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面前你了解了哪些暖人的故事？

从网上了解到一个关于“90后”女医生逆行奔赴抗疫一线的故事，很让人感动。

女医生在条件艰苦的情况下，骑自行车几夜，一路上风雨兼程，挨饿受冷，返回战役岗位。

时势造英雄，凡人出壮举。正是因为我们的这些白衣天使，心中有使命担当，舍生忘死，才挽救了万千百姓的性命，才鼓舞了广大民众众志成城战胜困难。

她这种责任担当和不畏艰难的大局意识让我感动，希望我们早点战胜疫情，国泰民安。

针对古代疫情的流行，古代先民当时都做了什么努力？

剧历史记载，古人面对疫情所做的努力，首先就是隔离，以防止疫情的传染。同时，古人还会对疫情区域进行清理，比如：集中焚烧带病毒尸体，清洁可能有病毒的各个区域等.其次，古人政府还会拨款购买药物、物资支援疫情，组织医护人员前往灾区救治，同时研发疫苗等.

2020年春节本该是一个阖家团圆的日子，不成想一场新冠肺炎病毒让我们这个年过得真是“有滋有味”，不过在现代医学和科学的带领下，加上中华儿女的众志成城，这场疫情终将成为历史。

回望历史，在浩瀚的历史长河里，我们的祖先在很早之前就与它们打过交道，我们也有过无数次的与传染病斗智斗勇的历史。

在古代，人们可能更喜欢用“疫”来作为它的代名词，比如“瘟疫”“鼠疫”等等。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以及医疗水准来说，疫情的流行，那就代表着灾难，代表着无数人的死去。

比如在东汉末年，传染病肆虐，每隔几年就有一起甚至多起传染病流行。在著名的赤壁之战中，曹操的军队于秋天来到当时的血吸虫病流行区域，冬天作战之时，将士染病近半数。清朝是一个传染病高发期，几乎每隔一年就发生一次疫情。尤其是公元1910年的东北鼠疫，死亡6万余人。

据记载疫情最大的一次则发生在公元1232年金朝的汴京，《金史》载五十日内“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疫情如洪水猛兽一般，吞噬着人们的生命。

在古代，有关于疫情记载的文献很多，《尚书》、《诗经》、《国语》、《左传》、《史记》和《汉书》中都有部分疫情记载。

比如《五行志》里记载了传染病的发生和防治情形。

《论衡》告诫人们不能吃老鼠碰过的东西；《金匮要略》则指出，决不能吃被虫子、蚂蚁咬过的掉在地上的果实；

《淮南子》总结民间经验，认为被打死的病犬不可以投入水中，否则会污染水源。

那么古代关于疫情是如何认识的呢？

由于疫情多发，而且对人造成的伤害过于强大，甚至影响到了统治者的统治，人们在很早以前即开始致力于对疾疫的研究，以期控制和杜绝疾疫的发生。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对疫情有过各种各样的猜测，也做出了各种措施，不过对于疫情的认识，却没有做出一个合理又可靠的解释。

在先秦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对疫情的起因不甚了解，或认为是瘟神作怪，或认为是阴阳失和所致，认为是上天的惩罚。

大约从宋朝起，开始提出病气说，认为是病气导致疾疫的发生。

明代吴有性进一步明确了病气说，认为是一种有毒病气导致疾疫发生，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得不说是一次极大的进步。

为何古代疫情频发？

我国是一个疫病多发的国度，从汉代开始，我国的疫病呈现出逐年增多的趋势。据不完全统计，东汉共有大小疫病流行年份20余年，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有40多年。到了明清时期，疫病的爆发次数有了惊人的增长，在明朝统治的276年里，疫病流行年份猛增至118年，几乎每隔一年就有一次疫病爆发；清代更是高达134次，平均每年0.502次。

那造成古代疫情多发的原因都有什么呢？疫病爆发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自然和社会的。

首先，气候异常是造成疫情频发的重要原因之一。从我国历史上疫病发作的规律来看，几次大规模的传染病流行都与气候发生巨大变化有关。东汉时期、宋元时期以及明万历、崇祯到清朝的康熙年间，是我国历史上地理环境突变和气候变迁异常剧烈的几个时期。天兴元年（1232年）五月，“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诸门出死者九十余万人，贫不能葬者不在是数。”16-17世纪则是中国历史上的小冰川期，这一时期鼠疫、霍乱等疫情大规模爆发。

其次，自然灾害加剧了疫情的发展。从中国古代疫灾发生的具体原因看，疫灾的发生往往与其他灾害相伴生。一般而言，大灾之后，人畜大量死亡，如果尸体得不到及时处理，细菌和病毒便会大量繁殖，从而导致疫灾发生。

如隋代大业八年(612年)，天下大旱，继而发生大疫，染疫者多死(《隋书炀帝》)。

宋朝庆历八年(1048年)，河北发生大水灾。次年三月，又继发疫灾(《宋史仁宗纪》)。

元代至顺二年(1331年)，衡州连岁大旱，接着发生疫病之灾，“死者十九”(《元史文宗纪》)。

自然灾害所引起的饥荒、人口流动，造成人口密集，使卫生及生存条件急剧恶化，从而导致疫病的爆发。

社会的动荡不安也会加重疫情的流行。在战乱频发、政治黑暗、经济衰退的动荡期，疫病爆发明显高于政治清明、社会发展的安定期。因此，战乱和社会的不稳定，也是疫病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

针对疫情的流行，古代先民都做了什么努力？

一、顺应节气

先秦典籍(《礼记月令》》中提到:孟春行秋令，则其民大疫。季春行夏令，则民多疾疫;仲夏行秋令，民殃于疫;孟秋行夏令，民多疟疾。

三国时，曹植在《说疫气》一文中提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病气流行，家家有僵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

在传统的儒家文化中，强调“以人为本”和“天人感应”，古代常常认为疫病的发生是老天爷对于人们破坏自然规律和生态环境的惩罚，主要原因在于“阴阳失位，寒暑错时，是故生疫”。因而，先民们在有所兴作时非常重视顺应节气。

二、借祈祷、巫术安定民心，从思想上控制疫区人员流动

由于科技的落后，人们对自然的认知能力有限。历代政府在设置医官、建立医学校大力宣传医学知识的通知，还寄希望于上天的帮助。

“国有大故、天灾弥祀社稷祷祠。大故，兵寇也；天灾，疫病水旱也；弥，犹遍也。遍祀社稷及诸所祷，既则祠之以报焉。”并制定了具体的办法“疾病乃行祷乎五祀”等。

这些措施在政府就疫过程中的出现，反映出在医疗条件有限的情况人们的无奈。历代流行的纸船送瘟神等民俗，也都是驱疫鬼的具体形式，甚至连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也与驱疫鬼有关。

祈祷和巫术虽然不能遏制疫病的爆发，但是，从实际效果来看，在交通、通信和传播十分原始的古代，政府不能借助先进的手段有效引导人们正确对待疫病灾难，祈祷和巫术便成为了政府和百姓共同的精神依托，客观上能起到一定的安定民心、控制疫区人员流动的作用。因此，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其作用同样是不容忽视的。

三、重视卫生条件，防治疫病的发生

为了防止疫病的滋生和蔓延，政府十分重视人员聚集地方的卫生状况。秦汉时期，政府在城市中设立了固定的垃圾处理地点和方法；汉灵帝时期还制造了专门洒水的工具“翻车”、“渴鸟”，用于防止路面的扬尘，“用洒南北郊路，以省百姓洒道之费。”

隋唐时期，政府尤其注意城市环境的卫生，隋末的长安城树木成荫，唐代更是多次下诏种植树木，并设有专人负责。北宋时期，政府还关心人员聚集的监狱的卫生情况，从景德三年（1006）起，每年暑热难当时，便进行虑囚，以避免牢狱疾病疫情流行。

当年四月，京师暑热亢旱，真宗“御崇政殿临决之，杂犯死罪降流，流徙递降，杖笞释之。……日旰即罢，复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审视讫，乃命实行。自是每岁暑热，皆遣官遍排，亲临疏放，遂为定制。”

四、派遣医生巡诊及无偿施药

最早的巡诊制度见于先秦时期，《周礼地官》中有司救一职，其职责就是:“凡岁时有天患民病，则以节巡国中及郊野，而以王命施惠。”此可被视为是中国古代巡诊制度的滥觞。

《后汉书光武纪》载:光武帝时，天下疾疫，朝廷乃“遣光禄大夫将太医巡行疾病”。《后汉书灵帝纪》载:“建宁四年三月大疫，使中渴者巡行致医药。”

隋唐以后，每当疫情发生时，由中央政府统一领导，地方官吏配合医疗人员，免费发放医药，开仓赈济，已经形成制度。

唐太宗就曾多次选派医官到地方救治疫病。贞观十五年、十六年、十七年、十八年、二十二年，派遣医官分别到夏、谷、泾、徐、虢、戴、潭、濠、巴、普、彬、邻等十余州送药救疗。

大和六年，江南大部分地区都有疫情发生，唐文宗下沼：“其疫未定处，并委长吏差官巡抚，量给医药，询问救疗之术，各加拯济”。地方官员亲自下乡送药，并将具体实施情况向中央汇报。

到了宋代，对疾疫的治疗较之以往各代都更为重视。

每当疾疫流行，宋廷多诏命太医局及翰林医官前往救治，药费多由朝廷无偿拨付。

此外，地方上一旦发生疾疫，各地官员也多方措置，极力救治，广为施医散药。除了派出医生巡诊之外，从中央到地方还广泛设有惠民药局和其他一些地方性药局，平时以平价售药为主，疾疫流行时，则无偿施药以济民疫。

五、处理尸体，加强卫生，预防传染

尸体是病毒和细菌借以大量繁殖的最主要载体，处理尸体，是切断疾疫流行的一个重要渠道。

据《周礼》所载，从先秦时期开始，就有了处理无主尸体的做法。此后，凡遇大疫，官府一般都有掩埋死者尸体的做法。

如南朝梁武帝时，郧城大疫，全城十余万口，“死者十七八”。朝廷遂命给死者赐棺器盛睑，以防止疾疫传染(《南史梁武帝纪》)。

贞观四年（630），突厥部落爆发疫病，“殒丧者多，暴骸中野，先后相属”。唐太宗立即派出使者，在长城以南地区分到巡察，发现突厥人的尸体，就地掩埋，断绝尸体传染病菌的可能性。

这方面仍以宋朝处理得较好。

在宋代，官方每于灾害过后招募僧人掩埋尸体，以度碟为奖励。如嘉定元年(1208年)，江淮一带大疫，官府遂招募志愿者，凡掩埋尸体达200人者则给度牌一道作为奖励(《宋史五行志》)

宋代以后，各地均效仿这一制度，普遍建立漏泽园，从而减少了由尸体繁殖传染病毒细菌的机会。

六、病人隔离，控制疫情蔓延

对于疾疫的传染性问题，先秦以前，还不大了解。自东汉以后，开始有了隔离病人的记载，显示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流行病的传染性问题。公元7世纪左右，我国已经出现了针对麻风病的收治机构。

“元始二年，旱蝗，民疾疫者，舍空邸第，为置医药”(《汉书平帝纪》)。此可视为对病人实行隔离措施的最早记录。

旧时的隔离有两种，一种是收容式隔离，即通过国家的优惠政策，由佛教寺院承办，对麻风病等传染性疾病者进行招纳和收容。

隋唐时期就出现了收治麻风病人的“疠人坊”，唐代中期改名为悲田养病坊，兼收治其他病人，成为一个社会慈善机构式的收容所。

到了宋代，更名为安济坊。北宋末年，政府开始对这些病坊进行管理，由国家拨发安济坊每年所需的钱米医药。这些措施一直延续到明清时期，在地方救疫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代为了防止天花传播，设立了专门的避痘处，为诸皇子建立隔离带。另一种是强制性隔离，即将传染病人，强制集中到某一地点进行隔离。

在生产力和医学科学水平低下的古代，祖先们虽然不能完全认识到疫病流行的根本原因和确切的治疗方法，也不能更有效地抑制疫病的传染和流行，但是，在长期的抗灾救疫过程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的对付传染病的科学知识和方法。当今社会虽然抵御疫病的能力有了空前的发展，但新的疫情仍然会不时出现，祖先们为我们遗留下来的应急知识就显得尤其珍贵，清洁环境卫生、隔离救治等等方法我们今天依旧在使用，古人的防控措施也为我们今天的疫病防治提供了宝贵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