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戒体文”出现的历史由来

中华民族是一个家族观念非常强的民族，在儒家文化的熏陶下，家和国的概念已非常笼统，家齐则国治。家在古代人们的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人们的恋家之情是多方面的。

家族观念

秦国商鞅变法使得传统的宗法血缘关系遭到削弱。西汉王朝建立以后，吸取秦灭亡的教训，宗族及宗法血缘关系得到了强化。早在西汉前期，孝惠帝与吕后就曾先后下诏，褒扬“孝弟力田”者。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汉王朝更是着力倡导君臣上下、父子六亲各得其宜的统治秩序，这种倡导一直贯穿于整个两汉社会。东汉白虎观会议后成书的《白虎通义》，对这一理论进行了系统的阐述与发展，它强调宗法关系的合理性，认为：宗者，何谓也?宗者，尊也。为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和基石，作为对社会管理的有力补充，家庭成员之间的和睦相处。两汉南北朝时期，门第观念在社会上根深蒂固，家族对于个人的发展具有前所未有的重要性。为了共同的家族利益，就必须保证家族成员之间和睦相处。

戒文创作的一个重要目的，在于家庭、家族的团结和睦，这也是戒文的核心内容之一。所谓“和睦”，涉及到多种关系，包括父母与子女、兄弟姐妹、夫妻、伯叔妯娌等等的人伦关系，在更广阔的层面上，也包括君臣之间、国家与家庭之间的关系。戒体文中也有不少这方面的内容，如向朗《遗言戒子》主张“惟和为贵”;杨椿《诫子孙》以“同盘而食”、“世不异居异财”的家族传统告诫子孙团结和睦。

下面我们看戒体文中家族观念的具体表现：

“从官僚体系中派生出来的世家大族和从商人方面转化而成的地方豪强，他们都带着特别浓厚的父家长色彩，这是不难理解的。由于中国国家形态的比较早熟，在社会制度上，氏族残余也长期严重遗留，因此秦、汉以来的小农农村，虽然在农村公社井田和书社已经崩溃以后。

但也还依然以氏族为纽带而巩固结合起来，人们都是聚族以居的。”的确，在古代农耕社会，具有血缘亲情的亲属之间的分工协作是保证生产得以正常运行所必需的条件，稳固的血缘家庭意味着正常的生产秩序，意味着社会的稳定。

“齐家”的根本目标就是要家庭成员认同和遵从以家长权威为核心的家庭秩序，由此，孝悌之道便成为古代家庭教育最基本的教育内容。汉代确立了《孝经》的经‘学地位，并将《孝经》列为全国各级学校的必读书自和基本教材，大力推行《孝经》教育。

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所滋生的一切伦理道德中，孝道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伦理道德之一。“夫妻敬爱”、“兄友弟恭”、“父慈子孝”的一类词句在这一时期的家训文献中随处可见。除了家长要求子孙能秉承儒家伦理，讲求孝悌外，政府也不遗余力地表彰孝悌之士，这对“孝”的推广起了很大作用。

除了对民间“孝悌力田”进行大加褒扬，政府在选举官吏时也特别注重孝廉之科与至孝之科。郡国察孝廉，始于汉武帝元光元年，到东汉盛行起来，成为进入仕途的重要途径。选官必择有“孝悌公廉”之行的人，由此，当时的地方官吏把教化民众，举孝子、顺孙、悌弟、慈兄作为主要政绩之一。

戒体文中表现孝悌之道的不少，如王权《家诫》。王昶的家戒中，讲明“孝敬仁义”是“百行之首，行之而立，身之本也”，正是前面讲过的“孝”是“仁之本”的具体应用。能做到“孝敬”就会使“宗族安”，而这种发自内心的“孝”，自然会使人获得声名。同时作者批评了那种背本逐末的风气：陷于浮华和交结朋党。

他告诫子孙不能因为贪图一时之誉和眼前之利而像那些“循覆车滋众，逐末弥甚”的人那样。再如孝文帝《戒上骨侯赞》，孝文帝希望上古侯能宣扬孝道，从而使得辖区内礼义大备、民风淳朴;如果有不遵从孝道的人，则采取一定的惩罚措施：“比其门标，以刻其柱”。

在家诫作品中，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就是“孝重于忠”。唐长孺先生指出：“自晋以后，门阀制度的确立，促使孝道的实践在社会上具有更大的经济上与政治上的作用，因此亲先于君，孝先于忠的观念得以形成。

同时，现实的政治也加强了，并且发展了这种观点，我们知道建立晋室的司马氏是河内的儒学大族，其夺取政权却与儒家的传统道德不符，在‘忠的方面己无从谈起，只能提倡孝道以掩饰己身的行为，而孝道的提倡也正是所有的大族为了维护本身利益所必需的，因此从晋以后王朝更迭，门阀不衰的状态，后人每加讥议，然而在当时，这一些统治者却另有理论根据作为他们安身立命的导。

以一个标榜儒学统治的人一旦取得统治权必然要提倡儒家的名教，但名教之本应该是忠孝二事，而忠君之义在晋初一方面统治者自己说不出口，另一方面他们要扫除那些忠于魏室的人，在这里很自然的只有提倡孝道，以之掩护自身在儒家伦理上的缺点。”“孝重于忠”的观念成为魏晋南北朝士人的普遍观念。

“重孝不重忠”一方面与门阀士族制度的确立有关，六朝时代世局动荡多变，世族也只有“奉亲思孝”、“止知有家”方能保持门第地位的稳定与延续;另一方面则源于当时朝代更替频繁的政治背景，统治者自己历仕两朝或数朝，故无从言忠。

那么能否由魏晋南北朝社会“孝重于忠”就断言这是魏晋南北朝家诫的特点呢?其实不然。魏晋南北朝家诫中确实体现了“孝重于忠”的倾向，但这却是家诫作品的一个通用特征，即使在汉唐宋明这些一统局面下“忠大于孝”的时代，家诫作品也侧重阐述“孝”而少言及“忠”，这是和家诫的文体功能联系在一起的。

扬名显亲

“孝悌之道”是古代家庭教育中的重要内容，但并不是全部，家庭观念的培养不仅要求子孙服从家长权威并认同家族制度，更重要的是教育子孙树立起扬名显亲、振兴家门的意识，晚辈能在遵从血缘宗法制度的前提下自强自立、光宗耀祖才是“孝悌之德”的终极意义。

也就是说，家族观念并不仅仅是延续香火，更重要的是把个人兴衰与家族荣辱联系起来。孔子指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所谓“扬名显亲，孝之至也”，实质上是封建士大夫对家门兴衰的忧患意识。

在古代，门第出身是安身立命的重要保证，败坏门第的行为是被严厉禁止和防范的，翻开古代众多的家训、家诫中教育子孙扬名显亲的文章很多。在中国古人的意识中，始终有一种“永怀祖德”的精神：“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郊之祭也，大报本反始也”，慎终追远，这甚至己经成为了一种宗教信仰。

家国情怀和忧患意识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民族固有的精神情感，这在《诗经》中已经表现得非常突出：有对国家命运、百姓疾苦的忧患，有对奸邪当道、社会不公的忧患，有对繁重徭役、兵役的忧患，《诗经》因此奠定了我国文学忧患意识的优良传统。作为一种实用性文体，戒体文中也包含了这种情感。

最为明显的是戒帝王的一类，臣子“冒天下之大不韪”对主上进行劝谏，大多是因为忧心国事。王吉《奏书戒昌邑王》旨在劝谏新皇如何为政;匡衡《上疏戒妃匹劝经学威仪之则》希望统治者戒声色、学经伦;陆抗《戒动师旅疏》是对当时军事政策的反对……凡此种种，都是对国家社稷的一篇赤诚之心。

还有一类是帝王家戒，相对于其他家族，帝王之家在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对子孙的训诫和教育。对统治者来说，他们不希望无上的权利被他人篡夺，不希望自己的子孙从人上人变成阶下囚。从留传下来的作品看，帝王戒文的根本目的，是“大业永固”，让一家一姓的王朝永远存在下去。尽管其目的是维持王朝的统治，但在具体内容上也包含加强自身道德修养、学会做人做事、掌握驭国治国之道等积极向上的教育理念。

结语

“礼贤下士”是周公家训的主要观点之一，对后世影响很大。明太祖曾对礼部臣僚们说，拥有天下的人好比建筑一座大厦，要汇聚材料才能建成，天下也不是一个人就能治理好的，要有贤能之士的辅助。一个优秀的统治者应该善于用人，正如周文王之于姜太公、刘备之于诸葛亮，能抓住治理国家的贤才才能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一个人能否成就帝王之业，关键在于他如何招揽和使用人才。翻检帝王的家戒文，他们从不同层面向子孙传授用人之术。汉高祖刘邦要求太子及其他皇子对年长于自己的人都要尊韋，这不但培养了皇子们谦让有礼的性格，而且在全社会形成了尊老爱贤的良好风气。曹操在《诸儿令》中提出唯才是举、任人唯贤、决不任人唯亲的用人观点，表现了对人才的重视与渴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