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文化的历史事件(关于文化的历史事件有哪些)
关于水俣病的历史事件？关于水俣病的历史事件？
水俣发生的是水俣病，1956年发生的，熊本县水俣市化学工厂把污水排到海里，当地人食用海鱼以后出现的有机水银中毒事件。这个水俣病是日本有名的四大公害病之一。前后死了100多人，患病者数以万计。
长崎发生的应该是原子弹爆炸吧，别的没什么著名事件了，1945年8月9日，美国轰炸机在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使长崎成为全球第二个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除了对市区的严重破坏，也造成七万多人死亡。
关于黄河的历史事件？
大禹治水（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传说。他是黄帝的后代，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最早有关黄河源的记载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说。所指“积石”，在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附近，距河源尚有相当的距离。
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奉命征击吐谷浑，兵次星宿川（即星宿海）达柏海（即扎陵湖）望积石山，观览河源。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刘元鼎奉使入蕃，途经河源区，得知河源出紫山（即今巴颜喀拉山）。
正式派员勘察河源，是在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年），世祖命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历时4个月，查明两大湖的位置（元史称“二巨泽”，合称“阿剌脑儿”），并上溯到星宿海，之后绘出黄河源地区最早的地图。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命拉锡、舒兰探河源。探源后他们绘有《星宿河源图》，并撰有《河源记》，指出“源出三支河”东流入扎陵湖，均可当作黄河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遣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等前往河源测图。
乾隆年间齐召南撰写的《水道提纲》中指出：黄河上源三条河（黄河源头北源为扎曲，中源为约约古宗列曲（即玛曲），南源为卡日曲），中间一条叫阿尔坦河（即玛曲）是黄河的“本源”。
1952年黄委会组织黄河河源查勘队，进行黄河河源及从通天河调水入黄可能性的查勘测量，历时4个月，确认历史上所指的玛曲是黄河正源。
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省军区邀请有关单位组成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卡日曲作为河源的建议（称多县文章载：南源为卡日曲，卡日曲源于各式冬雅和那扎仁，当为正源，理由有三：一源远流长，二水色与玛曲同，三水量较大。
根据十万分之一航测地图测量，卡日曲比约古列宗曲长25千米。卡日曲流域面积为3126平方千米，约古宗列曲流域面积为2372平方千米。在卡日曲的和古宗列曲汇合处附近，测得卡日曲流量为6.3立方米/秒，测得约古宗列曲流量为2.5立方米/秒。据此1978年的黄河源头考察认定卡日曲为黄河正源。
1985年黄委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玛曲曲果，东经95°59′24″，北纬35°01′18″处，树立了河源标志。
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考察后认为，由于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长36.54公里，流量比约古宗列曲多两倍，按照国际上河流正源确定的三个标准，即“河源唯长、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的标准，同时考虑流域面积、河流发育期、历史习惯，考察队建议在科考成果通过评审后，经过法定程序审核批准，将黄河源头定位于卡日曲。大禹治水（鲧禹治水）是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故事，著名的上古大洪水传说。他是黄帝的后代，三皇五帝时期，黄河泛滥，鲧、禹父子二人受命于尧、舜二帝，任崇伯和夏伯，负责治水。
大禹率领民众，与自然灾害中的洪水斗争，最终获得了胜利。面对滔滔洪水，大禹从鲧治水的失败中汲取教训，改变了"堵"的办法，对洪水进行疏导，体现出他具有带领人民战胜困难的聪明才智；大禹为了治理洪水，长年在外与民众一起奋战，置个人利益于不顾，"三过家门而不入"。大禹治水13年，耗尽心血与体力，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
最早有关黄河源的记载是战国时代的《尚书禹贡》，有“导河积石，至于龙门”之说。所指“积石”，在今青海省循化撒拉族自治县附近，距河源尚有相当的距离。
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侯君集与李道宗奉命征击吐谷浑，兵次星宿川（即星宿海）达柏海（即扎陵湖）望积石山，观览河源。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刘元鼎奉使入蕃，途经河源区，得知河源出紫山（即今巴颜喀拉山）。
正式派员勘察河源，是在元代至元十七年（1280年），世祖命荣禄公都实为招讨使，佩金虎符，往求河源，历时4个月，查明两大湖的位置（元史称“二巨泽”，合称“阿剌脑儿”），并上溯到星宿海，之后绘出黄河源地区最早的地图。
清康熙四十三年（1704年），命拉锡、舒兰探河源。探源后他们绘有《星宿河源图》，并撰有《河源记》，指出“源出三支河”东流入扎陵湖，均可当作黄河源。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遣喇嘛楚尔沁藏布、兰木占巴等前往河源测图。
乾隆年间齐召南撰写的《水道提纲》中指出：黄河上源三条河（黄河源头北源为扎曲，中源为约约古宗列曲（即玛曲），南源为卡日曲），中间一条叫阿尔坦河（即玛曲）是黄河的“本源”。
1952年黄委会组织黄河河源查勘队，进行黄河河源及从通天河调水入黄可能性的查勘测量，历时4个月，确认历史上所指的玛曲是黄河正源。
1978年青海省人民政府和青海省军区邀请有关单位组成考察组，进行实地考察，提出卡日曲作为河源的建议（称多县文章载：南源为卡日曲，卡日曲源于各式冬雅和那扎仁，当为正源，理由有三：一源远流长，二水色与玛曲同，三水量较大。
根据十万分之一航测地图测量，卡日曲比约古列宗曲长25千米。卡日曲流域面积为3126平方千米，约古宗列曲流域面积为2372平方千米。在卡日曲的和古宗列曲汇合处附近，测得卡日曲流量为6.3立方米/秒，测得约古宗列曲流量为2.5立方米/秒。据此1978年的黄河源头考察认定卡日曲为黄河正源。
1985年黄委会根据历史传统和各家意见确认玛曲为黄河正源，并在约古宗列盆地西南隅的玛曲曲果，东经95°59′24″，北纬35°01′18″处，树立了河源标志。
2008年三江源头科学考察队考察后认为，由于卡日曲比约古宗列曲长36.54公里，流量比约古宗列曲多两倍，按照国际上河流正源确定的三个标准，即“河源唯长、流量唯大、与主流方向一致”的标准，同时考虑流域面积、河流发育期、历史习惯，考察队建议在科考成果通过评审后，经过法定程序审核批准，将黄河源头定位于卡日曲。
关于中法桥的历史事件？
中法友谊大桥是在2015年11月9日正式通车。
所以距今（2016年8月）只有不到一年的历史。该桥由中建三局投资、三局三公司承建，具体设计师没有查到，推测应为中建三局相关专家牵头并集体完成设计。总投资额6.78亿元，双向6车道，全长4.391公里。该桥南岸连接蔡甸区三官村、知音湖大道，可辐射武汉开发区，北岸接东西湖区胡家台村、惠安大道及107国道。从蔡甸这头上桥处，可见取意“高山流水遇知音”的雕塑下，刻有“中法友谊大桥”（上面是中文，下面是法文）几个大字。从远处眺望，桥塔造型犹如一把竖琴，寓意两国友好的知音文化。该座大桥原本暂名为三官汉江公路大桥，是武汉的第九座跨汉江大桥。但因该桥正好连接了中法两国政府联手向世界推出的国际城市可持续发展范例中法武汉生态示范城项目，所以为了纪念中法两国以及武汉与法国友好城市之间的友谊，故最终命名该桥为《中法友谊大桥》。
关于小麦的文化？
小麦是小麦系列植物的统称，是单子叶植物，是一种在世界各地广泛种植的禾本科植物，小麦的颖果是人类的主食之一，磨成面粉后可以制作面包、馒头等等，其他名称荞麦、浮麦、浮小麦、空空麦、麦子软粒、麦、TriticunmaestivumL.生物分类:种子植物门、单子叶植物纲、禾本目、禾本科、早熟禾…
关于文化的古诗？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古诗。答：
1、王安石的《元日》描写春节除旧迎新的景象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日，总把新桃换旧符。
2、欧阳修的《生查子元夕》描写元宵节去年元夜时，花市灯如昼。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今年元夜时，月与灯依旧。不见去年人，泪湿春衫袖3、唐王建的《十五夜望月》描写中秋节中庭地白树栖鸦，冷露无声湿桂花。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谁家。4、王维的《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描写的重阳节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
关于文化的作文？
“文化作文”一般指充满文化内涵的文章，是把作文的根扎进文化的土壤，让作文在几千年文化长河中汲取营养，让作文的鲜花散发出文化的芬芳。
这是厚重的文化向作文强势渗透，并在实践中使作文逐渐文化化后结出的硕果，莫怀戚教授说这是“中学生写作的文化化”，我们就把这种富有文化色彩与浑厚的文化底蕴的作文称为“文化作文”，这并不是说其它作文就没有文化，而是因为这类作文有强烈的传统文化气息。
“文化作文”在构思上把话题放到一个广阔深厚的文化背景上去审视、对比、碰撞，或以文化的眼光打量事物；或以文化的心态叙述或议论自然社会之哲理；或以文化的理性批判时代的假丑恶；或以文化的智慧表现真善美；或以历史文化名人的言论或事迹，显示作者的文化积淀等等。
浑厚的文化底蕴、深刻的文化认知、充沛的文化精神、较高的文化品位，是“文化作文”写作的追求。
“文化作文”的实质是用文化的眼光审视话题，用文化的意蕴丰美话题，用文化的材料表现话题，用文化的笔法写作话题，用文化的思辨挖掘话题，用文化的品位提升话题。
“文化作文”满分技法很多：诗词引用法、情景再现法、文化审视法、故事新编法、典型人物法、文言仿篇法等都是常见的方法。追问：是啊，你给我很多。但请你给我现成的！回答：加我Q``发给你``太多字``850295184
关于文化的书？
1.《三字经》：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蒙学经典，被奉为中国古代蒙学经典之首
2.《千字文》：中国古代历时最久的蒙学经典，一千四百年前编写的书法教材
3.《幼学琼林》：本书是系统了解中国古代文化的极佳读物，堪称“国学琼林”
4.《增广贤文》：一部古代格言警句集；是故事，是叮咛，是经验和忠告；让你读懂世事复杂、人性弱点，习得处世对策，领悟人生真谛。
5.《笠翁对韵》：一部讲授对仗、用韵知识的启蒙读物；现代语文教育不可或缺的启蒙读物。
6.《古今名人读书法》：不仅是读书法方法，更是一部中国人阅读的历史，一部国学指导教材
7.《儒学书院社会社会文化史视野中的书院》：中国历史上独具特色的文化教育组织
8.《目录学发微古书通例》：余嘉锡先生在目录学领域的主要著作
9.《中国的类书、政书和丛书》
10.《诗言志辨经典常谈》：研究《诗经》和了解中国古代文化典籍的经典之作。
关于文化的事例？
“做青瓷很辛苦，每天都跟泥巴打交道，能坚持下来，全凭对青瓷的满腔热爱。”徐定昌说，吸聚传统精髓，探索现代艺术理念，随着技艺的娴熟，他开始思索着青瓷如何走精品、艺术品的道路。“为了保留龙泉青瓷的特点，我以薄胎厚釉的南宋官窑风格为主打，造型简洁大气、古朴、典雅，多层施釉使物器色厚丰满、温润如玉。”
徐定昌介绍，他在作品创作中很少用点铁、刻花、跳刀等手段，重点突出显示清纯的釉色。“中国人追求的是一种极致美，龙泉青瓷具有典型的东方神韵，她干净、清爽，含蓄、包容、耐看，没有一点瑕疵，让人爱不释手，越看越有韵味瓷文随世运，无日不趋新。
传统经典的当代呈现，既要有历史沧桑感，也要与时代审美相结合。此方面，年轻人的力量不可谓不重要。让徐定昌感到欣慰的是，其子徐象龙在大学毕业后亦回到了龙泉创作青瓷，共同呼唤传统文化的回归。
传承中华文化爱国的历史事件？
爱国英雄首推林则徐，文天祥，吉鸿昌，岳飞，放牛王二小，屈原，张骞。我个人比较回推崇答屈原，历史名人，封建士大夫，中国文人精神的楷模。先简单介绍一下屈原的背景，战国乱世，合纵连横。之后说屈原从楚国的利益出发主张连齐抗秦，但是收到小人的陷害，导致君臣反目。这里可以举几个反例，例举一些背弃国家见利忘义之徒，再说屈原身在江湖，却不忘庙堂之忧，在困苦的情况下依旧替国家担忧。
最后不忍目睹家国之不幸，投汨罗江而亡。介绍完之后结合一下《离骚》和端午节，展示一下世人对屈原的敬重和对他极其高尚的情操的向往。
关于龙文化？
龙文化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作为龙的传人，不能对中国的龙文化一无所知。不了解龙文化，就无法了解古老的中华文明。龙的原形是什么？龙的概念是怎样形成的？它的形象与文化含意又是如何发展变化的？龙在中国文化中有何影响？这些问题在远古时代就不断地以不同方式困扰人们，至今也未全部解决，还给人一种扑朔迷离的感觉。这里，我们将追寻龙的踪迹，进入远古的历史和龙的世界，去了解、探索龙的奥秘……龙的起源：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哲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在珠走玉盘级的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日夜水分，一片黑暗。有谁能分辨极限？天气运动，克盈无形。如何可以识得天地？禹用应龙。如何沟通江海？应龙怎样以尾划地？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日光无处不到，烛龙如何再照？太阳尚未升起，神树为何闪耀光华？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北宋元丰二年（1079年），大诗人苏轼被贬调湖州。贬调的原因是他不赞成王安石的新法。在奉调时，苏轼依例向宋神宗上表致谢。他知道自己被外放，是新党的御史们作了手脚，因此心中的不平之气便按捺不住，不由得在表中写出了略带牢骚的“知其生不逢时，难以追陪新进；查其老不生事，或可牧养小民”一句。表上后，新党官员们马上从中嗅出了苏轼的不满情绪，他们决定找一个借口，再给苏轼一点颜色。借口很快找到，这就是苏轼的诗。诗人的天性是吟颂，无论是欢乐还是愤怒，都可入诗。苏轼的弟弟苏辙知道乃兄的毛病，所以特意告诫他：“北客南来休问讯，西湖虽好莫吟诗。”但苏轼还是借诗抒发胸臆，宣泄胸中的块垒，于是被人抓到把柄。到任三个月后，即被押回乌台（即御史府，宋代纠弹百官的机构）。令苏拭倒霉的诗句是歌咏桧树的两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这两句诗被人指称为隐刺皇帝：“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乌台诗案”，这不过是封建社会千百起文字狱中的一起，但原因较为特别，即因“龙”而起，文字中对“龙”的态度有了问题。因为龙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又是皇帝的代称，皇帝是“真龙天子”。在中国文化中，龙有着重要的地位和影响。从距今7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先民们对原始龙的图腾崇拜，到今天人们仍然多以带有“龙”字的成语或典故来形容生活中的美好事物。上下数千年，龙已渗透了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成为一种文化的凝聚和积淀。龙成了中国的象征、中华民族的象征、中国文化的象征。对每一个炎黄子孙来说，龙的形象是一种符号、一种意绪、一种血肉相联的情感！。“龙的子孙”、“龙的传人”这些称谓，常令我们激动、奋发、自豪。龙的文化除了在中华大地上传播承继外，还被远渡海外的华人带到了世界各地，在世界各国的华人居住区或中国城内，最多和最引人注目的饰物仍然是龙。因而，“龙的传人”、“龙的国度”也获得了世界的认同。起源--身世之迷两千三百年前，一位诗人同时又是哲人的士大夫在洞庭湖畔徘徊。他时而低首思索，时而仰天咏叹。在珠走玉盘级的诗句中，他把积郁在心头的那种疑惑一泻而出：那远古的初态，是谁传告下来？天地还未成形，凭什么来考证？日夜水分，一片黑暗。有谁能分辨极限？天气运动，克盈无形。如何可以识得天地？禹用应龙。如何沟通江海？应龙怎样以尾划地？江河流向海洋，有何经历？日光无处不到，烛龙如何再照？太阳尚未升起，神树为何闪耀光华？这位士大夫就是春秋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上面的诗句来自他的《天问》。在诗中，屈原一口气提出了百余个问题，从自然到社会，从历史到传说，他都大胆地提出了怀疑，自然，“龙”这个神物也没逃脱他那敏锐的目光。因为传说当年大禹治水时，曾有应龙（一种有翼的龙）以尾划地，为禹指出疏导洪水的路线，于是才有后世江河的浩荡......--------------------------------------------------------------------------------龙的发展气象万千(一)：龙的图腾形象自商代形成后，随着悠悠岁月的流转，其形象也在变化和发展，政治的兴衰、朝代的更替、人世的沧桑，历史的一流一脉都在龙的形象塑造上刻下了或深或浅的痕迹，产生过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在商代，龙被作为一种形态怪异的神兽。它那令人可怖的、幻想的形象给人强烈的神密感和一种狞厉的美，显示出龙有超越世间的神的权威。商代的龙主要铸造刻饰在青铜礼器上，线条错落凸突，深沉雄健，再加上青铜礼器那厚重沉稳的造型，使龙有一种巨大的威慑力，折射出一种无以言表的宗教理念。商王朝在公元前11世纪被周王朝取代。周人的原始宗教中，人文的色彩较为浓烈，这是因为周伐商并推翻商王朝的理由是商王朝无德害民，周人是代表天来对商进行惩罚。因周人有“德”，得以配天，夺取了天下。周人打败商人后，不但夺取了体现商人通天权力（实际上是统治权力的鼎器，而且在新铸的礼器中，突出了自己的宗教观念。据说周人伐商之时，曾有一巨大的赤色的凤，口衔玉硅（也有记载说是口衔丹书）落在周的社庙，代表上天降瑞应给周，所以在周代的礼器上，凤的形象更为突出，龙的形象趋于弱化，甚至在一些图案中，将凤的冠状物安到了龙的头上，龙的体态少了那种张扬和狞厉，失去了商代龙的摄人气势，变得比较平和，更趋于艺术化与图案化。龙施雨沛中国龙文化中，龙的另一项功能是司水布雨。南宋诗人陆游所作的《龙湫歌》勾画了湫龙行云施雨的壮观场面：环湫巨木老不花，渊沉千尺龙所家。爪痕入木欲数寸，欢者心掉不敢哗。去年大旱绵千里，禾不立苗麦垂死。林神社鬼无奈何，老龙欠伸徐一起。隆隆之雷浩浩风，倒卷江水倾虚空。鳞间出火作飞电，金蛇夜掣层云中。明朝父老来赛雨，大巫吹箫小巫舞。词门人散月娟娟，龙归抱珠湫底眠。龙何以被当作司云布雨的神灵？这与龙的摹写原型有密切的联系，也与远古的农业经济息息相关。我们知道，龙虽然是由多种动物的形体结合，并经过艺术的夸张和变异而成，但这些动物大都是与水有关，如鱼、鳄、鲵、蛇等，某些与龙的起源有关的自然现象，如云、虹、闪电等，也与水或雨有密切的联系。这样，龙很容易被远古的先民想象为一种下可潜于渊、上可腾于天、行有从云雷电、可影响川泽云雨的神兽。《易经》中就认为云从龙，凤从虎。东汉的学者王充说：“龙听到雷声而起。龙起必有云相伴随，夏季则多有雷雨，龙多登云，乘云雨而行走。”龙有司水布雨的功能，又是神的助手，因此在上古传说中，龙也成为神与神之间斗争的工具。《山海经》中记载了一则黄帝与蚩尤作战的故事，故事中说蚩尤率军队进攻黄帝，黄帝命令应龙在冀州之野抵抗蚩尤的进攻。应龙受命后用它司水的本领将水蓄积起来，造成缺水，以图阻止敌人。但蚩尤请来风伯和雨神，纵风下雨。黄帝又从上天派下一名称作魃的女神协助应龙，止住了风雨，最后将蚩尤击败。但应龙与魃也无法回到天上，于是地上大旱。在大禹治水的传说中，也有龙的活动。据说大禹治水前，有应龙以尾画地，为禹画出应开挖的浚水导水的水道线路，也有传说说禹治水时疏导河川、挖去山岩，有应龙在前曳尾，有玄龟在后挖泥，当疏导到巫山县时，一条应龙画错了水道，被禹处死。巫县现在仍有错开峡和斩龙台两处地名。传统中的应龙是一种有翼的龙，颈细腹大，鳞身。脊上有棘礼四肢强健，而且喜欢独处。古人曾有诗咏应龙：“应龙未起时，乃在渊底藏，非云足不踏，举则冲天翔。譬彼野兰草，幽居常独香，清见播四远，万里望芬芳。隐居可颐志，自见焉得彰。”这首诗实际上是借应龙而指人，借题发挥了。从上述传说中可以看出，布雨还不是应龙所独有的功能，因为蚩尤也请来了正规的神抵雨师。但应龙有布雨的本事则是无疑的。据说黄帝战胜蚩尤后，由于应龙不能再上天，所以先民们用上造出一条状如应龙的“土龙”，同时施以巫术，才使得上天降下了甘霖。于是以“土龙”呼风唤雨就成了祈雨的必不可少的内容。而且，虽然上古时代的雨师有多种名目，但随着龙崇拜的普及，其它雨师的形象乃至名称都弱化、模糊了，只有龙的布雨形象日益强化，所以龙也就成了雨师。龙的司水与布雨形象的鲜明，又与祈雨巫术的发展有关。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在远古生产力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天气的阴晴旱涝、雨雪冰霜都对农业生产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而农业收成的好坏，又直接关系到先民们的命运，所以祈雨就成了最重要的巫术。在上古的祈雨活动中，虽然离不开龙，却不以龙为主角，因为上古时期龙是沟通神与人的工具，是天神的助手，本身还不是神，所以在祈雨巫术中，龙还只是布雨的工具。那么，上古祈雨是什么样子呢？据文献记载，上古祈雨巫术主要是焚人祭天。当作牺牲而被焚烧的是两种人：巫和魍。巫在原始宗教中是天神的使者，所以要用火焚死，使其能升天向天神介绍旱情，求天降雨，魍是一种残疾之人，据说身躯矮小、腹部高耸，总是仰面鼻孔朝天。天哀怜这种人，怕下雨雨水流进魍的鼻孔，所以不肯降雨，造成干旱。这样，魍就成了一名召致旱魔的不祥人。所以要在巫术中焚烧魍，是因为在远古先民看来，既然上天哀怜其病不肯降雨，自然也会哀怜其被焚而降雨人间。在这个仪式中，要使用龙状的祭器和“作土龙”，用龙来通神，求上天降雨。到了春秋战国时期，由于文明的进步和人文精神的兴起，上古时那种残酷的焚人祭天的祈雨方式有了重要的变化，不再焚人，而改为曝晒。担任祭司的巫和作为牺牲的魍要在炎炎烈日下曝晒数日。但这种作法也已受到怀疑和指责。《礼记》记载说，有一年大旱，鲁穆公召见县子商量。穆公问道：“天久旱不雨，我想准备一场祭天曝晒的仪式，你以为如何？”县子回答说：“天不下雨，您却去曝晒残疾之人，如此施虐，是不可以的呀！”穆公又说：“那么我举行祭天曝巫的仪式是否可以？”县子说：“靠巫这种愚蠢的妇人来祈天降雨，难道不是自己的疏忽吗？”这段对话显示出，在春秋战国时期，即是曝晒巫和魍这种求雨巫术也已受到冲击，被视为是虐待和愚人之术。战国以后，祈雨的仪式更多地转向用龙，并将阴阳五行的内容融进了仪式之中。如在汉代，春旱求雨时，地方官要选择水日祭把社稷山川，不得斩伐山林名木。在城邑的东门外建四通之坛，坛方八尺，周围树立八面黑旗，以水官之神共工为神主。祭祀之时，用八条生鱼和玄酒（一种用来祭祀的清水），并准备清酒和大块的肉脯。用洁净善言的巫人主持祭把，要连续三夭举斋。巫要穿黑色衣，先向神主祭拜，然后念祝词，祝罢再拜。祝词是：“上天生五谷用来养人，现在五谷受到旱灾的危害，难以成熟结出果实。诸神享受清酒与肉脯，拜请神灵降雨。雨降而大地湿润后，我门就奉献牲物再表感谢。”在水日作一条8丈长的苍龙，置于中央，作7条4丈长的小龙，龙头皆向东方。各相距8尺。再选小童8人，食斋沐浴3日，穿青衣而肃立。把祭祀土神的“社”与闾外的沟挖通，用5只蛤蟆放在社中央方8尺、深1尺的池内，注以水。然后再准备清酒肉脯，斋戒3日，穿上黑衣向神祝祷。用3岁的公鸡与雄猪，将其作为祭神用的炙肉，在四通神的供室中炙烤。谕令百姓关闭南门，门外放置盛水的容器，开北门，村内放一口雄猪，北门之外的集市里也放置一口雄猪，听到鼓声响起后就炙烤猪尾。间里周围如有未掩埋的骸骨要埋于地下，沟峪有草木壅塞的，用火将柴草烧掉，如河沟已被桥道堵塞，要疏通。求得雨后，向林献一口猪及酒、盐、黍等物。作龙必须要在水日，必须要用洁净的上。还要在庚子日令吏民夫妇同居，以取阴阳调和之意。在汉代的祈雨仪式中，龙的地位与作用已与远古时期有了差别，汉代祈雨用龙，主要的不是用龙来通神乞雨，而是因为龙本身就可以招云，云从龙，有云自然易于降雨。汉以后，祈雨的仪式复杂化了。这是因为汉之后佛教渐次传入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也初具规模。这两种宗教在中国立足后，便成了祈雨活动、特别是民间祈雨活动中的主要角色。但传统的以龙祈雨的方式并没有消失，而是与佛、道的祈雨逐渐结合，不过国家祈雨把典中，还主要地是通过敬天求天神降雨，巫术的成分减少，甚至不再使用巫砚，但以土龙招雨的作法还很常见。隋代专有祈雨的祭坛，当第一次祈雨后不见灵验时，皇帝则下令禁屠、迁走集市，官员不得打伞用扇，让居民造土龙，皇帝自己还要穿素衣，不坐正殿或干脆露天办公，还要减少御膳的数量，撤掉乐队。唐代除了传统的祈雨仪式外，又出现了画龙祈雨的新花样。唐代民间的祈雨近乎于直接向龙祈求，并保留了巫术的某些形态。据《全唐诗》记载，唐代民间祈雨时，用土填满大瓮，用木制的蜥蜴放人土中，然后用穿青衣的小童手持青竹，围瓮边唱边舞：“蜥蜴蜥蜴，兴云吐雾，雨若滂沱，放汝归去。”由于蜥蜴是龙的原型之一，所以在仪式中当了龙的替身，如同用土龙一样。小童且歌且舞，显示出巫的流风余韵。宋代民间祈雨也用此法，不过略有不同，求雨时各街巷以大瓮装满水，上插杨柳枝，将活蜥蜴放入水中，也有青衣小儿环绕而歌。宋代还有一种龙虎祈雨法，用长绳系一虎头骨，投入据称是有龙的水潭之中，使人不断牵动长绳，虎头骨就在水中摇摆不定，于是就会有云起潭中，随之雨降。这种祈雨仪式取的是龙虎相斗之意，引龙出渊，从而降雨。唐宋后，国家的祈雨仪式上常有最高统治者参加，明世宗朱厚璁曾亲到郊坛祈雨，得雨后赋诗：“烟雨腾腾述苑林，老龙惊起状千寻。三农此时欢樯秀，百谷成时喜赋吟。嘘呼还本原阳气，震荡须资雷雨临。莫谓尔君六事否，且喜思霖抵万金。”龙在上古时代，具有原始宗教的意义，但随着历史的发展。龙的宗教意义淡化，世俗化的趋势加强。但汉以后，龙又重新被注入了宗教的内容，龙也由原来的神兽变成了充分人格化的龙王。龙的这一身份变化源于佛教的传入和道教的创立。佛教是公元前五六世纪由印度的迦毗罗卫国王子悉达多乔达摩创立的。这个王子就是佛教里所称的释迦牟尼佛祖，也称如来佛。佛教创立后，经西域渐渐传播到中国内地。在传播过程中，为能在中国立足，佛教大幅度地中国化，其中包括对中国传统神柢和巫术的吸收。佛经在传入中国时，也在概念和术语上尽量向中国传统文化靠拢。在佛经中，有一个名叫“那迦”的神兽，这种神兽长身无足，在水中称王。实际上，那迦的原型是南亚热带雨林中的蟒蛇。那迦在佛教中是佛的护卫者，按佛经的说法，佛降生后，那迦护卫在佛的左右，吐一温一凉的净水为佛洗浴，并在空中歌舞赞礼，散各种妙花。那迦的数目在佛经中说法不一，有五位、七位、八位、八十一位、一百八十五位等不同说法，每位又有眷属千百。那迦可兴云布雨、决江开渎、致福却灾，居于海川沼渊之中，显然，佛教中的那迦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龙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在佛经转译为中文时，那迦顺理成章地被译为龙，而中国的百姓原本就以龙为神灵，对佛教中的龙也就慨然接受，并以中国文化中的龙来理解佛教中的龙了。在佛教中，龙是护法八部神抵中的第二位，神通广大，被称为“龙王”。据佛经记载，龙王在居住的海中有庄严华美的宫殿，佛曾到海底龙宫中宣讲佛法。这些内容对中国龙王及龙王传说的形成有重大的影响．提供了素材。道教形成于东汉未年。它是在中国上古原始宗教的基础上吸收了春秋战国时期阴阳五行说和升仙思想发展而来。因而，上古的鬼神观念和龙的观念都被道教所摄取。上古神话中龙是通天神兽，是升仙的坐骑，道教对此说全盘继承。道教中的神仙也多以龙为脚力，道教的法术中有一种为“乘峤”，即乘坐神兽飞行于空中，与神仙往来，所乘的神兽有三种，即龙、虎和鹿，分别称为龙峤、虎峤和鹿峤。三种之中，以龙峤为最上，因为龙能上天入地，穿山潜水，能助修炼之人混杳冥而通大道。据道教经典所说，乘龙断者游洞天福地，一切邪魔精怪都不敢侵犯，无论到何地，都会有神祗出迎。早期道教，尽管不否定龙的施云布雨的功能，但为龙所规定的基本职责是供得道仙人驭乘。那么，为何道教后来特别重视龙的施水功能，以致后来也出现了龙主这一“神”呢？这主要是因为早期道教与佛教曾有过激烈的竞争，这种竞争，一方面是双方争相拉拢封建君主以取得政治上的支持，另一方面就是尽量附和民众心理，取得民众的认同。所以，当佛教关于龙王的内容日益渗入中国文化之中、产生社会影响后，道教也奋起直追，把道教中的龙也附会为王，而且后来居上，名目的繁多超过了佛教，主要有四海龙王，东海敖广、南海敖闰、西海敖钦、北海敖顺；五方龙王：青帝、赤帝、白帝、黑帝、黄帝。此外尚有清净、大地、法海，日月、星宿、天宫、龙宫等各种名目的龙王数百位。上古原始宗教中的龙虽有神性，但并不占地一方，但道教的龙则均有守土之责，诸天有龙，四海有龙，五方有龙，三十八山有龙，二十四向有龙，渐至凡有水之处，无论湖海河川．还是渊潭池沼，甚至井、泉之内，莫不有龙王驻在。由于道教是本土宗教，道教的龙也就更为中国化，比佛教的龙更为世俗，更适合中国民众的心理。道教的龙不但能降雨除旱，而且还可救火，当龙降临时，还可以在祈雨的同时捎带提一些其它方面的要求，如求福、长生、官职、疾病，住宅凶吉等，“无有不吉”，大有包打天下的气概。道教中龙的施雨也更有人情味和传奇色彩。《太平广记？》曾记有一位名叫释玄照的人在嵩山修炼讲法。听众中有三位须发皆白、相貌奇异的老者从无缺席，虚心听讲。一日，三老臾谒见玄照，称三人皆为龙，得闻大道，非常感激，无以为报，请玄照指使。于是玄照说：“今天下久旱，如能行云致雨，润万物而苏民困，功德非浅。”三老臾回称：“施雨不难，但天帝雨禁森严，擅自行雨，于系非小，恐有杀身之祸。不过有一方法可行，我等闻听少室山处士孙思邈德高望重，仁德无量，其所传《千金翼方》惠济万世，其名已录仙籍。如得孙处士一言相庇，定保我等安然。”于是将相庇之法告诉给玄照。玄照即赴少室山孙思邈处，请庇护三龙，使龙能召云致雨。孙思邈问以何法，玄照答以三龙降雨之后，即避于思邈居室后的池沼中隐蔽。如有异人拘拿三龙，请思邈劝谕释三龙之罪。孙思邈允诺。于是三龙行雨一昼夜，千里雨足。次日，玄照赴孙思邈处，二人对谈之际，忽见一骨状奇特之大汉径奔室后池沼，大声叱咤，须臾间便有三只水獭浮出池面，大汉以赤索将三獭捆定，准备离去。孙思递急趋前拦住大汉说：“三物之罪，死不足以赎，但擅自行雨是出于贫道之意，还望开释三物，并请上达天帝，恕三物之罪。”大汉听毕，即解开绳索而去。事后三龙赴孙思邈处，意有所酬，孙坚拒。三龙又向玄照致谢，再三为请。玄照不得已，遂请三龙作法将观前障路山峰移走。于是三龙作法，将山以雷霆击碎，观前豁然开朗，数里坦平。故事中的孙思邈为隋未唐初名医兼名士，有千金方传世，当时颇有名气，被道教牵扯入内，反映道教不仅能使龙致雨，还能救龙之命，龙与神仙的感遇富有人情味。孙思邈救龙故事不止一端，《酉阳杂俎》记孙思邈在终南山隐居，时天大旱，一名来自西域的胡僧在昆明他结坛祈雨。七日后，池水缩数尺。池中之龙化为一老者至孙思邈处求救。孙说：“我知道昆明池有仙方三十篇，将方予我，即可救你。”龙答称仙方天帝不准妄传，但事急已顾不了许多，遂将仙方奉上。孙思邈大喜，嘱龙不必忧虑。自此果然池水渐涨，甚至溢出池岸。胡僧祈雨不成，羞奎而死，这个故事中的孙思邈没有仁圣的色彩，颇有乘人之危、且不顾天下而念一已之私的意味，但表现了在龙问题上的佛、道之间的竞争。佛、道两教争相对龙宣传，刺激了民间对龙的崇拜，传统的龙也由一神兽而成神。于是大江南北，龙王几乎无水无之。封建帝王也对龙神发生兴趣，唐代就有祭五龙之制，宋大观二年（1108年），宋徽宗下诏封天下五龙神为王爵。明清两代帝王也有封龙为王之举。帝王的褒扬，抬高了龙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本来在佛、道二教中，龙虽为神，但都没有显赫的地位，因此无论佛寺还是道观，都不供奉龙，龙但是宗教建筑的装饰，至多不过是佛、仙的坐骑，但在中国民间，龙却扬眉吐气，成为一种信仰最众、独立于佛、道之外的神祗。各地龙王庙林立，龙王庙与城隍庙、土地庙成为中国到处可见的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