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车上书是什么历史事件（一部康有为编造的历史神话）
“公车上书”是许多人耳熟能详的历史事件，通常特指《马关条约》签订后康有为策划的举人联名上书。所有的中国近代通史，都将其作为重要史实加以记叙，认为：
康有为于1895年5月2日发动一千三百余名在京应试的举人联名上书清廷，因都察院借口《马关条约》已经签字，拒绝接受而未能上达。
这种说法的主要依据是康有为的自编年谱，其实，康有为的这段话是多处掺了假的。
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各省公车并未签名
当时，康有为起草上书完稿后，原拟召集各省公车，于5月1日至3日在松筠庵连续开会三天，让大家传阅、讨论并在上面签名，而后于5月4日集体至都察院呈递的。
按道理，签名应在经过传阅、讨论，大家没有异议之后才会进行，但5月2日至松筠庵开会者已仅剩百余人（《公车上书记》记载道：“则闻局已大定，不复可救，于是群议涣散，有谓仍当力争以图万一者，亦有谓成事不说无为蛇足者，盖各省坐是取回知单者有数百人，而初九日松筠之足音已跫然矣，议遂中寝。”），5月3日已没有人再到松筠庵去了。
显然，传阅、讨论的程序尚未完成，签名的手续更未及履行，前往都察院集体上书的计划应该夭折了。
就连康有为的弟子徐勤都道：“遂于初八日趣将和约盖用御宝，同人以成事不说，纷纷散去，且有数省取回知单者，议遂散”。
根据他们的记载，康有为确曾预谋发动“公车上书”，但事实上由于各省公车并未在康有为起草的万言书上签名，“上书”亦因而流产了。
逃亡日本后，康有为自编年谱，完善自己领袖形象
当维新运动成为过眼云烟之后，康有为得以静下心来认真地回顾这段历史，感到有必要进一步完善自己维新运动领袖的形象。
于是，他居然无视已有的记载，硬是把松筠庵会议的时间提前到4月30日和5月1日，把上书的时间由5月4日提前到5月2日，蓄意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公车上书”事件。
而其“发起人”的身份又使人不敢轻易地怀疑其记载的真实性，于是便形成了流传多年的错误说法。
康梁二人编造的历史漏洞百出
康有为说，他起草的万言书曾于5月2日投递，“察院以既已用宝，无法挽回，却不收”，意思是都察院不收他的万言书；
而他的弟子梁启超是这样说的，该上书“言甚激切，大臣恶之，不为代奏”，意思是说都察院收下了康有为的万言书，只是不愿转呈给皇上，二者明显矛盾。
事实上，都察院自4月22日起，即陆续收到了各省公车的联名上书，并且在4月28日后逐日将收到的上书及时上呈。
康有为投递的那一天，就是5月2日，这一天就转呈了15件条陈，其中包括各省举人的联名上书8件，直至5月9日还代递了分别由江西举人罗济美、云南举人张成濂领衔的两份上书。
如果康有为、梁启超等人真的曾于5月2日至都察院上书，都察院是绝对不可能“不收”或着“不为代奏”的，这么说二人所说的话都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