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西周到清朝，治理国家的方法都有了变化？

粗略地看中国历史，很多人不难发现的一个显著现象，是伴随王朝更替的治乱循环，迄今犹行有人甚至得出了近似宿命的“历史周期循环律”，仿佛两千年的中国历史只是原地打转。

但如果从管理学角度看，中国历史的每次王朝兴替，新兴王朝莫不努力纠正前朝管理之弊，在纠偏中创新，在延续中产生新的问题，到管理失灵、管理无效时，又被后起之秀取而代之。

历史上的国家管理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集权抑或分权，代理抑或专权，亲亲抑或任贤......，放到现代管理学里，仍然也是很好的研究课题，迄今尚无公认的定论。

下面就宽泛地捋一遍极简中国国家管理史：

夏商两朝可考可信的管理证据不多，无法确切知道他们的国家管理模式，就从周朝开始。

1、周朝管理，其创新在于封建制：对子弟、亲贵、宗亲封土建国，到各地开疆拓土，拱卫中央周天子。较之于商朝的政教综合体的联盟，迅速有效地巩固了王朝社稷，而且是中国历史上最长寿的王朝，八百年下来，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础。

但血亲封建制的弊端，随着基因的日益稀释，逐渐放大为尾大不掉，王权衰微，霸权当道，交伐兼并，历春秋而战国，礼崩乐坏而最终一统于秦。

2、秦的管理，很多是对周管理思想的反动。秦朝采用郡县制而非封建制的组织模式，因军功而非血亲的绩效薪酬制度，因法而治的制度化管理，以及丞相内阁负责的代理管理模式，这些基本都被后世国家管理者所吸纳，成为基本管理工具。所谓百代皆行秦世法，即此。

但秦的管理模式走过了头，尤其是不能尽快地满足被管理者的需要（即政治中的所谓人心所向），始皇之后，二世而终，不过几十年时间。接下来的一统天下的汉王朝，黄河流域中下游的华夏人民，因此而民族得名为“汉族”，随之而来的将是重新统一的中国历史上国家管理绩效的第一个高峰。

3、汉的管理，框架上继承了秦的基础，但对秦的管理弊端进行了纠偏。废苛法而崇简要的务实制度化管理，名为封建而实为郡县的组织模式（经七国之乱后，封国日渐削弱），亲亲而尚贤的选举制的人力资源管理，继承秦制的相权与君权相成的委托-代理模式，中央集权意识形成，天人合一下的君权约束机制。中间的王莽新朝虽短，但管理上也创新地复古出来一个名为“禅让”的权力更迭模式（尽管于政治伦理而言，称之为奸邪逆篡），光武中兴后延续，凡四百年，影响深远。

汉的管理模式过头后，就是外戚和阉宦干政专权，到了管理功能完全丧失，不能适应变化，解决面临的管理问题时，也就开启了“合久必分”后的战乱世代。

4、乱世管理，由汉末三国而一于短命的西晋，奇葩地创新复古封建制，结果末强本弱导致八王之乱，管理歧视导致致五胡入华，而后南迁的东晋与北方先后的十六国（另说十八国，二十国）之间杀伐不绝，彼时管理绩效的最核心KPI就是军事实力。无数生民涂炭的结果，最终杀出来南北朝的分治，融合出来更强大的中华民族。

东汉之乱，始于外戚对宦官的管理纠偏失败。乱世的国家管理，也不是没有头绪下的毫无管理可言，基本上仍然延续了前朝的管理，有继承，有发扬，有试验，有创新，自然也有成败，但总体上以汉为宗，认可汉文明下管理的先进性，更多的是主动汉化，皆欲承继汉统，管理名义所争的，无非是谁为正统。

曹魏代汉而两晋而南北朝，权力替代模式基本遵循了王莽发明的“禅让”套路。曹魏由汉朝的举孝廉任贤制度，发展出来九品中正制的人力资源体制，最终形成了世族门阀制度下君主与世族共治的国家管理常态，所有形形色色的管理表现，基本上依此展开。

期间约四百年下来，不知不觉竟又完成了无数的管理试验和创新，组织模式上的封建制（本义）基本寿终正寝，郡县制根深基固，府兵制的脱颖而出，组织运营和资源管理模式的租庸调制试验成功，组织人力资源的科举制呱呱坠地，世族门阀体制日薄西山，中央集权模式开启，组织设计方面的三省六部制呼之欲出，儒道佛三家辉映的组织文化建设和价值重塑......。凡此种种，融合了游牧血统的华夏道通，形成了生机勃勃的新文明，到隋朝统一而集大成，中国历史上国家管理的第二个辉煌期，已经露出曙光。

5、隋唐五代

隋唐的管理经常被拿来与秦汉比较。两者确实有很多的相似性，比如秦隋都是分久之后必合的完成者，两者都是国运不长、二世而终，两者的国家管理都是后世管理的奠基者，两者的管理制度以严苛繁细......；而汉唐都是承前启后的发扬光大者，两者延续的时间都比较长（汉约四百年、唐近三百年），两者都为中国打下了鲜明的文明烙印（族群因汉而得名，民众因唐而自信），两者的管理风格都有宽松自任的特点，两者都因内部管理失效而衰（汉因外戚、宦官，唐因宫廷、藩镇），皆因大规模百姓造反而油干灯尽（汉因黄巾造反，唐因黄巢起义），接下来的五代也与三国相似，开启的是更集中和持续的疆域裂治。

隋唐五代的国家管理，更多的是将秦汉的基础和魏晋南北朝的试验成果，进行集成、推广和应用，并取得了当时世界绝无仅有的管理绩效，并因此而为人称道。国家管理制度方面的创新包括因三省六部制而废除春秋以来上千年的丞相制度，因为名为禅让，视为篡权的更替模式，让相权坏了名头（相成权奸后，再由公进爵，封王之后加九锡，最后就是篡位了）。三省分了相权的决策职能，六部细化了相权的执行功能，尤其是六部，更成为后续帝国时代最高管理层的基本组织机构设置。

帝国管理组织的中层（道和州郡）和基层（府县）方面，郡县制彻底战胜了封建制，封建制仅仅留下爵位的形式，诸王不再成为朝廷隐患。但中层权力的集中和缺乏约束，最终造成尾大不掉的地方实力和各自为政的藩镇割据，不断演义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真理，因拥兵自重、自保、自立直至夺国，成为这一时期的鲜明特色，历五代而至宋，乐此不疲。

6、宋辽夏金

五代以后的神州大地，升级为2.0版的南北朝故事。隋唐故地上，南部的两宋和北部存续的辽夏金。古朴尚武的北部民族国家，不断痛扁崇文的南部相继的两宋，直至蒙元完成分久必合的宇内重一。

这一时期的国家管理也与南北朝时期相似。北部国家管理方面，在保持满足特色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借鉴汉文明的知识和经验，最终因汉化而弱化，直到灭国融入中华民族的大河之中，可说者不多。

南部的赵宋政权以继承隋唐五代的正统自居，国家管理上延续者前朝故事。出于对军事政变的恐惧，产生了管理上的反动，宋的最高管理者采取了崇文抑武的管理策略，管理绩效出现了文治胜过武功的畸形偏科。两宋长期挨揍的一个无心之柳，是强化了隋唐以后空有其名的汉民族认同，进而形成了较强凝聚力的帝国组织文化。

宋的内部管理上，组织设计方面实现了明确的军政经职能的分工和牵制。宋在中央和地方设计上延续唐制，但把道改为军政分开的路和军，将管理细化到极致并形成特色的，是对军事力量的制约，彻底消除了军事政变的隐患，形成了“帝指挥枪”的格局，也造成了“内治内行、外战外行”的集体性管理能力偏差，不断的“富而积弱”，直至被蒙古铁骑追杀，宋帝国命断崖山。

7、元明与清

把元明清放到一起，主要是因为三朝有个共同的管理特点，就是疆域大一统之下，君权和中央集权的不断强化，从而使国家管理成为一个具有相对连续性的过程，直到硬化成为一台高强度的国家机器，为帝国输出了强大的组织管理功效，代价却是基于个体奴化的自我更新能力的丧失，最终面临前所未见的外部挑战时，不能做出有效的响应，无法应急直至民国肇造，帝制覆亡。这个进程也使中华民族成为一个可以共同拥有的文化内核，可以虚化和弱化基于血缘、种族的民族概念，进而使现代中国成为中华文明的载体，而非基于种族、信仰、意识形态的平台。

元代非常不同与传统中国的国家管理，具有鲜明的游牧部落管理特征。这种管理具有强大的军国特色，牧战一体、铁骑速率等，所形成的远程奔袭和闪电战的能力，使其组织的效率极高、战斗力极强，但也有自身的管理局限，比较适合于快速成长期和需要高速移动的国家管理，并不适合稳定后的帝国管理。

蒙元代宋之后，出于历代游牧民族被汉化的反动，采取了极端的族群等级管理，自拉仇恨，客观上埋下了覆亡的火种。元代的国家管理，虽然对中国历史的国家管理经验也有所吸取，但总体上却是弃其精华、取其糟粕，帝国寿命不长也就自然而然了。元代国家管理也不是一无是处，比如其广大疆域和行省制度，奠定了现代中国的地理基础和地方区域架构。

明朝的国家管理发明是特务制度。东厂、西厂、锦衣卫，不断强化君权独裁的中央集权，加上内容固化的科举考试制度，替代丞相制度的内阁机制，分权牵制的职能和层级管理，纵向等级管理与横向监督交织而成的网格化管理，为帝国提供了一台自动运行的精英管理系统，即便在最高管理者缺位甚至胡来时，这台机器的功能也不会完全丧失。

同样是物极必反，明朝国家管理的另一面是管理奴化带来的黑暗，权奸和宦官加上士人党争，不断加剧着帝国管理精英的内耗，科举精英形成了脱离民间疾苦的利益集团，使国家机器丧失技改基础，最终在内忧外患的夹攻下被取而代之。

清代的国家管理脱胎于明代，虽为异族，但最高管理者的个人水平和专业化能力，实际上高于前朝。清代的国家管理吸取了蒙元的民族等级割裂管理的失败教训，也没有放弃保持民族原始血性的愿望，于是创造出了满汉双官制，为未来的党政双首长制提供了借鉴。

但八旗子弟的优渥待遇腐蚀了战斗力，最终保持满足民族特性的愿望并未实现，满族随着帝国的结束彻底融化在中华民族大家庭之中。为了弥补因君权独裁而缺乏代理机制的不足，清代发明了军机处协助皇帝，发明了密折直奏的报告制度以提高信息沟通效率，接班人管理方面则并不局限于嫡长制的限制。

通过大兴文字狱钳制思想，巩固了统治.......凡此种种，把君权独裁发挥得淋漓尽致，但也抑制了管理活力，以至于面对外患内忧，响应的速率效能根本跟不上变化的节奏，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但最后退出舞台的和平方式，仍然不失为满清帝国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和国家管理做出的最后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