察举制选拔的重点是什么?察举制弊端在哪里?

察举制内涵是什么

汉代察举制度，严格地说是从文帝开始，他下诏要求“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并且定下了以“对策”为形式的考试和等第。武帝时察举制达到完备，各种规定相继推出。其后，各种科目不断充实，特别是有了统一的选才标准和考试办法。

德行为先

考试是汉代察举制度的重要环节。被举者经考试后，由政府量才录用，这样既保证了选才标准能贯彻实行，选出真正的人才，还能保证竞争的相对公平，令下层人士有进入国家管理层的可能。随着考试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到隋唐以后更发展成科举制度，这一制度实行了1300年之久，成为中国重要的选官制度。

汉代察举的科目，是由少到多不断增加的，增加科目尤其以特科为多，是根据对专门人才的需要而设立。这些科目，划一由皇帝确定。按照举期分类，察举的科目可分为常科，即岁科，与特科两大类。岁科有孝廉、茂才、察廉、光禄四行；特科又分为常见特科和一般特科。

在上述科目中，以岁科为先，其中又以孝廉一科为最重要。特科中则以贤良方正为最重要。汉文帝在位期间，要求举贤良方正，汉武帝时期要求举孝廉，这都是察举史上的标志性事件。

如果按照四科标准分类，以“德”为主的有孝廉、孝廉方正、至孝、敦厚等科；以“文法”为主的有明法科；以“才能”为主的有尤异、治剧、勇猛知兵法、明阴阳灾异、有道等科。但所有的科目，都以“德行”为先，在学问上则以“儒学”为主。

察举制选拔的重点

汉代实行以孝治天下，极力提倡孝道观念，这一点从其推行的政令中得到了明显的体现，其中最为重要的官员选拔就是秉承了这一特点。

以孝治天下

察举制中以察举孝廉为主，在众多科目中占据主流，这也是士人踏入仕途的必经之路。当时的汉代统治者认为，孝与廉是相互并行的两种传统道德品行，孝是廉的根本，只有在家中孝敬父母，与父子兄弟互相关爱，入朝为官后才能体恤百姓，尽忠君主，因此孝是廉吏的基本前提。

两汉时期，朝廷对举荐孝悌力田是十分重视的，《汉书》中记载，“举民孝悌力田者复其身。”意思就是政府让地方奖赏子孙孝敬父母、弟弟又顺从兄长同时躬耕于农田的农民，免除其劳役。少帝元年，特设置孝悌力田二千石者一人，这种官爵位份颇高，其职责就是劝历天下，敦行务本。

西汉政府极力宣扬孝的精神，并通过察举的形式使社会中行孝之人得到实惠，通过行孝可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就使得民间孝的观念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使民间父子兄弟互相关爱，保障了社会的稳定。

察举制是在汉代集权制的国家中产生，是服务于君主专制的政治产物，但同时为汉王朝选拔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人才，有效充实和加强了中央和地方的封建统治机构，对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察举制的弊端

两汉时期，举贤思想很好地付诸实践，形成了系统化的察举选官制度。在汉武帝的大力提倡下，察举制逐步确立和发展，成为汉代选拔官员的主要方式，当时更是出现了“群士慕向，异人并出”的文化思想盛世局面。

汉代绘画

但凡事都有利弊，察举制虽然在当时的官制发展的进程中有着一定程度上的进步意义，但也被封建社会的弊病所限制，因而其本身包含了利弊两方面。

一、在察举制下，虽然察举制科目众多，但天下之大，贤人众多，朝廷的耳目有限，仍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贤才被埋没在乡村野氓中，终其一生都未得重用，造成了人才的流逝与浪费。更为严重的是，众多贤能不及之人，通过投机倒把的途经，贿赂或者攀附关系使自己成为被察举的对象，而这一类人，因私情走上仕途，必定对其察举者抱有伯乐之恩，并为之效命，如此地方势力便会形成宗派行为，成为虎踞一盘的地方集团。

二、察举制最为重要的标准是以贤德作为最高标准的，但这并非是具体化的表现，不易作出明确的判断。人的道德品质须通过对其言行的长期考察才能得出比较客观的评价，而且所观察到的言行也有可能是表面功夫，实则暗藏祸心，抑或是在今后走上仕途的道路中意志不够坚定，沽名钓誉，同流合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三、察举制的广泛推行，在地方出现了评议之风，市井之人对他人妄加评论，清议之士好品评藏否人物，不重实际，空发议论。这类清议现象到了魏晋时期尤为严重，清议名士中有许多都是“刻情修客，依倚道艺，以就声价”者，清议成了这些伪君子攫取名利、捞取政治好处的资本。

四、察举制在其后期，弊端愈演愈烈。任人唯亲、唯财、唯势，权门势家把持察举的结果，令流弊百出，察举制度的根本缺陷暴露无遗。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作者是阎步克，历史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教授，他主要专业方向为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和政治文化史。

《察举制度变迁史稿》封面图

阎步克从察举制八百年来的历史变迁历程为角度，深刻剖析了自两汉以来直至隋唐时期演变为科举制的选官制度的封建政体。《察举制度变迁史稿》的研究对象为成立于汉，并最终在隋唐演变为科举制的察举选官制度的七八百年变迁历程，书中把官僚制理性行政、帝国政体下的特权分配与权利斗争，以及作为帝国官僚来源的知识群体的动态，作为制约察举制变迁的三个主要动因。由此出发，对大量相关史料进行了考订梳理，在此基础上，对察举制中的“以德取人”、“以能取人”、“以文取人”及“以名取人”、“以族取人”因素的表现形式、相互关系及变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精到阐述。

该书对察举制的产生、发展和向科举制的演变，提供了一个独具特色的解释。阎先生在书中旁征博引，其阅读量之大，考证之细致，方法之精妙，着实是一部历史巨作。这本书和其另一部著作《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一样，都用了功能结构主义的分析方法来看待古代中国的官僚制，大概就是“用了西方的方法论来解读中国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