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皇后一辈子没圆房吗（曹皇后一生无子的原因）
《清平乐》中，曹皇后入宫十五年，竟然才和官家第一次圆房。这太不像我们想象中的帝王和皇后了。
在剧中我们能够看到，曹皇后的势力其实并不强大，虽然这与她本人端庄淡雅的气度分不开，但是抛开剧情需要来看，曹皇后的处境，也确与宋朝的宫妃制度有绝对紧密的关系。
后妃拥有庞大势力集团，甚至严重干扰政事，这在中国封建王朝中是比较常见的。尤其是在后妃执掌政权过程中往往借助外戚的势力，这样就进一步造成外戚专权，进而威胁到皇权影响社会的安定。例如西汉外戚王莽篡汉。
而看整个宋朝，后妃们都没有出现引外戚壮大自己势力的情况。非但如此，而且很多后妃都主动约束外戚，告诫他们不要追求过多财富和权势。
整个宋朝先后虽然有八位太后垂帘听政 , 这些垂帘听政的太后却并没有像他朝那样表现出很强烈的权力欲望。
这就和我们熟知的吕后、武则天还有慈禧老佛爷完全不同了。例如宋宁宗杨皇后听政仅八个月后就主动放弃了手中权力 。《宋史》记载:“皇太后手书:‘多病，自今免垂帘听政。’壬寅，帝两请太后垂帘，不允。”
宋代后妃中的绝大多数行为对宋代的影响都是正面的，克己自励，不崇骄奢生活，并且知书达理，善待大儒。
说实话，后宫能够如此，就可以对整个王朝的文教事业产生极为正面的影响。“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无唐武、韦之祸。”
其实，在宋代朝廷内部，本身就有着孕育出这种局面的土壤。
北宋赵氏统治者决心彻底结束唐末五代以来朝廷内部的血腥争斗。如何结束？于是宋统治者就想到了“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他们要先“齐家”，于是乎，后妃们就首当其冲了。皇帝要求后宫高度尊孝太后，并钳制后宫使其难以揽权。
后妃们在宫中必须遵循“治内”之法。此规制根本目的是为了整肃后宫，并且防范后妃干预朝政。严限内廷与外朝的联系，规定“宫禁严密，内外整肃”，以防止后妃与外戚、大臣等勾结 。
同时对后族推恩，后妃亲属们也都能获得官职，并且一生锦衣玉食。因此也就无人怂恿后妃们去争斗了。
史料记载，宋仁宗时李宸妃，其弟用和，仁宗拜其为彰信军节度使，优宠甚深。“既而追念不已，顾无以厚其家，乃以福康公主下嫁用和之子玮。”
所以，徽柔嫁给李玮也正是统治者的一种推恩。《宋史》载:杨淑妃对宋仁宗“拥佑扶持，恩意勤备。及帝即位，尝招其侄永德见禁中，欲授以诸司副使。
妃辞曰: ‘小儿岂胜大恩 , 小官可也。’更命为右侍禁。”可见宋仁宗给后妃亲属了尽可能多的荣宠，这也是宋朝的基本国策和传统。
但宋统治者并不傻，多少外戚乱政的例子在历史上时有发生，所以到了宋代，实质性的权力统治者是绝对不会交给外戚的。后妃族人不能自由与朝臣往来，也不允许有人利用与后妃家族谋取官职。
宋以前，很多专权皇后多是依靠外戚的力量。这就形成了“自古母后多私外家 ”的现象。到了宋代，统治者实行外戚“不令预政，不令管军，不许通宫禁，不许接宾客 ”等一系列抑制政策，所以结果宋并没有真正形成与威胁王朝统治的外戚势力集团。
而且宋朝强大的文官政治，将后妃擅权控制在最小的范围之内。
宋以陈桥兵变立国，赵匡胤有感于五代十国武人割据的局面，确立“以儒治国”的国策，从此形成了 “皇帝与文人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局面，文官集团在整个王朝政治中发挥着远远超乎其他朝代的主导作用。
宋代的文官制度，是文官们一直与赵氏共坐江山，官家十分优待他们恩宠，因此这些文官不可能容许有任何其他势力插足其与皇家的关系之中。
因此，若后宫势力讲要危及皇权的时候，文官们就会坚定不移地站在皇帝一边，这也极大地阻遏了后妃乱政的可能性。
在两宋的历史上，宰相多有胆识，除了《宋史》中提到的“平立殿下不拜 , 请卷帘 , 升殿审视 , 然后降阶 , 率群臣拜呼万岁。”的吕端外，仁宗朝的寇准、范仲淹、王曾、鲁宗道、晏殊等人在仁宗与太后刘氏的关系中坚定地站在了幼年仁宗一边，坚决阻止了刘太后的擅权。
《宋史》记载的这样一个故事也很有意思:仁宗时，图阁直学士张揆 “一日 , 进读汉《马后传》，至服大练、抑止外家，因言: ‘今妃族太盛 , 不可不裁损，使保其家。’帝嘉纳之。”正是这句“帝嘉纳之”，表现出了君臣在防止后宫擅权一事上的共识。
而且文官一般都心思缜密，会很了解皇帝的心思，所以在阻止后妃擅权问题上，他们和帝王的目标是一致的。宋孝宗时，钱端礼欲利用孝宗的信任参知政事。
此时就有文官站出来直言: “吏部侍郎陈俊卿抗疏，力诋其罪，且谓本朝无以戚属为相，此惧不可为子孙法。逮进读《宝训》，适及外戚，因言:‘祖宗家法，外戚不与政，最有深意，陛下所宜守，’上纳其言。”
也就是说，文官团队以维护祖宗成法为由成功，甚至可以直接阻止外戚谋利参政的企图。
既然文官和天子共天下，那么文官和时局就有了直接的利害关系，宋朝大臣也会采取诸多方式对后妃的政治行为进行规范和约束。
《册曹皇后文》中写道:“天地定位阴阳相成，人道贯之，以纲大伦，后德配之，以熙内治，圣人有以端本也。”在宋朝，后妃参政只能是特殊情形下的措施，所以当时就有“皇帝冲年，太后临朝，斯非国家常典。”的规制。
关于后妃参与政事是不能主动为之的，朝臣对后妃与政都有相当程度的主动权。当需要稳定政局辅佐幼帝这种只能后妃出面的特殊时期，文臣会积极要求后妃参政。
一旦君主年长，朝臣就会坚决要求后妃归还政权，没有任何其他的余地。也就是说，士大夫绝对不会让后妃长期秉政的。
既然无法长期参政，而且后边又有一大堆士大夫监视着，那么参政的后妃只能是一门心思把政务做好。所以，宋代后妃持政多有善举，政绩也较为突出，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
我们看最早的宋太祖母亲昭宪杜太后，据《宋史》记载，宋初太祖禅位于太宗，就是杜太后教诲的原因，这在当时的形势下对于稳固时局具有重要的意义。
《宋史》中提到我们的宋仁宗曹皇后，在仁宗重病时料理政务，“帝感疾，请权同处分军国事，御内东门小殿听政。大臣日奏事有疑未决者，则曰‘公辈更议之’，未尝出己意。颇涉经史，多援以决事……宫省肃然。”
后来仁宗去世后，曹皇后同样发挥了中流砥柱的作用。“帝夜暴疾崩，后悉敛诸门钥置于前，召皇子入。及明，宰臣韩琦等至，奉英宗即位，尊后为皇太后。”
曹后当政时，仁宗弟允弼欲争夺皇位，曹氏垂帘听政，无疑起到了稳定宋朝统治的作用。在《宋史》中，也曾称颂宣仁高皇后:“自是内降遂绝，力行故事，抑绝外家私恩。文思院奉上之物，无问巨细，终身不取其一。人以为女中尧舜。”
宋代文臣们不仅对于后妃参政有一套规制，而且在关于“择后立妃”一事上也有一套标准。这个标准我们可以从范祖禹提出的《论纳后须知者四事》来看到:“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礼，四曰博议。”
也就是说，不仅要求后妃必须出自名门，而且也必须是有德之女。司马光曾论及后妃等级:“依约古礼，使后宫之人其为几，等有几人……诚治乱之本，祸福之源。”在这样一套标准的要求下，宋代的实际政治得到了很好的发展。
名门望族之后的曹皇后，就是这样一位具有政治智慧的皇后。时人称其为:“佐佑仁庙定策，立英宗神宗，乃本朝后妃其间盛德之至者。”
宋代的许多后妃确实是具有较高的道德素养和政治素质的。无庸置疑，文臣在后妃选择上的思虑和标准，成为宋代后妃普遍具有较高道德和政治素养的重要原因，这对于家国一体的封建政治，确实起到了非凡的积极意义。
在宋代，多存在着皇室与“将门”联姻的现象，这反映了宋初对武将的笼络。后妃多来自将门，本身就有足够的势力，所以统治者就不会再允许她们壮大自身了。
而且，我们分析宋朝历史，不可能不面对“外患”这个横亘在宋统治者面前的巨大问题。宋代外患多，且时常威胁到王朝生亡，握有最高权柄的统治者一般都压力极大，这个时候的皇权就变得性价比不高了。
“我去，真的是权力越大责任也越大呀。妈妈，我要回家！”
所以，这对于外戚参政和后妃攫取权力也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谁也不会放着清闲日子不过，而去受那冤枉罪。
我们都知道宋代有着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崇文风尚，宋代后妃大多来自上层社会，因而就有了其他朝代无法比拟的文化、艺术修养。我们敬爱的曹皇后，本身就是非常其中的典范。
《宋史》记载宋仁宗曹皇后“性慈俭，重稼穑，常于禁苑种谷、亲蚕，善飞白书。”这里的“飞白书”又称“草篆”，是一种书法字体，主要特征是笔画中夹杂着白丝和字势，极为灵动。
曹皇后能有此造诣，大概也可以让其他朝代的皇后们难以望其项背。《续资治通鉴》记载，曹皇后还救过苏轼。
当年苏轼被小人以诗下御史狱，皇后就对皇帝说:“尝忆仁宗以制科得轼兄弟，喜曰:吾为子孙得两宰相。今闻轼以作诗系狱，得非仇人中伤之乎？捃至于诗，其过微矣。
吾疾势已笃，不可以冤滥致伤中和，宜熟察之。”皇帝遂赦免了苏轼。这是中国历史上后宫理解保护文学艺术大师的佳话，显示了她对苏轼这样的文士的尊重。
总之 , 宋代皇家通过一系列举措，显得“齐家”有方，约束了后宫言行。这种后妃政治基本上是成功的，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宋代后妃们多循规蹈矩，这也造就了她们在政治上“守成而治”的同时，在生活上也能够恪守妇德。
曹皇后能够始终抱持一国之后的雍容端庄，十五年来撵走了仁宗N次，自然是其内涵素养的体现，更是宋朝后妃规制的后果，后妃干政的局限，也让宋代的后妃对于权力的欲望达到了历史的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