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里头遗址以前的遗址中，还有哪些遗址发现了青铜器？

（商代青铜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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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目前为止，已发现的二里头遗址之前的青铜器出土，大约有马家窑文化的林家遗址、陶寺遗址、新砦遗址等等。

一，二里头遗址，年代测定虽有争论，但对上限为公元前1800年前后，没有明确不同意见。在属于遗址的靠近古伊洛河的高地上，北距宫殿区200余米，发掘出了唯一一处面积约1万平方米的铸铜作坊区。此处作坊显然曾长期使用，在二里头衰落后被迁至郑州商城遗址。学者陈国梁著有《二里头文化铜器研究》一文。历年来，二里头遗址出土的铜器共131件。其中，兵器、工具和装饰品较多；作为礼器的容器较少，计有鼎1、1、觚1、（jiǎ）2、爵13。二，目前已知中国发现最早的青铜器，是甘肃东乡县林家遗址出土的青铜小刀。这个遗址属马家窑文化，是仰韶文化向西发展的一个分支。出土遗址层的碳14年代测定为公元前3000年左右。这个青铜小刀，被收入《中国青铜器全集》，被证实是双范制作有两个模子，工艺水平已经不低，但零星发现不足以证明中国当时已进入了青铜时代。三，1983年，在山西陶寺遗址首次发现铜器，是一个长五六厘米，宽两厘米多的铜铃，由接近98%的纯铜铸成，称红铜。陶寺遗址的年代为公元前2800-2200年，早于夏代，甚至早于传说中的尧舜时代。陶寺铜铃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最早的复合范铜器这个铜铃说明，中原地区在龙山时代已掌握了复合范铸造工艺，为青铜礼器群的问世打好了技术基础。有学者认为，铜铃是当时陶铃的仿制品，大概也是第一件金属乐器，说明中国进入了“金石之声”的年代。徐中舒先生的观点更值得重视，他认为，木铎、铜铃，皆为“王者及令长用为宣布教令之具”。“令”、“今”、“金”等字皆从此意而来。四，2003年，陶寺遗址又出土了一个铜齿轮形器。经金相分析，铜齿轮形器与一件玉瑗粘合在一起，套在墓主的手臂上，估计是臂钏一类的饰物。这里透露出两个信息，第一，此墓主只是稍富，并非社会上层贵族，能以铜器做饰物，足见青铜已较普遍；第二，此环形器为砷青铜，砷青铜溶液流动性强，可以推断出当时已能够制作非常精致匀整的模范，才能保证砷青铜的铸造。这两条信息说明，陶寺此时的青铜铸造已经不是一个很原始的状态。后来，陶寺的都邑遗址区又发现了一块青铜器残片，很可能是盆的口沿，仍属砷青铜，年代约陶寺中期，证明此时陶寺已开始铸造和使用青铜容器。（陶）

五，1980年，在属于龙山文化末期的“新砦类型”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灰坑中，发现了一片青铜器残片。该灰坑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050-前1994年。此铜片只有5-6厘米见方，薄壁，略呈圆弧状，下部有转折。发掘者比照王城岗出土龙山文化陶（guī），推测此残片应为铜的腹与袋状足的残片。经冶金史专家分析检测，可知该铜片系由锡铅青铜铸造而成。二十年后的2000年，新砦遗址又发现了一件残长8厘米多、形似镰刀的铜片。学者许宏说，他第一眼就认定，这块残片是铜或类酒器流部（倒酒的槽或管）的残片。六，许宏在《何以中国》一书中，依据当前的年代认识，把东亚地区最早的几件复合范铜铸品的年代排列如下表陶寺中期砷铜容器（盆?）残片公元前2100-前2000年；陶寺晚期红铜铃公元前2000-前1900年;王城岗龙山后期锡铅青铜容器（?)公元前2050-前1994年;新砦“新砦期”红铜容器（鬻、?）公元前1850-前1750年。许宏说，甘肃东乡林家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刀，年代约公元前3000年。之后亦有铜制品出土，多为器形简单的小件工具和装饰品等生活用具，锻、铸均有，红铜、黄铜、砷铜和锡铅青铜互见，而不见容器和兵器。制造工艺处于初级阶段，尚未熟练掌握合金比例，不懂得复合范铸造技术。如果用北京大学严文明教授的话说，把这个阶段称为“铜石并用时代”，那么从陶寺、王城岗和新砦的上述发现中，显然已看到了中国青铜时代的曙光。七，李学勤先生2007年在山西大学有一个讲演，题目是《再谈青铜器与山西古代史的关系》。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很多青铜器被盗挖了，他说，上海博物馆在海外收购了一件很漂亮的铜器，一看就明显具有二里头文化的特色；还说，他2001年在香港转机去台湾讲学，见到了私人收藏家的珍贵早商青铜器。第二个，他认为，如果青铜器还能有进一步的发现，很可能是在山西，龙山后期那一片地区发展很快，而且有铜矿优势。第三个，他认为，中国的青铜器，是在公元前2000多年发展起来的，这个时间，与古埃及和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