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烧瓦罐寺的是谁（鲁智深火烧瓦罐寺起因经过和结果）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这是发生在宋徽宗宣和元年（1119年）二月的故事。

书中说，鲁智深第一次大闹五台山后，过了三四个月，忽然天气暴暖，是二月天气。憋了很长时间的鲁智深，因为听到了山下传来的“叮叮当当”的声响，便又私自下山了。

花和尚这番下山，先去了“父子客店”间壁的铁匠铺，定制了一把戒刀，一条六十二斤的水磨禅杖。六十二斤禅杖，说的是自嘉佑三年（1058年）误走妖魔，到宣和元年，正好是六十二年。

施耐庵之所以这么写，就是隐喻宣和元年正月时，宋徽宗下“革佛诏”革佛。鲁智深在这个时候大闹五台山，就是给宋徽宗充当了打手帮凶。

这一番折腾后，智真长老便把鲁智深打发去了东京大相国寺。在去往东京的路上，鲁智深烧掉了瓦罐寺。

那么，这个故事又讲的是怎么回事呢？是不是鲁智深再次帮了宋徽宗，破坏了佛教呢？

恰恰相反，火烧瓦罐寺的故事，说的是鲁智深对宋徽宗禁佛毁佛的反击，宋徽宗的“革佛”闹剧就此终结。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宋徽宗“革佛诏”是怎么回事

赵佶登基后，逐渐开始学习祖上宋真宗迷信道教。至政和年间，宋徽宗崇道愈演愈烈，政和六年，给玉皇大帝上徽号“太上开天执符御历含真体道昊天玉皇上帝”，政和七年（1117年）四月，宋徽宗册己为道君皇帝，自称上帝长子。

宋徽宗大兴道教，开始打击佛教，宣和元年正月下“革佛诏”，诏曰：佛改号大觉金仙，余为仙人、大士。僧为德士，易服饰，称姓氏。寺为宫，院为观。

佛被降为道教的金仙，佛以下的罗汉、菩萨也都降为仙人、大士。和尚不能再称“僧”，而要改称“德士”，自然要比道士的地位低。由于佛没了，释家弟子就要像道士那样，以姓氏相称。

除了限制佛教外，宋徽宗还大肆搜罗与道教经典相抵触的佛经予以烧毁，寺改为宫，院改为观，自然就不能再挂寺院的额匾了。所有僧尼都不得修佛经，要入道学，改穿道袍……

东京的一些僧人极力反对“革佛诏”，声言要进行辩论。宋徽宗便指令杖杀了明觉和尚等七名僧人。这些历史真实，都被施耐庵写进了《水浒传》中。

鲁智深原本应当叫释智深，佛门省却释家姓氏，智真长老便只称这个师弟为“智深”。“鲁智深”其实也隐藏着宋徽宗的革佛历史。

花和尚大闹五台山，砸烂金刚，亵渎参禅念经的选佛场。而鲁智深这番闹腾，是因为吃了狗肉，怀揣狗腿。施耐庵这样写，说的正是宋徽宗革佛运动对佛教的破坏。宋徽宗生于元丰五年（1082年），属狗。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说的就是这段历史，而在去往东京大相国寺路上烧掉瓦罐寺，也是一段真实历史的写照。而且，施耐庵不但是隐写了宋徽宗的革佛历史。

火烧瓦罐寺究竟是何隐喻

话说鲁智深从桃花山滚了下来，大约走了五六十里，便望见一座寺院。这是一座破败的寺院，书中写道：

看那山门时，上有一面旧朱红牌额，内有四个金字，都昏了，写着“瓦罐之寺”。

鲁智深原本是不识字的，不知是念了佛经还是入了道学，如今却能识得“瓦罐之寺”这几个字了。

书中继续以鲁智深的视角，交代瓦罐寺的景象，说这是一座古寺，入了寺门，“虽是大剎，好生崩损”

这一段交代，还是与“革佛诏”有关，寺院都改为道观了，瓦罐寺的牌额肯定也就“昏”了。一座偌大的古寺，变成了一座荒庙。

鲁智深走进瓦罐寺中，接下来的故事，便更有意味了。

因为肚中饥饿，花和尚便直接找到了行脚僧人的接待站“知客寮”。谁知，知客寮也是大门紧闭，上了锁，锁上都爬满了蜘蛛网，满地都是燕子屎。可见，这座大寺院早已被废掉。

鲁智深又寻摸了一回，终于发现几个面黄肌瘦的老和尚在熬粥吃。鲁智深便向老和尚们讨粥吃。老和尚说，我们都三天没吃饭了，哪有粥给你吃。

鲁智深不相信，说这么大一个寺院，怎么能没了斋粮呢？

老和尚说，本寺原本是十方僧人过往常住之地，广有庙产，却被一个名叫崔道成的生铁佛引着一个叫“飞天夜叉”丘小乙的道人，把这里霸占了。

写到这里，施耐庵又透露了另外一段历史。这段历史，便是“崔道成”。

崔道成无疑也是一个称姓氏的僧人，比鲁智深更过分，整个名字都是一个道士的称呼。“生铁佛”已经完全被宋徽宗道教化了。所以，是“道成”。但是，施耐庵为何要让生铁佛姓崔呢？

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非常著名的“三武一宗”毁佛灭佛的历史，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

唐武宗李炎和后周世宗柴荣对佛教的毁灭性破坏，史称“法难”。其中，“崔道成”就与北魏太武帝灭佛有关。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施耐庵无情揭露宋徽宗灭佛

北魏时期，有一个名叫崔浩的宰相，此人经历北魏道武帝、北魏明元帝、太武帝三帝，可谓三朝元老。崔浩博览经史，深通阴阳术数。

因而，很愿意结交道教徒。在崔浩所交往的道士中，有一个叫做寇谦之的人，这个人于太武帝始光初年（424年）上道书。在崔浩的劝谏和鼓动下，太武帝开始信道，并大规模的毁佛。

虽然，崔浩在当时号称“在世张良”，为拓跋氏立下过汗马功劳，也为北魏的稳定建立过功勋。但是，在宗教历史上，却留下了很坏的名声，个人的下场也不妙。

施耐庵在《水浒传》中以崔道成隐喻崔浩，其实并非是在指责这个北魏时期的人物，而是借此抨击宋徽宗的革佛，对佛教的破坏不在三武一宗之下。

三武一宗灭佛，是明火执仗的对佛教的打击与破坏，最终达到限制佛教过度发展的目的。尤其是柴荣的禁佛，奠定了北宋开国时期“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宗教政策，并没有从根子上革除佛教。

宋徽宗的革佛极其高明，他是以道教异化佛教，从而达到精神和意志上的摧毁。宋徽宗的手段十分隐蔽，逃过了悠悠之口，也逃过了历史的评述。

但是，施耐庵却没有放过宋徽宗，在《水浒传》中以崔道成这个人物，把宋徽宗的革佛与历史上“三武一宗”的灭佛等而视之。

于是，鲁智深火烧瓦罐寺便“师出有名”了。

从充当宋徽宗革佛的打手，到打死崔道成，火烧瓦罐寺，鲁智深便开始走向反抗宋徽宗的道路。

《大宋宣和遗事》在讲到花和尚鲁智深时，有这样一句交代：“那时僧人鲁智深反叛，也来投奔宋江”。施耐庵的《水浒传》，鲁智深也是反叛了，时间大致与蓝本故事吻合。

《宋史·徽宗本纪》这样记载道：宣和二年春“罢道学”，随之，又复寺院额，复德士为僧。为时一年的“革佛”闹剧就此收场。

因而，智真长老在鲁智深第二次大闹五台山时，便毫不客气的致书赵员外，要求恢复被鲁智深破坏的佛教设施。

而且，交代下书人必须立等赵员外回书。赵员外尽管“好生不然”，但还是无奈答应智真长老的全部诉求，重修文殊院，鲁智深则任其发落。

崔道成口述了历史

在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以及火烧瓦罐寺的故事中，不难读到施耐庵对宋徽宗“革佛”的不满。

但是，《水浒传》的作者绝对是一个理性的宗教信仰者，他绝对不会不讲道理的盲目抨击宋徽宗的革佛历史，从而盲目的为佛教争胜。

却说鲁智深听了瓦罐寺老和尚的话，便去找崔道成、丘小乙算账。崔道成见鲁智深前来，开始还是很客气的对鲁智深说明了些情况，崔道成说：

在先敝寺十分好个去处，田庄又广，僧众极多，只被廊下那几个老和尚吃酒撒泼，将钱养女。长老禁约他们不得，又把长老排告了出去。

因此把寺来都废了。僧众尽皆走散，田土已都卖了。小僧却和这个道人，新来住持此间，正欲要整理山门，修盖殿宇。

崔道成的话与老和尚所说的不太一样，那么，到底是谁说了假话呢？我认为，谁也没有说假话。

原来，瓦罐寺真的是一座偌大的佛寺，田庄很广，僧众又多。

崔道成说的绝对是真实的情况，北宋时期的寺庙十分的香火，僧人们享受着免除各种杂役及赋税，拥有丰裕的财产。施耐庵以五台山的情况，证实了崔道成所言非虚。

从鲁智深大闹五台山的情况看，文殊院至少有二百多僧众，四周的田产，市井的所有财产本钱都是五台山的，就连一个私家酿酒挑担做买卖的，都为五台山所控制。

佛教的不断扩张，吸引了俗家弟子纷纷出家，宋仁宗景佑年间，“僧三十八万五千五百二十人，尼四万八千七百四十二人（《宋会要辑稿·道释一》）”

宋徽宗时，佛教教众达到了百万以上。

于是，田里缺少青壮年劳力，军队也难以招募健壮精兵。同时，也影响了国家收入。

因而，北宋时期不断修改出家年龄，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颁布法令，规定男子二十岁以上才能正式剃度出家。同时，严格控制出家度牒，尽量减少出家人数。

崔道成虽然是一个被异化的僧人，被反叛的鲁智深所杀。但是，施耐庵通过这个形象，在表达了对宋徽宗崇道抑佛，以同化、异化的手段革佛的态度。

同时，也以崔道成的真实表白，暴露了北宋时期，以及历代以来的宗教矛盾。

施耐庵认为，北宋末期打破“儒道佛”三教并立的宗教平衡，也是盗贼蜂拥，王朝动荡，乃至走向衰亡的一大原因。

这大概就是鲁智深火烧瓦罐寺这个故事的寓意所在。

施耐庵主张“佛道合一”

尽管北宋王朝以各种诏令控制佛教的迅猛发展，但却无法禁止民间的出家愿望。《水浒传》中，就说到了度牒的买卖情况。

当时，度牒的交易时普遍存在的，而且，有明码标价。同时，皇帝也以度牒为激励手段，奖励地方官员。

加之北宋末期朝廷对百姓的搜刮加剧，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失去了生计的渔民，以及犯了罪的人纷纷依附于寺院求生存、避官司。

这些历史真实都在《水浒传》中有描写，梁山两大佛教徒鲁智深、武松便是其中最典型的代表。

五台山周边的情况也反映了北宋末期的佛教过度发展的情况，市井中的所有店铺都是五台山的本钱，谁也不敢违抗智真长老的法旨。

市稍末的酒家卖酒、卖狗肉给鲁智深，当他看见鲁智深肉饱酒醉后往五台山方向而去，竟然吓得“目瞪口呆，罔知所措”。可见当时寺院的势力有多大，影响有多深。

佛教的过度扩张，恐怕也是历史上革佛毁佛的一大客观原因。

除此之外，李焘在《续资治通鉴长篇》中还记载，契丹派遣蔚、应、武、朔到五台山出家，充当间谍，刺探边情。所以，施耐庵把宋徽宗革佛的故事，写在了五台山。

崔道成还说到，瓦罐寺中有几个吃酒撒泼，将钱养女的和尚，就是这帮人毁掉了寺庙。崔道成的这句话无需多做解读，花和尚鲁智深就是典型。

尽管鲁智深不花，但既然是花和尚，也可以印证崔道成所说的情况，恐怕当时的寺庙中，还真的有“花和尚”。其实，生铁佛也已经自证了。

最后，崔道成说，他与丘小乙来到这里，是要重整山门，修盖殿宇。崔道成这样说也是实话，他原本就是个被异化了的佛教徒，所以，修的是“殿宇”，是道教的道场。

历史上的宗教问题十分复杂，《水浒传》中其实还反映了当时的寺院已经不单纯是佛教道场，已经涉嫌藏污纳垢。

因而，施耐庵以大闹五台山、火烧瓦罐寺这两段故事，表明了自己的宗教思想倾向。

施耐庵并没有以一个佛教信徒的身份，盲目为佛教辩护，而是主张解决宗教矛盾，维护宗教平衡，保持社会稳定。这其实也是《水浒传》“替天行道”主题的一部分。

《水浒传》写的是道家“妖魔”大聚义，道教在书中的地位应当是很高的。

但是，施耐庵也绝对没有把道教写得天花乱坠，而是十分客观的说梁山好汉是“妖魔”身份，需要“还道”才能替天行道。那么，道家的妖魔怎样才能“还道”呢？

施耐庵在书中以佛教与道教的联手行动，讲述了一个“佛道合一”的大故事，梁山好汉的“还道”有道家上界“神仙”的点化，也有佛教“天王”的劝诫与引导。

梁山好汉几乎都是在佛家的参与乃至指引下，共同完成了梁山大聚义以及“替天行道，保境安民”的历程。

《水浒传》中有非常多的佛道信息，都是施耐庵宗教思想在书中的寄托——佛道合一，共同替天行道，这是《水浒传》的一大主题。

所以，火烧瓦罐寺，结束一段佛道之争的历史，才是施耐庵所愿意看到的“天下太平”的景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