同，但物价水平不断上涨。清乾隆元年至光绪十年期间，白银的购买力大约低了三倍。在银价上涨的时候，以白银为主要货币手段的北京官员再次受到这种冲击，使得本来就不高的俸禄雪上加霜。
造成清朝进一步腐败的问题是，贫穷的北京官员一旦得到释放地方官员或考官的机会，就立即翻案，甚至加紧搜贪，以偿还以前的"可怜的仇恨"。为了进一步保住官位，而上下勾肩搭背，只为当官发财。被称为三朝元老的曹真勇，把这种做官的套路发挥到了极致。
《洁净室史》记录了曹振勇的一段生动经历:"想当官，首先要有国内的帮助和贿赂，尤其不能小气。态度要极其圆滑，不能承担事情的责任。凡事都要认真，不能有立功之心，也不能有自忠之心。当你遇到困难时，你可以用诡计来逃避。最重要的是“死缘”二字。不要胡说八道..."三朝无为宰相曹真勇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清朝官员的整体官风，在历史格局下，也让更多人围绕制度建设借鉴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