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三星堆是非常神秘的一段历史，三星堆遗址被称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考古发现之一，那么为何三星堆文化和我国传统中原文化差别那么大？今天我爱历史网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地理受限

三星堆文化最有代表性的是青铜神树，高395厘米，树干分三层九枝，树枝上有果实和青铜鸟装饰，主干有龙循干而下，蓄势待发。如此夸张的风格，显然和中原青铜器格格不入。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与成都平原的特殊地理有关。

成都平原东濒龙泉山，西临邛崃山，南依九顶山，北靠熊坡山。平原中有岷江和沱江两大水系。日本学者西江清高认为：新石器时代晚期“成都平原的各小地域单位在和洪水的危害相斗争的过程中形成的政治共同体。”

三星堆遗址所在的什邡和广汉地区，位于沱江及其支流鸭子河扇形冲积平原。受水系的局限，广汉三星堆文化和成都十二桥文化直线距离不过40公里，两地的文化发展略有不同。西江清高直言：“三星堆文化和长江中游商式‘地方型’青铜器相关联，而十二桥文化则和关中的西周式铜器相联系，两者判然有别。”据此判断，三星堆文化崩溃之后，十二桥文化取而代之。相对封闭的环境，对三星堆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对外纽带

唐朝诗人李白曾有“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感叹，事实上，三星堆文化的对外联系并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闭塞。云南富产铜、锡、铅等矿石。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三星堆遗址出土青铜器中的铅进行了测定，发现其来源正是云南。由此推测，三星堆铸造青铜器所需的铜、锡等原料，同样来自于云南。

常言道：“要想富，先修路”，连结三星堆和滇地的是“蜀身毒道”。这条道路由蜀入滇，经印度，抵达巴基斯坦，是沟通中国西南部和南亚的交通要道。三星堆遗址曾出土大量齿贝。这种海贝只产于印度洋深海。公元前4世纪，古希腊的书中有“Seres”一词，代表丝绸，也指丝国。学者杨宪益考证Seres就是古蜀国。这为三星堆和南亚、甚至地中海地区的交流提供了直接证据。

东晋史学家常璩在《华阳国志》记载：“彭祖本生蜀，为殷太史。”不仅如此，在殷墟甲骨文中有“伐羌蜀”、“挞缶于蜀”、“伐缶于蜀”的卜辞。

种种证据反映了三星堆文化并不是孤立的，它和中原及南亚早已有了密切联系。频繁的对外联系，促使三星堆晋升为文化界的一股清流。

开放包容

如果说三星堆是个程序，那么它存在着一系列bug。三星堆曾出土青铜面具，巧合的是古埃及文明和迈锡尼文明也有使用面具的传统。三星堆的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和古埃及的图坦卡蒙金面具有着几分神似。2001年，中埃两国联合发行了《古代金面罩头像》特种邮票。要知道三星堆和古埃及之间的时间跨度，相当于现在和秦始皇之间的差距。

在三星堆，cp感十足还有金杖。这根金杖长143厘米、直径2.3厘米、重463克。类似器物在古埃及和古巴比伦是神权和王权的象征。藏于巴黎卢浮宫博物馆的古巴比伦《汉谟拉比法典》石柱上，就有意味着王权的权杖。相反，中原王朝推崇的中华龙图腾以及青铜鼎，在三星堆从未发现。

此外，三星堆青铜大立人圆帽长袍，有别于先秦时期中原地区的传统服饰，反而和中西亚地区的修士服饰颇为相似。值得注意的是三星堆人铸造青铜器的技艺，和南亚文明的铜焊法有着共通之处，而中原地区直到春秋时期方才熟练运用这一技术。

在三星堆遗址出土了以璋和璧为代表的玉器。《周礼·春官·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琼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瑰礼西方，以玄黄礼北方。”说明三星堆同样受到中原玉文化的影响。三星堆文化对外来文化保持开放包容的态度，勤打补丁，完善程序，酝酿出独树一帜的画风。

自我创新

文化的力量在于创新。《华阳国志·蜀志》记载：“有蜀候蚕丛，其目纵，始称王。”蚕丛是古蜀国最早的统治者，被蜀人奉为始祖神。三星堆文化对此有着更为直观的表达。青铜纵目面具宽138厘米，高645厘米。面具上双眼柱状外凸达16厘米，呈现出突眼、宽耳、阔嘴的特征。对传统文化审美疲劳的人们，看到这个面具必然眼前一亮。

青铜纵目面具的发现，在考古史上尚属首次。突眼代表着“千里眼”，宽耳表示了“顺风耳”，阔嘴宣示渴望交流。三星堆人试图强化视听功能，传达出沟通的心声。此外，大纵目人面具玉雕、纵目人顶鸟身人首玉像等，无不惊世骇俗，叹为观止。三星堆文物的极致表现，不只是表情包，更是文化创新的一种手段。

随着三星堆文化的现身，改变了中华文明起源一元主导的现状。多元一体的格局，已是学术界的共识。三星堆种下了创新和传承的种子，在千年后收获了迷之留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