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末期的历史

商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朝代，从公元前1600年公元前1046年，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第一阶段是“先商”；第二阶段是“早商”；第三阶段是“晚商”。前后相传17世31王，延续600年时间。总的来说，商朝是处于奴隶制的鼎盛时期，奴隶主贵族是统治阶级，形成了庞大的官僚统治机构和军队。奴隶主对奴隶既可以买卖，也可以随意杀死；奴隶主死后还要由奴隶殉葬，从商朝帝王显贵们的陵墓中可以看到，殉葬的奴隶少则几十，多则上千。在作为商朝鼎盛阶段的武丁时期以后，相继为王的是祖庚和祖甲兄弟两人。祖甲的情况和武丁类似。《尚书无逸》篇说：“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继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祖甲可能对商朝的一些制度进行过改革，周祭制度即为祖甲所创。在卜辞中他被称为父甲，祖甲和帝甲。廪辛是祖甲之子，在位时间不长。其弟康丁，《史记殷本纪》作庚丁，关于他田猎的卜辞数量很多。康丁子武乙不仅和康丁一样酷好田猎，而且以蔑视天神著称，《史记殷本纪》说他“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叩辱之；为革囊，盛血，而射之，命曰射天”。他去河、渭之间田猎时被雷震死。武乙子文丁，又被称为文武丁、文武帝。为了遏制周的势力兴起，文丁曾经杀掉周王季历。帝乙是文丁之子，曾对东南方的一些方国部落大规模地用兵。据卜辞记载，帝乙继位后的第十年九月，率众和侯喜等从大邑商出发，经雇、商、毫、攸、杞等地到达今淮河下游一带征伐人方，第二年五月才返归。过了5年，帝乙再次征伐人方。他还用五十月的时间征伐孟方（今河南雅县南）。这些都表明向东方经营是帝乙注目之所在。帝辛名纣（或作受），为帝乙之子。《史记殷本纪》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是一位天分甚高的人物。但是纣骄傲拒谏，生活奢侈。古本《纪年》说“殷纣作琼室，立玉门”。相传纣在邯郸以南、朝歌（今河南淇县）以北的广大区域里建造离宫别馆。纣王十分暴虐，设置了炮烙之刑。他重用谗毁善谀的费中、恶来等人，诛杀和废逐比干、箕子、商容等贤臣，致使商朝的大师、少师、内史等官员持祭器、乐器、图法等叛纣而奔周。关于纣王末年商朝的形势，纣兄微子曾说，“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罪辜，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可见已经相当严重。致使纣玉覆灭的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原因在于许多方国部落对商朝态度的转变。纣王醢九侯脯鄂侯囚禁周族首领西伯于里，使得不少方国部落叛纣。西伯之臣闳夭等献美女奇物良马等以后，西伯才被纣赦免。纣的时期，周族迅速崛起，《论语泰伯》篇说周文王时期“三分天下有其二”，《史记周本纪》说周武王时期“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可见许多方国部落都投靠了周。这时候，纣仍不改悔，化续与诸方国部落为敌，并向东方大举用兵，讨代东夷，虽然取得不少胜利，但也耗损了国力，使商朝走向覆灭，所以《左传》说“纣克东夷而殒其身”。大约在前11世纪中期，纣发大军抗拒周武王所率武装，可是兵无斗志，在朝歌郊外的牧野之战中前徒倒戈。纣王兵败之后，逃登鹿台，身穿缀满宝玉的华丽衣服，自焚而死。纣死后，其子武庚受封于周。周初三监叛乱被平定之后，周以微子代武庚。尽管“殷祀”还保存了很长时间，但作为一个朝代而言，纣王之死则是商朝寿终正寝的标志。武王伐纣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它是商衰周兴的转折点。在《尚书。牧誓》中，对这次大战的经过曾作了简略的记载，是我们了解这次大战的最早文献。武王伐纣发生在什么时候？《牧誓》开篇曰：“时甲子昧爽”，仅有纪日，而无明确的年代。因此，给后人留下了一个千古悬案。我国有记载的确实纪年始于公元前841年。在这之前的史事年代均要通过推算得到。由于上古史料的缺乏，人们推算的武王伐纣年代简直令人无所适从。胡厚宣在《古代研究的史料问题》中列举了前人的十二说法：即公元前1130年、前1123年、前1122年、前1117年、前1116年、前1111年、前1078年、前1067年、前1066年、前1150年、前1051年、前1050年、前1047年。加上梁启超提出的前1027年，唐兰提出的前1075年（《新建设》1955年第3期），丁山提出的前1029年（《商周史料考证》），章鸿钊提出的前1055年（《中国古历析疑》），凡16种，使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变得扑朔迷离。这些说法中，以公元前1066年、前1122年、前1027年说最有代表性。前1066年说最早由日本新城新藏据南北朝陶弘景的《古今刀剑录》在《东洋天文史研究。周初之年代》中提出。后来，范文澜的《中国通史》、齐思和的《中外历史年表》等也采用了此说。前1122年说源于刘歆的《世经》和《三统历》，此说曾影响了后世的很多学者，但也有人批评刘歆的推算是“欲以合《春秋》，横断年数，损夏益周”（《后汉书。律历志》），肆意缩短夏、商年数而妄增周朝年数，主观因素太多。前1027年说自梁启超在1922年提出后，雷海宗的《殷周年代考》、陈梦家的《西周年代考》皆主张此说。特别是郭沫若的《中国史稿》采取此说后，在国内外史学界，得到了很多人的承认。此说原本于《史记。周本纪》裴《集解》引：“《汲冢纪年》曰：‘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即从周幽王最后一年（前771年）上溯257年，便是前1027年。近年来，人们又对武王伐纣年代进行了推算，提出了新的说法。黄宝权等对前1027年说“稍事推进”后，提出了前1029年说。他们依据《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和《史记。天官书》“作鄂岁，岁阴在酉，星居午”等记载，认定武王伐纣在“酉年”，但用于支推算，从周幽王亡上溯257年的结果却非“酉年”，其最接近的酉年是前1032年。那么是否可断定前1032年就是武王伐纣之年呢？不能。原来史书上所用的岁星纪年法并不准确，每隔86年要误差一年，257年间正好误差3年，“减去误差数得出前1029年就是武王克殷的绝对年代。”再进一步推算后得出结论，武王伐纣之战是在这年的“周历二月五日黎明前打响的”（黄宝权、陈华新《周武王克殷年代考》，载《华南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著名天文学家张钰哲先生利用电子计算机及大行星摄动而求得的这三千多年中的运动轨道，将我国历史上各次可能是哈雷彗星的记录加以分析考证后指出：如果武王伐纣时出现的彗星是哈雷彗星的话，“那么武王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1057～1056年”（《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的趋势和它的古代历史》，载《天文学报》第十九卷一期）。因为《淮南子。兵略训》中曾写道：“武王伐纣，东面而迎岁，……彗星出，而授殷人其柄”。其显示的天象是木星出现在东方的天空上，同时还有彗星出现，头向着东方。根据1910年4月19日哈雷彗星的出现逆推40次回归过近日点，发现在前1057年3月7日，哈雷彗星距地球甚近，在这年的头3个月里都能看到它，其天象正与《淮南子》记载相同。那时，木星运行在张宿中，正当鹑火之次，与《国语。周语下》所说的“武王伐殷，岁在鹑火”相合。赵光贤据此认为，天象是客观存在而又有规律可寻的，用电子计算机来算四千年前的天象，并与史料相结合，“推算出来的年代就是可信的。”从史料的考证上，赵光贤进一步充实和支持了前1057年说，并指出“自武王灭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史记。周本纪》集解）中的“至幽王”，不是指幽王亡年（前771年），而是即位之年（前782年），而“二百五十七年”的“五”、“七”两字应颠倒过来，这样推算出来的武王伐纣年代才是正确的：即771加11（幽王在位年数）再加275，共为1057年（《从天象上推断武王伐纣之年》，载《历史研究》1979年第10期）。何幼琦根据天文历法的知识和方法，通过推算文物、文献中有关的纪时，也考证了武王伐纣的年代。在推算方法上，以1980年为起点，推算尺度用现代天文常数，回归年（岁实）为365.2422日，朔望月（朔策）为29.530588日。何幼琦先通过《小盂鼎》、《庚嬴鼎》的铭文间接地推算出康王元年（前1013年）和成王元年（前1030年），然后依据《史记。周本纪》“既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有瘳而后崩。……周公乃行政当国，……行政七年，成王长，周公反政成王”的记载，逆算断定：“克殷之年，当在成王元年前七年又二年”。即前1039年，并算出大战就发生在这年的元旦（正月甲子）。所以说，武王伐纣是一次利用节日，出敌不意，远途奔袭的成功战例（《周武王伐纣的年代问题》，载《中山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一个历史年代的推算竟引起人们的广泛注目，并提出了19种考证结果，这在史学研究中是非常罕见的现象。虽然上述诸说结论迥异，但各有所据，难道武王伐纣的年代真是纷纷然而不可定一吗？正确的年代只能是一个，但究竟是哪一年，还有待于努力探讨。

《封神榜》尽管是小说但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商朝末期我只知道公元前1044（正确时间有待考证）周武王在牧野之战中战胜商纣王！商朝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