洋务派的重要代表人物有哪些（洋务运动主要人物及主张）
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兴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以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为主将，引进西方军事装备和先进科技。
并创办了近代军事工业和民用企业。而恭亲王奕訢在洋务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充当了领袖和总管的角色。
初登政坛，天威难测
奕訢生于道光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排行第六。道光帝虽然有九子，但他最中意、认为可以继承皇位的只有皇四子奕詝和皇六子奕訢二人。
奕訢才貌出众，少年英俊，道光帝十分喜爱，想立其为储。但奕訢在诸子中年长，又是皇后所生。因此道光帝在立储一事上犹豫不决，后经过几次考察，才选定奕詝为储。
道光三十年（1850）正月十四日，道光帝驾崩，奕詝即位，是为咸丰。道光在传位遗诏中，也破例封奕訢为亲王，这足见他对奕訢的宠爱。
但是尽管如此，奕訢未能继承皇位，便不得不屈居于一人之下。满腹经纶难以发挥，良机丧失，时不再来，一生命运就此注定。
咸丰即位后，封奕訢为恭亲王，赐给他一座王府，并表示“今虽君臣，情愿一体”，恩礼有加。咸丰三年，太平军定都天京，并派军北伐，长驱直入杀向直隶、山西，威胁京畿。
为了应付这一局面，咸丰帝一面派兵遣将，一面发布上谕，破例任命奕訢在军机处行走。
从此，奕訢以亲王身份入值军机，成为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人物，时年奕訢20岁。虽说奕訢此时年纪不大，政治经验也不丰富，但他的天赋和才华已初现端倪，在他的主持下，不到一年的时间便肃清了北伐军，解除了京师的威胁。
咸丰帝欣喜万分，论功行赏，授予奕訢种种要职。这是奕訢在晚清政治舞台上的第一次亮相。
然而，就在奕訢踌躇满志的时候，由于生母康慈皇贵太妃在弥留之际，触动了咸丰帝与奕訢争立皇储的伤疤，咸丰帝即于咸丰五年发布上谕，罢免奕訢的所有职务，令其在上书房读书。一夜之间，奕訢便跌落神坛，正所谓“旦夕祸福，天威难测”。这是奕訢第一次受挫。
蛰伏之后，再度起用
奕訢这次挫败之后，整整赋闲了五年，咸丰八年英法联合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才使他获得了重新崛起的机会。
咸丰十年，英法联军攻陷天津后，直逼北京。僧格林沁等人上奏咸丰帝请求“北走热河”。咸丰帝不顾群臣的劝阻，在肃顺、载垣等人的扈跸下，从圆明园匆忙逃亡热河。
临行前一天，咸丰帝起用奕訢留守京城，谕令奕訢担任便宜行事全权大臣，负责与英法谈判立约。
受命于危难的奕訢知道这是一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但他凭着个人的才干和对祖宗江山的安危，还是勇敢地担负起这一责任。
在与英法联军的谈判中，奕訢不卑不亢，经过数次争论，最终签订了《北京条约》，结束了持续三年多的对外战争，挽救了大清王朝的危局。
奕訢留守京城，并促成和谈，这让他的威望大为提高，并且形成了以文祥、宝鋆、董恂、胜保等人为核心的政治集团。正是这股强大的势力，让其后的两宫太后有了强有力的支撑，并成功发动了辛酉政变。
通过这次和谈，奕訢意识到国家的落后和西方列强的强大。
咸丰十一年初，奕訢领衔向咸丰帝上了一道《统筹全局折》，提出了全新的外交总方针：
“臣等就今日之势论之，发捻交乘，心腹之害也；俄国壤地相接，有蚕食上国之志，肘腋之患也；英国志在通商，暴虐无人理，不为限制，则无以自立，肢体之患也。故灭发捻为先，治俄次之，治英又次之。”
奕訢在此折中斟酌拟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等章程六条，附请采纳实施。咸丰帝很重视，立即交热河行宫等王大臣妥速议奏。
惠亲王等认为筹议各条，切中时弊，可照原议办理。咸丰帝批准，并设立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奕訢、文祥、桂良管理。洋务运动至此正式开锣。
辛酉政变，得掌大权
奕訢在《统筹全局折》中并未在内政上仔细推敲，而是原则上提出了“自图振兴”的口号。
至于怎么推行？这正是奕訢一直思索的重大问题，因为很快就形成了从练兵到制器，从制器到育人的一整套自强、振兴的思想，并在兴办洋务运动中一一付诸实施了。
这个时候，咸丰帝热河行宫迟迟不肯回銮，朝政仍然掌握在肃顺等人手中，而且咸丰帝对奕訢也是颇有猜疑。因此，以奕訢当时的处境，要想顺利推行洋务运动，也是十分困难的。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在热河病逝，皇子载淳继位，两宫太后听政，肃顺等八大臣辅政，奕訢被排除在最高权力之外。这也为他改变政局创造了良机，他和两宫太后联手，发动了辛酉政变。
政变成功后，最高权力发生了变动，其一是确定了两宫太后垂帘听政的先例。
其二是奕訢授为议政王，在军机处行走，加上原有的主持总理衙门，集内政外交大权于一身。可以说，这个时候奕訢迎来了他的黄金时代。
同治继位之初，由于东太后慈安不太管事，而西太后慈禧在政治上还不够老练，所以凡事都依赖奕訢做主，主导权完全掌握在奕訢手中，这为他推行洋务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大刀阔斧，推行洋务
奕訢推行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和实施办法，大致经过了练兵、制器和育人三个阶段。
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自强之术，必先练兵；练兵又以制器为先；制器又须以天文算学为源本”。这个宗旨就是洋务运动的主体思想。
练兵方面，奕訢认为武器装备落后是两次鸦片战争的根本原因之一。因此他从训练京营开始，为军队提高战斗素质，适应西式作战方法开辟了新的途径。在奕訢的倡导下，练兵工作得以开展，旧式军队得到初步改造，奠定了军事近代化的基础。
制器方面，由于奕訢急于练兵，原拟先向外国购买武器装备，并委托总税务司李泰向英国购买军舰8艘。
然而，李泰为了掌握军权，私自与英国阿思本舰队司令订立协定，此举有损中国主权，最终导致计划破产。此后，奕訢决心设厂自制。
同治三年五月，奕訢正式提出“练兵以制器为先”的纲领，主张：“宜乘南省军威大振，洋人乐于见长之时，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切不可偷安苟且，坐失机宜。”这一主张很快得到了地方实力派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的响应与实施。
此后几年，陆续出现了大型制造船炮的军用工厂，如江南制造局、福州船政局、天津机器局，等等，这些军事企业都是在奕訢的倡导、鼓励下创建起来的。
育人的活动，是从同治元年（1862）年创建同文馆开始的。起初同文馆主要是培养翻译人才，后来随着练兵、制器的逐步开展，奕訢深感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要性。
他说：“今中国议欲讲求制造轮船机器诸法，苟不借西人为先导，俾讲明机巧之原，制作之本，窃恐师心自用，枉费钱粮，仍无俾于实际”。
因而，在同治五年（1866）奕訢奏请于同文馆添设天文算学馆，并陆续增开化学、格致等馆，将同文馆建成清代第一个培养科技人才的近代教育机构。与此同时，同文馆还翻译出一大批西方科技书籍，传播了近代科技知识。
同治十三年（1874），奕訢借日军入侵台湾之机，主持总理衙门，提出了切实的建议，即练兵、简器、造船、筹饷、用人、持久等六条，加强了海防建设，筹建三洋海军，推进了洋务运动的进一步发展。
直到光绪十年（1884），甲申易枢奕訢被慈禧赶下台，奕訢主持并总管洋务运动整整25个年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