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西蜀诗歌为什么偏重于世俗和享乐？
政权更迭频频，10年左右就能换一个新皇帝，各地流民更是无数，这便是五代十国时期的国内局面。
对比之下，南北方的情况稍有差异。北方黄河中下游一带遭到了严重破坏，而南方的各割据政权则相对稳定。尤其是地处长江中上游的西南地区，在五代十国近百年的时间里，没有发生过大规模的战乱。
正是在社会安定的大背景下，西蜀一带的诗歌创作发展，相比于其他地区，不但继承了唐代以来诗歌的辉煌，同时也自成一脉，形成了自身独有的特色。
最关键的因素是，当时各割据政权的统治阶级上层，都沉溺于酒色和吟风弄月。西蜀一带因为少战乱，统治阶层上层偏安一隅的心态更是占据主导。在这一背景下，西蜀诗歌享乐化的趋势愈发明显。
另一方面，西蜀诗歌中愈发世俗化和通俗化的特点，则源自唐代以来的讽喻诗。偏安一隅的西蜀虽然没有战乱，然而整个五代却是一个十足的乱世纷争局面。社会风气堕落的时代，世俗化的诗歌既像是悲悯，又仿佛是妥协。
世俗化中的通俗意象和讽喻现实
相比于唐代诗歌，西蜀诗歌中，原先很多难登大雅之堂的词汇开始出现了。“狗触店门开，馋猫临鼠穴”，短短两句诗中，就出现了狗猫鼠三种俗物。在五代十国之前的诗歌中，几乎很难出现这样的创作情况。
即便有对动物的描写，诗人也会用其他字词来代指，在意象上讲究一种朦胧感，而不会如此直接。但西蜀时期的诗人，似乎摒弃了这一特点。
他们不但在诗句中直接写猫写狗，甚至连苍蝇、牙齿、叩头虫这些，也堂而皇之的出现了。上述两句诗歌，正是将诗词用句发展到通俗化的卢延让所作。
他创作的一大特点便是喜欢用俗语，生活中任何一种事物，几乎都能出现在他的诗词中。通俗化的用词，是诗歌意象的一种极大的延伸和拓展。
从创作的角度看，这跟唐代以来的现实主义诗歌一脉相承。就以白居易来说，有人评价他的诗歌通俗易懂，但也有人评价他的诗歌太过于俗气，没有一点诗的韵味。
毕竟，传闻中的白居易每次创作完毕，都会将诗读给不识字的老妪来听，她们都能听得懂，其诗歌的通俗化也就可见一斑了。
西蜀诗歌在通俗意象上的发展，比白居易走的更远一点。卢延让曾写过一首《雪》，其中有“牛牵卖炭车”一句，这极易让人联想到白居易的《卖炭翁》一诗。
白居易的那首诗，是对卖炭翁的悲悯，而卢延让的诗歌，只是运用了通俗化的词语进行了白描，没有掺杂任何感情色彩。即便如此，通俗化的用词，还是让诗句有了更强烈的冲击力。
因为俗语的运用，相对应的是草根和市井，是不识字的普通大众。与之相对的则是庙堂之上的统治阶层，两相对比之下，即使诗歌中没有任何评判，那些通俗词语的运用，相对于华丽的诗词，就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背叛。
顺着这条脉络继续延伸，诗歌用语的通俗意象，也渐渐转变发展成为了对现实的讽喻。有人说，卢延让的诗歌，开创了讽喻诗的先河。这不仅仅是针对后世说的，而是针对当时当世说的。
西蜀的政坛在五代十国时期相对宽松，大量的文人虽然身居庙堂，但同样也能俯身看到民间疾苦。尤其是庙堂的生活和市井生活对比强烈的情况下，传统士大夫情怀的文人们，内心便会充满矛盾。
在这种局面下，大量反映现实和民间疾苦的通俗化诗歌便出现了，这便是讽喻诗。创作讽喻诗的主要有贯休、冯涓、张道古、杨士逵和张立等诗人。
“稼穑艰难总不知，五帝三皇是何物！”这是贯休《公子行》中的后两句。据说，他曾当着前蜀皇帝以及众多王公大臣的面，诵读过这首诗。
相比于北方的其他政权，蜀地政权相对稳固，百姓的生活要比流离失所的北方人好很多。然而统治阶级的上层，并没有任何远大的谋划，那些贵族子弟们平时吃了吃喝玩乐之外，更是不思进取。
在这种情形之下，有抱负的文人，内心深处总归是不能平静的。所以，通俗化意象的背后，就是这一群体的大声呐喊。
不过从创作的角度去看，西蜀诗歌的讽喻诗，相比于唐代并没有更上一个台阶。比如贯休大量的诗歌，包括《公子行》在内，唐代的孟宾于就曾有过类似的创作。
而贯休的其他诗歌，更像是杜甫以及白居易诗歌的翻版。尤其是《酷吏词》，明显参照了杜甫的《石壕吏》。
所以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西蜀诗歌的讽喻诗，继承了唐代现实主义作品的特色，但并没有将其发扬光大，更没有开创全新的局面。也因此，西蜀讽喻诗创作群体在历史上名气不大，也就情有可原了。
再者，当一些忧国忧民的诗人用通俗化的方式描写现实时，西蜀诗坛还有人在吟风弄月，而且享乐化和艳丽化的趋势可谓登峰造极。
享乐背后的沉沦与诗歌意象上的逼仄化
西蜀虽然偏安一隅，但是创作风格极其宽泛。诗歌意象上的艳丽特点，同样是承继了唐代的一些诗歌风格。美酒和女人，是这类诗歌永恒的基底。
这种创作形式其实是有固定套路的。其描绘的对象有原型意象。比如诗歌中出现月亮就代表思乡，出现秋天就代表愁绪。
而西蜀这一类诗歌中，更喜欢用娇弱之柳、轻薄之水等原型意象来描绘女人。在创作上相比于前人，更加的艳丽化。
诗人牛峤就曾创作《杨柳枝》，可以说是将诗歌领域的原型意象发挥到了极致。诗歌中描绘的不是杨柳，而是女人。
除此之外，这类诗歌中还运用了大量心理暗示以及暧昧的写法。常见的比如帘、烟等词汇，在创作意象上，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暧昧情愫。
从女人的娇弱再到暧昧情愫，从离愁再到凄苦，类似诗句描绘的情景，似乎和民间市井远隔千山万水。而事实上大量艳丽的诗词，创作的背景都是庙堂之上常人无法企及的生活。
后蜀最后一个皇帝孟昶，是一个性格懦弱的人。他竟然可以做到三十年的时间不走出宫门一步，整日的生活就是饮宴、歌舞、赏花、钓鱼和骑马。于是，他的花蕊夫人创作了大量具有鲜明特色的宫词诗。
宫廷化的基调，宫廷化的生活，一派享乐无尽的情形。事实上，放眼整个五代十国，不光蜀地的皇帝和统治阶层沉湎于此，南唐末期的皇帝也沉湎于此而不能自拔。
诗歌意象中呈现出来的享乐化趋势，从统治阶层的角度看，是彻头彻尾的沉沦。国家处于分裂状态，蜀地因为山川环绕，统治阶层或许一度认为能永享太平。这种心态，让上层统治者不思进取，而且更不考虑接下来的情况会怎么样。
回到诗歌本身，享乐化的意象一旦发展到了极致，也就成了无根之水。换言之，这类诗歌描绘出来的场景是逼仄的，是没有任何生活基调的。无论是高兴还是愁苦，其表达出来的情愫，难以让人产生共鸣。
到最后，这类诗歌展现出来的情形，和他们的政权命运融为一体。当赵匡胤逐一把各割据政权消灭之后，绚丽的诗歌也随之烟消云散。
承继了唐诗某些风格的绚丽，在意象表达上一旦走进了死胡同，也就不再具备发展的动力了。
当然，西蜀诗歌的类型，也不仅仅有讽喻和艳丽两种，其他在意象的展示和表达上，还有咏物、游记以及隐逸等诗歌类型。
风格不同的背后，体现出来的正是不同诗人对待当时现实生活的态度，是他们内心的一种映射。
世俗和享乐背后的多重交织情愫
从社会的角度看，讽喻诗里的描写是现实，而艳丽诗歌所描绘的场景，同样也是真实存在的。只不过两者之间相距十万八千里，永远不会有交汇的可能。
如此一来，诗歌意象中的表达，不管是对上还是对下，它本身蕴含的意义是客观的。至于直观上的理解和诠释，既是诗人自己的感觉，同样也是外界的感觉和理解。甚至有些时候，外界对诗歌的理解，还要比诗人自己还要深入。
这背后展现出来的现实意象，有着以下几种情愫的表达。
其一，西蜀的现实局面和诗歌营造的场景，有着相互的交织性。
蜀地是天府之国，即便是在五代十国这种纷乱的局面下，只要统治者能让百姓休养生息，社会整体的发展即便没有大的跨越，也不会出现太大的波动。
一方面，上层统治阶层能安于现状，底层的百姓也能在暂时的和平局面下去发展生计。诗歌表达的意象，一方面能看到上层，另一方面也能看到下层。而且很多时候，能够做到融会贯通且彼此不受干扰和影响。
这种相互交织在一起的情形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客观上即便在盛世，同样也存在这种情况。所以，诗人的表达，就是在用诗歌意象来诠释这种情况。
两者间彼此相通，但又互不干扰。上层享乐，底层安宁，成了西蜀社会整体最大的共识。
其二，诗歌不同意象化的场景背后，在内部形成了共识。
能用诗歌进行表达的群体，并非当时的基层百姓。即便是写讽喻诗的群体，大多数诗人也都是士大夫阶层。哪怕贯休是一位僧人，他同样也能经常面见君王，可见其社会地位，是远在基层百姓之上的。
当诗人一方面是食利阶层，另一方面又看到社会疾苦的时候，他们往往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行动，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诗歌中去表达这份情愫。
从某种角度去看，即使他们看到现象，也未曾看到本质，甚至在其自身阶层内部，已形成了一种不言自明的共识即当下的这种情形是正常的。
如此一来，整个上层阶层的群体都会安于现状。他们看到了现实，但不会有什么行动。他们整日享乐，也不会有什么实际行动。更不要说还有一些诗人属于隐逸派，对于社会的走向，更是冷眼旁观。
诗歌在此刻，仅仅成为了一件镜像用具。当然，偏安一隅的个姓属于统治阶层，西蜀的诗人，只是忠实的用自己的感悟去描绘了出来。
世俗也好，享乐也罢，最终随着国灭也一并湮灭在了历史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