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最早的中国”是二里头而不是陶寺？
这问题好像就是给我准备的似的。
如题图所示，北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甫一成立，孙庆伟教授就搭起了这个“最中国”的擂台，邀约陶寺遗址发掘主持人何努博士和本人“打擂”，就陶寺和二里头究竟谁是“最早的中国”争出个高低，结果特让大家失望，没吵起来。
其实这命题一出来就知道吵不起来。因为这不像“曹操墓”，有人说肯定是，有人说肯定不是，有人说只能说可能是，那是必须针锋相对，得给个说法的。而何为“最早的中国”，只能是学者各自的认识和看法而已，不可能也不必有个结论。
就本人而言，当然认为只有二里头，才担得起“最早的中国”的名头。因为二里头是考古学上可以观察到的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排他的存在。而此前数千年悠长新石器时代，一直是“无中心的多元”的局面，根本没有任何一个政治实体具有核心文化的地位。如果说开启帝国时代的秦王朝是中国古代史上从月明星稀到皓月凌空的一个重要节点，那么二里头就是从满天星斗到月明星稀的第一个重要的节点，它开启了“有中心的多元”的青铜时代和王朝时代。
前述在“最中国”沙龙上何努博士和本人没吵起来的主要原因，是他也基本同意我的这种阶段划分。陶寺遗址处于“最早的中国”萌芽的雏形阶段，它往往被描述为“最初的中国”。
至于副题，则问题多多。何为“夏的活动范围内”？陶寺遗址所在的晋南当然是文献中关于“夏”的重要区域甚至是核心区域。依最新测年已进入所谓“夏纪年”的陶寺，当然不能排除属于夏的可能。但即便夏存在过，其为何种政治实体，是否在最初已属强盛庞大的王朝，都不可知。从考古学的角度观察到的作为广域王权国家的“最早的中国”，不必也不可能与尚虚无缥缈的传说中的“夏”挂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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