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到底是不是守旧党的破坏？(戊戌变法失败是因为革命还是改良)

说到戊戌变法，其实是有无限美好的未来的。感觉旧世界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最后失败了。很多人说这次失败是有原因的，也有人分析了很多原因，但其中，保守党的声音很大。这是真正的原因吗？让我们和边肖一起来看看吧！

匆忙中，戊戌变法迎来了双甲子历。这是中国

踏入近代门槛后最大的一次政治变革。可惜仅仅过了一百天就匆匆结束了，为后世中国的变革预设了极大的困难。从痛苦的经历来看，研究者甚至普通的历史读者都认为戊戌变法的失败主要是因为党争，因为保守势力太强大了。我个人在过去几十年的读史生涯中是这么认为的，但近年来开始有了一些新的思考，我不认为党争是戊戌变法失败的最终原因。

我思故我在

哪里有人群，哪里就会有不同的意见，争论，甚至是基于利益冲突的争论。所谓党争，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在中国传统的皇权单一制下，任何党派斗争都是皇权之下的争论，而不是皇权之上的争论，不会影响皇权的行使。在戊戌百日，甚至戊戌百日前后，类似的争论和冲突不止一次，但在维护皇权的根本利益上，争论双方并无根本分歧，更谈不上你死我活的斗争。而且很多纠纷都被记录下来，保留下来，主要是因为在记录者和幸存者的心中，有一种古老的党争记忆。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戊戌变法中的党争从一开始就存在，而且愈演愈烈。戊戌元年正月初三(1898年1月23日)，总理衙门通知康有为第二天由王接见。第二天下午三点，康有为如约前往西花厅，与荣禄、李鸿章、翁同龢、刑部尚书廖寿恒、财政部侍郎张等谈话。康有为趁机将之前未送的《上清帝五书》直接呈上政治高层，大谈其对政治、外交，乃至经济、货币政策的看法。然而，这些观点没有得到部长们的积极回应。相反，翁同龢的日记里说:"传康有为到司，谈时局，重在变法。建立系统局和新政治局面，练民兵，开铁路，借大量外债。疯狂。"康有为一直视翁同龢为知己和恩人，翁同龢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点，这无论如何也让康有为始料未及。

康有为并不认为翁同龢是变革的反对者。从一开始，他就坚信荣禄是中央层面和满清中最强大的反变革者。因此，在康有为一生的叙述中，荣禄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死忠。在西花厅接见时，荣禄亲切地提醒侃侃康有为的谈话。在关注政治改革的同时，他也应该关注同样的，至少在当前的历史条件下。"祖先的法则是不能改变的"。另一方面，康有为闻讯后毫不客气地挡了回去:"祖先的法律是统治祖先的土地。如果我们今天连祖先的土地都守不住，怎么会有祖先的法律？就是这么外交，又不是老祖宗的法所拥有的。根据时间，我们必须真诚。"(康南海编年史，第37页)

对于荣禄，康有为充满了不满，过了一段时间，4月28日(6月16日)，康有为在宫中等待光绪皇帝召见时，偶然遇到了荣禄。荣禄刚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前来谢恩。以春风为荣的荣禄问康有为:"在儿子的帮助下会有补救的办法吗？"

康有为重申了他这几年的想法，回答说政治改革是必要的。

荣禄又问:"明知道法律是应该改的，但是一旦一两百年就完成了，会怎么样？"(苏继祖:《戊戌维新时期清朝的变化》，"中国近代史资料系列"《1898年的改革运动》(第1卷，第354页)。

康有为直截了当地说:"杀二品以上阻挠新法部长，新法就行了。"(曹·:《谈林》，《戊戌变法》，第4卷，第322页)

康有为与荣禄之间的这些问答，按康梁的说法，形成了后来的仇恨问题，是戊戌变法中党争激化的外部原因，以至于康有为在拼命逃亡时，不得不反复考虑荣禄在天津的因素。康有为说，当时的朋友黄仲茂劝他带着它去山东，逃之夭夭，不要经过荣禄所在的天津。但是康有为知道"哪里最危险，哪里最安全"真理号直奔天津，结果有惊无险顺利逃到海上(《康南海年谱》，第66页)。

在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观念中，荣禄属于保守势力的代表，是慈禧太后的干将。在他们心中，光绪皇帝代表了正确的方向。可惜皇帝身边人才匮乏。唯一的翁同龢在新政之初就被杀了。在康梁看来，这也是党争导致变法失败的一个例子。

翁同龢在新政开始几天后，于4月27日(6月15日)在朱昱受到指控"每次叫对了时间就咨询大事，能不能随心所欲，高兴不高兴，言语中看出情绪，渐渐表现出傲慢自大，肯定不能胜任红衣主教的重任。"这是非常严重的指控。如果是真的，足以严惩。但是圣旨上说翁同龢的这些问题早就应该被查处，严惩。但是，考虑到他多年来一直在玉清宫行走，他不忍心受到严厉的惩罚。最后的决定还是开了他的岗，回到家人身边以示保全。

毫无疑问，翁同龢在政改之初突然被免职，并不是一起普通的人事案件。同事张对此事的反应是"可怕。"(《张日记》，第537页)。官场普遍舆论认为翁同龢的空缺，说明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的矛盾是公开的、不可调和的，因为翁同龢做了光绪皇帝20多年的主子，关系密切。凭借这种关系和身份，翁同龢和张极力推荐康有为，引起了保守派大臣的警惕，认为他们会结成小集团，迷惑皇帝实施变法。这时，慈禧太后。不能帮皇帝做事"在这种背景下，在新政实施前公开翁同龢的空缺，提醒他注意分寸，是对光绪的警告。这是最典型的说法，翁同龢的空缺是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和恭亲王之间一系列复杂关系的必然结果，是戊戌变法中最大的一次党争。

其实这些讨论几乎都是来自外界和传言，缺少"个人经历和个人新闻"第一手资料。与翁同龢有过直接接触的外交官普遍认为，罢免翁同龢不是为了削弱光绪皇帝的权力，也不是保守派对革新者的打击。相反，罢免极端保守主义者翁同龢，是为清政府即将进行的改革扫清人事障碍。完全可以相信，没有翁同龢的新政府，在光绪皇帝的领导下，在慈禧太后的协助下，一定会采取很多有意义的改革。新任美国驻天津领事向国务院报告，擅离职守回国的翁同龢多年身居要职，深得皇帝宠爱。他很诚实，心地善良，但是非常排外。顽固派是不是顽固派中的顽固派"(《戊戌变法文献》，第699页)。

英国公使杜纳勒根据自己的经历表示，翁同龢的退出不会影响中国的改革。相反，他的退出是为改革势力扫除了一个坚定的、受人尊敬的保守派。他说，翁同龢"他是一个守旧派，他的影响就是不断抵制创新和进步。在缅甸边境和西江的谈判中，我发现他对一切都极其阻挠，但后来我看到他在进步。个人认为，他受人尊敬，有学者风范，是中国一个老派政治家最美的例子。"(《戊戌变法》第三卷，第544页)

与翁同龢有多次直接接触的赫德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认为翁同龢大体代表旧的方面，他的退出有助于改革。赫德说，翁同龢因为空缺被送回老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这意味着放弃过于保守的政策。这可能表明在法庭上发生了争吵，慈禧太后想废除光绪皇帝——但中国人不这么认为。我为可怜的翁老头感到难过。他有很多突出的见解，但据说他利用老师的地位，过多干涉了皇帝推行民众参政的想法。可惜皇帝没有让它更温和。"(《清末民初政局内幕》，第106页)

如果有疑问，那就没有疑问

同样的事情，站在不同的立场，会有不同的观察。所以，如果讨论戊戌变法中的党争，探讨党争与戊戌变法失败的关系，如果仅仅从康梁的角度来讨论，未必是事实。胡适说，"在学习上，该怀疑的地方就要怀疑，该怀疑的地方就要毫不怀疑的对待别人。"按照这种思维方式，探究历史恩怨，一方面要根据史料揭示真相，另一方面也不能夸大矛盾和分歧，不能把一般的分歧和不一致当成不可调和的生死冲突。比如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之间，康梁和很多研究者后来把他们在戊戌变法中的分歧上升到了生死问题。事实上，如果我们仔细阅读相关史料，我们可以看到许多反证。

王昭是戊戌变法中康梁的挚友，但他并不赞同康梁等人主张的帝后冲突。王昭认为，在当时清朝的体制下，没有皇党，也没有后党。即使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在一些问题上有分歧，也只是皇帝家族内部的纷争，不会影响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的看法。对于中国近期发生的变化，王昭强调，慈禧太后一直是坚定的支持者。没有她的支持，一切都不可能。至于慈禧太后，王昭认为"太后是个有好名声的人。如果皇帝尽最大努力孝敬她，好的会还给她的亲戚。虽然家庭之间有点嫌隙，但是为什么不能影响呢？"(戊戌变法第二卷第355页)所以王昭并不认为两宫之间有你死我活的冲突。

谭嗣同也同意这一观点。As"太子党"，谭嗣同不相信外面的流言蜚语，不相信朝廷的矛盾冲突，只是康良等人不断在他耳边窃窃私语，尤其是因为光绪皇帝命他起草设立秦馆的文书，要他参考一下"雍正、乾隆、嘉庆三朝开毛琴堂的故事，拟定为圣旨，在颐和园举行，向西一点就实行。"(1898年政变，饮冰室特藏之一，第73页)光绪皇帝没有特别意图的记述引起了谭嗣同的极度关注，康梁等人关于两宫冲突的传闻似乎得到了证明。这是谭嗣同思想认识上的巨大转变，也是他开始认同康有为对时局的判断，并且"在花园周围发生抢劫后"计划的开始。康有为后来回忆说"首先，语无伦次，荣禄不服臣。复活不信，是开悟。"(康南海编年史，第57页)

毕竟谭嗣同是一个理性的政治人物。当他带着这种意识晚上拜访袁世凯，请求帮助时，袁世凯明确表示"慈禧太后听政30余年，深得民心。我下属常以忠义为谏，作乱必不可行。"至于两宫不和，袁世凯也不信，也归咎于两宫不和。为什么？谭嗣同说:"因为变法，我到了法务部六秘，众大臣在慈生面前痛哭流涕，纷纷涌入谗言，危言耸听。怀塔布、历山、杨崇义曾潜入天津与荣禄密谈，故意见较深。"

袁世凯闻讯后说:"何不请将军改变现状，在圣人面前详解，事事请示；也不妨给刘清开个回信，说明他的意见；而且改革容易随波逐流，不可能小心翼翼，也不可能拖泥带水。为什么这么急着刺激他改变？"(《戊戌变法日记》卷一，553)显然，袁世凯并不认为两个宫殿的情况相同，非此即彼。

谭嗣同同意袁世凯的分析，所以他回去后向康梁等人报告，"在花园周围发生抢劫后"事实上，该计划已经成为过去，成为一场没有机会实施的政变。但谭嗣同提到，两宫矛盾是礼部六官集体空缺造成的，这或多或少反映了戊戌党争的实质。

礼部六员空缺的主要原因是:扣留了礼部尚书王昭写给朝廷的建议书；他们之所以隐瞒这一提议，主要是因为他们发现，王昭建议皇帝在为皇太后服务的情况下进行中外巡礼，这有利于各国，并通过学习其他国家的经验来促进中国的改革。建议慈禧可以从日本前往周边国家。

王昭的建议是善意的。据他交代，他为了迎合慈禧，建议把慈禧当作变法的领袖"好名字"性格特点，同时把慈禧太后拉到变法阵营，防止守旧派打她的旗号，违抗新政。至于建议慈禧太后出访周边国家，那是"on空"；目的不是造成两宫嫌隙，而是调和。(《戊戌变法》卷二，第355页)他的目标本来是针对康有为的，但在礼部六部官员看来，这确实是粗暴的违反，太荒唐了，他不顾皇帝和皇太后的安危。尤其是他建议慈禧太后去日本看看，那里刺客很多，李鸿章和俄国王子尼古拉都有危险，王昭的建议真是"居心不良"所以他们拒绝传达王昭的建议，他们截留王昭的信，违背了当时光绪皇帝的请字精神。王昭由此发难，事情越来越严重，直到六官被革职。(康南海编年史，第61页)

平心而论，光绪皇帝对礼部六部官员擅自截书的愤怒是可以理解的，但站在六部官员的立场上，很难说他们的截书是不合理的。就事论事，这只是理解不同的问题。似乎很难由此判断改革和保守，更不用说有意的党争了。

类似的情况在戊戌变法中有很多。比如康有为以宋伯禄、杨深秀的名义起诉徐英勋思想守旧，阻挠新政，外交不礼貌；而徐应该在"理解回声"当时他接受了坚决的劝告，以反击的方式为自己辩护，状告康有为要钱，攀附权贵，扰乱政治。再比如康有为和刚毅关于废除科举制度的争论。如果一定要说是党争，那就是戊戌变法失败的一个原因。但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原因是保守势力过于强大，目前的研究似乎不愿意提供学术支持。

当政变的谣言愈演愈烈时，年轻的维新派张元济赶到贤良殿，请求李鸿章出面保护光绪皇帝不受伤害:"停止变法，甚至对皇帝做点什么，都不是国家之福。Nave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人。如果他能诚实，他可能会被调走。"老牌政治家李鸿章没有表态。他只是对着张叹了口气:"小孩子懂什么？"(张树年:《张元济年谱》，28页)

李鸿章的感叹可以作为多种解释，既说明李鸿章对已经发生和将要发生的一切有足够的了解和认知，也预示着李鸿章可能在这一系列变化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仔细理解李鸿章的感叹，也能感受到，真实的历史可能并没有那么简单，并不是好人坏人的直接冲突和斗争。想象中的保守派未必是保守派，一心拯救救世主的康有为很可能被自己的想象拖走。许多年以后，严复有一次自省，说的话不太好听，但大体符合实际:"死于清朝260年之国的不是他，而是康和梁。为什么说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具有德宗固有意图的人没有健康和光束，他的母亲和儿子可能不会受到困扰。西太后之后，岁月易逝。一旦百年，政权就会垄断它，坐等它。这不仅是他们祖先的结果，也是400万亿人的祝福。但是，康是商君主的智慧，但他死的时候获得了君主的地位，无论他的地位，他的权力的下降，等等。他鲁莽，容易猖狂。他驯服君主，杀死朋友，却把自己卖到海外，找借口敛财，无耻至极。老公说保护皇帝，他的被保人现在怎么安全？不得不说，它有意误解了君主，但太过分了，而且是疯狂可笑的，太过分了，是别人的灾难而不自知。虽然白夷和秦国不能保卫南海。"(《严复全集》第8卷，311页，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