酒与中国古代文学

酒，作为世界客观物质的存在，它是一个变化多端的精灵，它炽热似火，冷酷象冰；它缠绵如梦萦，狠毒似恶魔，它柔软如锦缎，锋利似钢刀；它无所不在，力大无穷，它可敬可泣，该杀该戮；它能叫人超脱旷达，才华横溢，放荡无常；它能叫人忘却人世的痛苦忧愁和烦恼到绝对自由的时空中尽情翱翔；它也能叫人肆行无忌，勇敢地沉沦到深渊的最底处，叫人丢掉面具，原形毕露，口吐真言。酒，在人类文化的历史长河中，它已不仅仅是一种客观的物质存在，而是一种文化象征，即酒神精神的象征。在中国，酒神精神以道家哲学为源头。庄周主张，物我合一，天人合一，齐一生死。庄周高唱绝对自由之歌，倡导“乘物而游”、“游乎四海之外”、“无何有之乡”。庄子宁愿做自由的在烂泥塘里摇头摆尾的乌龟，而不做受人束缚的昂头阔步的千里马。追求绝对自由、忘却生死利禄及荣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精髓所在。世界文化现象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西方的酒神精神以葡萄种植业和酿酒业之神狄奥尼苏斯为象征，到古希腊悲剧中，西方酒神精神上升到理论高度，德国哲学家尼采的哲学使这种酒神精神得以升华，尼采认为，酒神精神喻示着情绪的发泄，是抛弃传统束缚回归原始状态的生存体验，人类在消失个体与世界合一的绝望痛苦的哀号中获得生的极大快意。在文学艺术的王国中，酒神精神无所不往，它对文学艺术家及其创造的登峰造极之作产生了巨大深远的影响。因为，自由、艺术和美是三位一体的，因自由而艺术，因艺术而产生美。因醉酒而获得艺术的自由状态，这是古老中国的艺术家解脱束缚获得艺术创造力的重要途径。“志气旷达，以宇宙为狭”的魏晋名士、第一“醉鬼”刘伶在《酒德颂》中有言：“有大人先生，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日月有扃牖，八荒为庭衢。”“幕天席地，纵意所如。”“兀然而醉，豁然而醒，静听不闻雷霆之声，孰视不睹山岳之形。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这种“至人”境界就是中国酒神精神的典型体现。“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醉里从为客，诗成觉有神。”（杜甫《独酌成诗》）“俯仰各有志，得酒诗自成。”（苏轼《和陶渊明〈饮酒〉》）“一杯未尽诗已成，涌诗向天天亦惊。”（杨万里《重九后二月登万花川谷月下传觞》）。南宋政治诗人张元年说：“雨后飞花知底数，醉来赢得自由身。”酒醉而成传世诗作，这样的例子在中国诗史中俯拾皆是。不仅为诗如是，在绘画和中国文化特有的艺术书法中，酒神的精灵更是活泼万端。画家中，郑板桥的字画不能轻易得到，于是求者拿狗肉与美酒款待，在郑板桥的醉意中求字画者即可如愿。郑板桥也知道求画者的把戏，但他耐不住美酒狗肉的诱惑，只好写诗自嘲：“看月不妨人去尽，对月只恨酒来迟。笑他缣素求书辈，又要先生烂醉时。”“吴带当风”的画圣吴道子，作画前必酣饮大醉方可动笔，醉后为画，挥毫立就。“元四家”中的黄公望也是“酒不醉，不能画”。“书圣”王羲之醉时挥毫而作《兰亭序》，“遒媚劲健，绝代所无”，而至酒醒时“更书数十本，终不能及之”。李白写醉僧怀素：“吾师醉后依胡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飞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怀素酒醉泼墨，方留其神鬼皆惊的《自叙帖》。草圣张旭“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笔”，于是有其“挥毫落纸如云烟”的《古诗四帖》。酒乃天地之间尤物。虽也进入肚腹，却不能充饥，不能解渴，只作用于人的心神。心神经酒一滋润，一刺激，便产生莫名其妙的变化，莫可名状的诡谲，向外表现为言和行，便不同寻常了。因此，人世间有了酒，人类的生活便丰富多彩了，人类的历史便斑斓多姿了，茫茫尘寰便增添许多有趣的风景，短短人生便增添许多悠长的滋味。假如我们的老祖宗没能从腐烂了的野果和放久了的剩饭的酸香味中受到启发，发明了酿酒术，那么，卷帙浩繁的廿四史将枯燥许多，历朝历代的社会生活将寡淡许多，我们回顾往昔的时候，也许少了许多兴味。历史是条长河，河中对了酒，河水便奔流得更浪漫，更生动，翻腾起的浪花千古后仍使人感到精彩。上至宫廷，下至市井，高贵者，卑贱者，都喝酒。金元殿里的天子赐宴，三家村时的老翁对酌，虽然档次不同，气派迥异，但把佳酿或旧醅喝下肚子，并品味那个美妙地过程，则是一样的。与官司人、商人、匠人、农人相比，文人似乎和酒更有缘分。一是文人多嗜酒。酒能激发灵感，活跃形象思维；酒后吟诗作文，每有佳句华章。饮酒本身，也往往成为创作素材。一部中国文学史，几乎页页都散发出酒香。李白和杜甫，中国文人的杰出代表，都终生嗜酒。李白自称“酒仙”，杜甫因有一句“性豪业嗜酒”，被郭沫若先生谥之为“酒豪”。郭老还煞费苦心地统计出，在他们现存的诗作中，言及酒的，李占17%，杜占21%。这就使我们想到，假设没有酒，李杜的诗歌一定会少了许多韵味，我们今天读到的《李太白集》、《杜工部集》，也一定会薄了许多。二是文人饮酒特别讲究那个饮的过程，特别讲究饮酒过程中的那套繁文缛节。于是，便要制定颇为严刻的觞政，便要舞弄花样百出的酒令。那酒令，可不是好玩的，是对人的聪明才情、知识水平、文学修养和应变能力的严峻考验；没有满腹诗书和机敏睿智，是要临场出丑的。文人们硬是把这一套玩出美妙的极至，硬是把经史百家、诗文词曲、歌谣谚语、典故对联等等文化内容，都有出神入化地囊括到酒令中去了。于是，酒宴始终，便充溢着浓浓的而又绵绵的书卷气和文化味。觥筹交错中，不仅享受了酒的醇美，也享受了文化的馨香。古代文人宴饮时的逸雅情趣，我们是不能亲眼见识了，只能从《红楼梦》、《镜花缘》等小说和记载酒令的书籍中窥知若干。由于文人的参与，饮酒才饮出了档次，饮出了境界，饮出了无限风光。酒文化中的精采部分，实在是文人创造的。“五四”以后的现代文人，也常相聚宴饮，连鲁迅先生也多次参加，《鲁迅日记》中常有记载。他那首诗《自嘲》（诗中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成为名联），就是在郁达夫做东的宴席上做成的。郁达夫更嗜酒，曾有“大醉三千日，微醺又十年”之句；酒中醉中，他乘兴做出许多好诗文。新文人雅集，樽俎之间仍然充满文化味，谈诗话文，即席吟咏，仍是一大主题。丰子恺就曾写道：“世间最好是酒肴，莫如诗句。”五四运动，狂飙突起，涤荡了旧世界，但千古传下的酒文化仍然一脉相承。创造新文化的新文人，一端起酒杯，仍似他们的先辈。古代的希腊、罗马在谈到酒与文学的关系时，特别爱谈「酒神精神」在文学创作中的作用。中国是个神话不发达的国家，酒在与文学的关系上还没有上升到「神」的位置，但是它对作家文思或诗兴的催化有著重要作用。中国古代文学有两个重要的特徵：一是抒情性作品占主流地位。抒情诗自不必说，就是记述或代言的作品也都有很强烈的抒情性。抒情性强的文学受到酒催化自不待言。另外一个特徵是作品的个人性和自娱性。中国传统文学大多不是面对社会的（尽管圣人有此要求，认为文学要起到教化作用），而是自娱的。所以受外部因素控制较少（如面对市场就要考虑经济因素），个人性较强，不会太计较酒对文学影响的后果。当然这种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的。《诗经隰有苌楚》：「隰有苌楚，猗傩其枝。夭之沃沃，乐子之无知。」诗人看到枝叶繁茂的羊桃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光，忽然感叹，羡慕草木无知。然而人不可能没有知觉，世间苦难都要人的感觉细细品味，而且越是敏感的诗人感受得越痛楚。也许人生下来时还保留著天堂的记忆，所以追求美好几乎就是人的本质。可是有多少人能如愿以偿呢？追求不遂，更加深了人们的痛苦。为了摆脱痛苦，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喝酒麻醉自己。如曹操在《短歌行》中所说：「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慨当以慷，忧思难忘。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种意识不始於汉末，《诗经卷耳》中就有「我姑酌彼兕觥，维以不永伤」的句子。当人生的自我意识越加觉醒时，这种消愁的欲望越加强烈。到了唐代李白，这个忧愁就成了「万古愁」，它须要「千钟」、「万斛」的酒来冲刷了：「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就算这样，也还会：「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宣州谢楼饯别校书叔云》）人可以暂时地酣卧酒乡，可是他醒了以后会如何呢？南北朝时，人们就感受到酒对於艺术家人格的完成和对艺术创作的催化作用了。唐人在这方面的认识更为深入。杜甫《饮中八仙歌》描绘的不只是一帮酒徒，他们更像是一个浪漫的艺术群体。酒把他们身上的艺术气质渲染得淋漓尽致。如浪漫诗人李白：「李白一斗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又如书法大师张旭：「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挥毫落纸如云烟。」这些艺术家和诗人在半酣状态下，平日的政治哲理、道德规范等「理性的魔障」都被酒精突破了，此时他们似乎只受直觉或潜意识的支配，从而最大限度地解放了心理能量中潜藏的人之本性。儒家虽然关注到人，但这个「人」是指群体，而非个体，并且有借群体以压抑个体的倾向。魏晋是士人的个体意识觉醒的时代，当他们用初步觉醒的自我对抗主流意识时，往往会有内力不足的感觉，所以这些士人就要靠酒来支撑。从表面上看他们恣放情志，借酒自秽，并以种种惊世骇俗的行为破坏名教，对抗主流社会。这些士人常说：「礼岂为我辈设耶？」他们向往的是放任自然的生活态度，从自然中探讨人的自然本性。这一点在陶渊明那里得到发展。他首次把把诗、酒、自然结合在一起，并从其中寻求人的本真，也即人的本性。他在《饮酒》诗中说：「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又说：「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所谓的「真意」、「深味」指在痛饮时体会到人生真谛与人的自然本性。这些都被后世追求个性解放的人们继承了下来。李白《月下独酌》云：「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但得酒中趣，勿为醒者传。」所谓「酒中趣」，就是在醉乡中摆脱了日常礼法的束缚，於冥冥之中获得了精神上的自由。李白醉后的高歌：「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将进酒》）这是自信；「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梦游天姥吟留别》）对权贵投以极大的蔑视；「我且为君槌碎黄鹤楼，君亦为吾倒却鹉鹦洲！」（《江夏赠韦南陵冰》）表现出极大的激愤。这些既是醉后的狂言，更是最能表达出李白真正自我的诗句。宋人责备李白诗中篇篇有酒，其实酒把许多诗人艺术家从尘俗琐务中解放了出来，恢复他们真正的艺术家的风范。很难设想有个时时清醒的李白，还能写出这么多传之不朽的诗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