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棋圣”聂卫平表示：“若我当中国足协主席，先把足协所有人换掉”。对此你有何看法？
现如今的中国男足就是世界第一大难题，并不是哪个人能够拍着胸脯保证，就一定能够搞好的，说大话谁都会，可中国足球现需要干实事的。众所周知，聂老在围棋项目上的造诣颇深，但是让他来管理中国足球，还真有点不合适。
近日，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聂卫平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国家集训队在中国杯上的表现时，聂老表达了自己的不满。在他眼里中国足球如今已是全面的技不如人，国足大爷们也是踢得不可想象的臭，给全中国人民丢脸了。
作为一名资深老球迷，恨铁不成钢的聂老有资格说出这样的话来，我们对此并没有任何异议。当他被问及如果受邀出任足协主席会进行什么改革时。聂老表示：“先把现在足协所有人换掉，现在的国家足球队队员也一个都不要。”
这些话语肯定是聂老的肺腑之言，我们中国足球真的需要大刀阔斧的改革了，在改革的同时一定要抓好一级级的青训，按照事物发展的规律来办事，不然要想冲击三年后的卡塔尔世界杯，就将变成中国足球一个难于完成的任务。
到底是有多失望，才能让你一个资深的老球迷说出这样的话？中国杯国足时隔六年再度输泰国，第二场对阵乌兹别克斯坦输球又输人，原来就是为了让球迷清楚的在家门口看到国足是如何被别人按在地上摩擦的，中国足球的未来到底在哪谁也说不清！
其实一些资深球迷都明白，足球的问题不在于教练，里皮来了又如何，卡纳瓦罗又如何，压根就不是一个教练的事！“棋圣”聂卫平是一位资深球迷，看球多年自然有些见解。在近日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聂卫平表达自己对于国足集训队的看法，言语之中满是愤怒，言辞激烈的批评中国足球现状。当记者问到如果由他担任中国足协主席他将如何整顿，聂卫平表示“先将现在所有足协的人换掉，而如今国家队球员一个不要”！
“棋圣”聂卫平的一番话让球迷连连称赞，所以也能看得出球迷对于如今国家队的状态是何等的伤心，怒其不争！真的，请不要再说输给泰国是因为态度不认真，那完全就是实力上的差距，以前还能说国足是亚洲二流下实力的样子，现在的国足从青年队到成年队已经完全全方面落后亚洲多数球队，实力上的差距越来越大，已经为亚洲四流！
也难怪曾经范大将军怒不可竭的称“现在脸都不要了，泰国输完要缅甸！”同时聂卫平认为徐根宝和他的崇明岛青训基地是希望，可惜只有一个徐根宝，也只有一个崇明基地。当然聂卫平的这番话也是输球后正值气头，足球的发展还得立足于青训和制定一条适合现状的道路，然后坚定不移的走下去。现在的国足步子也迈不大了，也不用担心扯着蛋了！希望坚定不移的发展好的青训，这才是根本所在！
说唱大师黄永生先生的从艺经历是怎样的？
说起黄永生老师的从艺经历，也正如他所说的每一个故事曲曲折折，到处都有噱头，让人在不知不觉中听完了整个故事。
黄永生从小就喜欢曲艺事业，因为他从小父亲被日本侵略者害死的，当时路上有很多街头艺人唱抗日的段子，于是他经常到马路上站着去听，又不要花钱，家里家境又不好，因此听了以后，回来就唱给隔壁邻居听，邻居听了也蛮开心，日子长了以后，他越来越喜欢说唱艺术，后来57到58年时，因为他是部队工厂里做的，被当时的司令员王必成看中了，要他参加警备区文工团。因为这个文工团是60年成立的，但是58年提前到文工团去，也不算当兵，算调干，因为在工厂里他是一个正规的工人，做会计，他就调到警备区文工团，到曲艺团，从事上海说唱，在部队里的生活比较艰苦，演出场次比较多，比如说，他们到警备区的海岛上去，一天要走六七个海岛，有的岛上有一个班的兵力，有的就几个人，有的一个排的，有的一个连，那么去呢，因为当时生活供应比较困难，一个小岛上本来吃的东西就比较少，因而文工团到那去演出，一演出完，马上就走，走了以后，乘船再走，那么黄永生又不适应乘船，他一乘船就要吐，那么有时，人家叫他呕吐专家，但是他觉得，当时为战士服务，黄永生觉得好像是莫大的幸福或者光荣。
他80年的时候，他就拜袁一灵为老师，当时文艺界到场的大概要四、五百人了，他正式拜袁一灵为老师，袁老师给他的感觉，就是这个人为人诚实丶憨厚、宽宏待人，他有几句名言对黄永生做人也相当有启迪，比如说袁一灵说，一个人要死也要死在舞台上，说明一个问题，到台上丝毫不松劲，他说，观众就是演员的衣食父母，对父母一定要尊敬，还有一句话，他说，我台下样样都让人，名啊、利啊等等的事情，他都让，但台上什么人都不让。什么意思，就是台上自己要演自己的角色，自己要拿出自己的本事，我要让观众看的舒服，台上我任何人不让，台下呢，我任何事都让，因而袁一灵这一辈子，的确是，勤勤恳恳做人，老老实实演戏。
作为地方曲艺的上海说唱，自然有着很强的地方性，就是在南方也只是在江浙地区的人听得懂，可是黄永生却将上海说唱带上了首都北京的舞台，不但受到了广大观众的喜爱，还为手中的三角板带回了一个小装饰。
1953年全国搞了一个职工曲艺汇演，那么黄永生就演一曲上海说唱就去参加了，当时叫说唱，还不叫上海说唱，到评奖时，那时侯宝林大师就问了，你这个说唱《一定要解放台湾》是什么形式，黄永生说是说唱，说唱，他说，不通的。说唱就是曲艺，曲艺就是说唱，这样吧，大鼓有上党大鼓，山东大鼓丶梅花大鼓、乐亭大鼓，你这样吧，上海来的说唱就叫上海说唱，于是就叫上海说唱。
56年汇演以后，他本来三块板就是纯粹的三块竹板，到了北京以后，他看到了单弦，它的八角鼓有个穗子，在舞台上穗子甩甩很漂亮，那么他想上海说唱，也可以用穗子装到自己三巧板上，结果一试，特别灵，观众特别欢迎，对舞台的色彩也特别漂亮，后来他三巧板用的穗子就是老旦的丝套。
会说方言，在曲艺界并不稀奇，因为这本身就是曲艺演员的基本功之一，不过要说得当地人把自己当作是老乡，就有些难度了，可是对于黄永生来说，各地方言，在他的口中，就像上海话一样流利，被人当作同乡，在他经历中可不是什么稀罕事。
他们搞这一行，一个是曲调，还有更重要的是方言，方言学得太像，不会出效果，学得不像，观众不承认，所以这个倒是蛮难的，所以黄永生到外地去，他到一个地方，他就要学一种方言，要使得人家相信自己是这个地方的人。比如有一次，他住在虹口通州路，走出门口，卖香瓜子、花生米的是河南人，他就冒一声，他说，你是河南人吧，哎河南的，瓜子多少钱一斤，5角钱，你给我来一斤，他说，听你的口音是河南的，老乡，我也是河南的，他问黄永生河南哪里，黄永生说不出，因为他是瞎说的，那么他想到包公是河南人，河南开封当官的，他说，我河南开封的。噢，老乡，别给钱了。他说，不行，老乡归老乡，钱归钱付，结果那人相信他是他的老乡，说明黄永生河南方言学得还可以。到崇明跟人家说话，人家都相信他是崇明人。比如说，当时出租汽车司机崇明人挺多的，他喜欢和他们攀谈，因为方言这样东西，你不经常用也不行，一上车，他就和他攀谈，你从崇明来的，对，崇明来的，来了多少年了，三年了，蛮辛苦，你也是崇明人，对，我是崇明人，你是什么地方的人，堡镇的。哦，这样攀谈起来蛮像样的，说明黄永生说的崇明话他蛮相信的。
所以说，学方言要下功夫，要学得像，学得精，但是在舞台上出现的比如像，电台里的王小毛，他是上海的苏北人，观众听起来比较舒服，那么方言还要切忌，不能去嘲笑和讥笑别人，比方自己碰到崇明人，崇明人，崇明蟹，蟹崇明，三个铜钿过清明，这种都不能说，比如碰到苏北人，你不能歪曲他的方言，人家地方的方言有他地方的尊严，有他地方的方言的特征，去学方言要老老实实的学，回到了段子里，要老老实实的用，这个是挺重要的。
在黄永生的成功经验中，有一条特别值得借鉴，那就是集百家之长，从开始学艺，黄永生便以此为宗旨，又是这份坚持让他有了后来的成就，不断的学习也让他又有了一颗不老的心，怀念上海说唱创始人黄永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