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夏商周政治制度特点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夏确立了王位继承制度.设置了官吏.建立了军队.制定了刑法.商朝是奴隶制社会发展的时期.臻于完备的国家机构.大而精美的青铜器.相当成熟的甲骨文字.宏大豪华的宫殿建筑.说明商朝的奴隶制文明发展到了较高程度!西周是奴隶社会进一步发展的时期.建立了庞大而完备的国家机构.扩充了军队.确立和完善了包括分封制,宗法制,井田制及刑罚礼乐制度在内的一套完整政治制度.农业,手工业比商朝有了明显进步!

从楚庄王时代到楚悼王时代，人们对礼乐文化的态度有了什么变化

礼乐的产生关于礼乐的产生，已知的文献中有各种说法，如礼乐本于神说：《大戴礼记曾子天圆》说,神者品“品物之本，礼乐之祖……”；如礼本天地人的统一和秩序说：《左传昭公二十五年》上子产说，“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还有礼根于人类自身繁衍延续的欲望说：“孝，礼之始也”[1]“夫礼，始于冠，本于昏”[2]。楚简《性自命出》提出了“礼作于情，或兴之也”[3]。这一提法在先秦及后儒中是罕见的，而在楚简中却屡见，如《语丛一》上有“礼，因人之情而为之”[4]，《语丛二》上有“情生于性，礼生于情，严生于礼……”礼乐生于人情这一命题颇具人文精神，在那个思想自由的时代，无疑是一曲人性解放的欢歌。类似的说法在别处还可以见到，如《礼记坊记》上有“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史记礼书》上有“观三代损益，乃知缘人情而制礼，依人性而作议，……礼者，人道之极也。”礼乐文化的基本特征礼乐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祖先进入文明社会的独特创造，到西周鼎盛时已有极其繁多的仪节格式，《礼记礼器》有“经礼三百，曲礼三千”之说。这些仪节格式的基本特征就是恭敬。《左传僖公十一年》上说：“敬，礼之舆也，不敬则礼不行。”《孔子集语劝学》引《尚书大传略》说：“子曰：……不敬无礼，无礼不立”。《管子五辅》上说：“夫人必知礼，然后恭敬，恭敬然后尊让，尊让然后少长贵贱不相逾越。”可见，恭敬作为礼的基本特征，是先秦儒家乃至以外的其它学派都公认的，楚简也不例外。《五行》上有“安而敬之，礼也”，“行而敬之，礼也”，“恭而博交，礼也，”[5]；《性自命出》中有“宾客之礼必有夫斋斋之容，祭祀之礼必有夫斋斋之敬，居丧之礼必有夫恋恋之哀”[6]；《语丛一》上有“礼生于庄”[7]。以上这些都清楚地表明了礼的恭敬、庄敬的特征。至于“乐”，其基本特征是“和”。“和”本来是指音素上的和谐关系。《老子第二章》：“音声相和”。《荀子乐论》《礼记乐记》：“乐也者，和之不可变老也。”“乐者，审一以定和也。”“乐者敦和”“乐者，天地之和。”这表明，和就是乐的基本特征。这说明，音乐上的“和”逐渐演变出与“礼”相配合，起辅助作用的、用以和谐各种礼义关系的一个概念。如《尚书虞典》有“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指人与神灵的沟通、和谐。《国语周语下》有“乐从和，和从平。声以和乐，律以平声。”“于是乎气无滞阴，亦无散阳，阴阳序次，风雨时至，嘉生繁祉，人民和利，物备而和成，上下不罢。”这是人与自然的和谐。《礼记乐记》上有“是故先王本之情性，稽之度数，制之礼义，合生气之和，道五常之行，使之阳而不散，阴而不密，刚气不怒，柔气不慑，四畅交于中，而发作于外，皆安其位而不相夺也。然后立之学等，广其节奏，省其文采，以绳德厚，律小大之称，比终始之序，以象事行，使亲疏贵贱长幼男女之理，皆形见于乐。故曰‘乐观（即观乐之精义作者注）其深矣。’”这是人际关系的和谐。楚简中也有类似的话，如《五行》有“和则乐”，“和则同，同则善”[8]。《尊德义》有“治乐和哀，民不可惑也。反之此，往矣。”[9]由这里可以看出，和谐乃同，同则一致。因音乐可以和谐感情，使人际关系融洽，使人在行为上向善。甚至对于人感情中的哀悲之情，也可以通过音乐得以渲泄，使不良情绪趋于平和，不会使人心惑智乱，作出有违礼义的事来。礼乐的教化功能礼乐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教化，这也是圣人制礼作乐的本意。《尚书舜典》：“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胃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左传昭公二十六年》云：“君令而不违，臣恭而不贰，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爱而友，弟敬而顺，夫和而义，妻柔而正，姑慈而从，妇听而婉，礼之善物也。”礼乐之教就是和谐人的情性，使君臣、父子、兄弟、夫妻、婆媳（姑妇）均能和睦相处。孔子也十分重视礼乐之教。作为首创私人教育的教育家，他把礼乐之教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他“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10]用《诗》、《书》、《礼》、《乐》、《易》、《春秋》作为教材，要求学生“博学于文，约之以礼”[11]，认为对人的教育应“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12]。荀子在《乐论》中更明确地说：“先王之制礼乐也，非以报口腹目之欲也，将以教民平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总之，先秦儒家是非常重视礼乐的教化、教育功能的，这在楚简儒家文献中也有反映，如《尊德义》上说：“是以为政者教导之取先。教以礼，则民果以劲。教以乐，则民弗德争将。”[13]《性自命出》在论证了礼乐生于情的基础上，强调了用《诗》、《书》、礼乐进行教化，“圣人比其类而论会之，观其先后而逆顺之，体其义而节度之，理其情而出入之，然后复以教。教所以生德于中者也。”[14]这就是说，通过论会、逆顺、节度、出入等手段，养性理情，使德生于心中。“君子美其情，[贵其义]，善其节，好其容，乐其道，悦其教，是以敬安焉”[15]，这里要求统治者以人情为美，以仁义为贵，修善节文，整齐仪容，乐顺天道，悦于教化，便可形成恭敬安详、礼乐融融的人间气象。值得注意的是《性自命出》特别注重探讨乐教功能发挥及其规模性。“凡声其出于情也信，然后其入拨人之心也厚。”[16]这是讲音乐对人的感动作用。孟子在《尽心上》中也说过类似的话：“仁言不如仁声之入人深也。”此外，不同类型的音乐，对人有不同的作用，“闻笑声，则鲜如也斯喜。闻歌谣，则舀如也斯奋。闻琴瑟之声，则讠季如也斯叹。观《赉》、《武》，则斋如也斯作。观《韶》、《夏》，则勉如也斯敛。咏思而动心，胄如也，其居次久，其反善复始也慎，其出入也顺，司其德也。郑卫之乐，则非其声而从之也。”[17]这里作者显然是推崇健康向上，能鼓舞人、激励人、教育人的高雅纯正的音乐、舞蹈的，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地发挥音乐队教化功能。在本篇中，作者反复论说音乐与哀乐的联系，对哀乐十分重视，“凡至乐必悲，哭亦悲，皆其至情也。”[18]在《尊德义》中讲得似乎更明白：“由礼知乐，由乐知哀”[19]为什么能“由乐知哀”呢？因为“至乐必悲”，故“由乐知哀”就如同“由乐知至乐”，“至乐”是表达了“至情”的，作为音乐极点的“至乐”和情感极点的“至情”的统一谐和，正是教化所追求的目标。作者对这种“至情”表达的过程还进行了描述，因“至乐”最能激发人崇高悲壮的情感，并通过“戚然以终”，通过“游哀”，通过忧、戚、叹、辟、踊，最后使得内在情感得以渲泄，进入一种悲剧性的审美境界。这既不会抑制人，也不会失礼，可以使人情绪平衡，身心和谐，达到以乐养性，以乐怡情的目的，最终使礼乐之教落到实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