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古代官员辞职后一定要退休？

相信大家都看过不少历史剧，相信也经常听到这样一句台词:"陛下，请允许陈先生归隐故乡"。不管是什么级别的朝臣，想要退休或者辞职，一般都会加上这句话作为论文的结尾。要知道，这句话可不是简单的客套话，也不是俗称听天由命的约定俗成。在中国历史上，如

果官员想退休或辞职，回到家乡绝对是最好的选择。之所以这样选择，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

唐代大诗人何张之写过一首七言绝句，其中一句写道"年轻人离开家乡，老人归来，乡音不变"。这首诗背后的故事是，当他年轻的时候，他离开了家乡，去北京参加考试。37岁，高中秀才，之后四面为官。他直到将近八十岁才回到家乡。

这有两个原因。一:古代交通不发达。相隔几百里，往往要走十几天。回家真的花了很多时间。二:古代官员的假期并不富裕。以唐朝为例。虽然一年有几十天，但大部分和今天的周末制差不多，分布均匀。这样，回家就是一个无法实现的个人愿望。大部分官员，当了几十年的官，回家的次数也就那么几次。像何一样，一个年轻人离开家回到他的晚年并不罕见。

今天，我们可以利用便利的飞机和高铁在几个小时内前往中国的任何地区，使五一，十一和春节成为回家或与家人一起旅行的好机会，缓解了游子的思乡之情。在古代，即使身为高官，对家乡的思念也无法减轻，所以思乡的主题在唐诗宋词中一直很常见。可见古人对家乡的眷恋之深。

类似依恋的感觉，还有回家的心理满足感。自古以来，中国每个人都被灌输了一种类似于照门楣的奋斗理念，所以我们在取得成功之后，往往会回家。类似于今天，一旦有人成为奥运冠军，高考冠军必然会全城报道，与家乡共享荣耀。中国人的执念可能是统治中国哲学两千年的儒家思想造成的。

自汉武帝任用董仲舒以来，"罢黜百家独尊"之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封建时代治国的核心理念。在孔孟等儒家著作中，孝已经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封建时代的中国，往往有一种君主以孝治国的政治理念，为了宣传和树立这种理念。在政治制度上也采取了很多相应的奖惩措施。

以官员为例，他们一生中最长的假期往往是因为父母去世。那就是所谓的"丁友"。古代政府规定，父母一旦去世，要孝顺三年。像丁酉这样的有赏，不孝自然有罚。类似子女不孝的行为，写入法律。一旦违反，就会立即受到惩罚。如果行为严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像三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孔融就是被曹操杀死的。用的理由之一是孔融曾经抨击儒家伦理所提倡的刚性孝道，可以称之为不孝。

上面说了，皇帝以孝治国，具体"孝顺"推广的思路就是靠"牺牲"这种行为，在中国古代，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是皇帝祭祀的日子。通常在祭祀当天，天子会带领数百名文武百官、皇亲国戚前来祭拜。天子祭祀前需要斋戒、沐浴、熏香，然后以复杂的祭祀礼仪祭拜天地、悼念祖先、寻求庇护。这些礼拜场所是固定的，比如清代的礼拜场所，就是北京著名的天坛。

在孔子、荀子提出的五种祭祀对象中，天地、君、师、以上亲属具有强烈的地域特色。官员自然不比皇帝的房子好，可以在首都附近建墓。他们的祖坟通常位于他们的家乡，祭祀和供奉神灵的地方今天仍然可见"祠堂"。就是在这样的社会观念下，官员做官后会回乡，父母会孝顺父母。没有父母负责领导家庭，守株待兔。

孝道大行其道，造就的社会本质是宗法式的古代地方治理制度。这种治理制度，除了情感之外，还为家乡增加了很多实质性的好处。这些利益，最明显的就是乡党委的政治利益。

中国有句老话，叫"一个人得到了这个词"实际上描述的是这种艰难时刻涌现的联合现象。通常一个地方出来的高官，都会热衷于提拔同宗、族、族的官员，最终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特有的政治历史。

北宋时期，以韩琦为代表的河北汉家，利用地理位置重要，毗邻宋辽战争前线的优势，在河北安插宗族和亲信，成为河北大部分地区的地下支配者。

到了明清时期，这种情况越来越严重。人们常说明朝死于党争，这里的党不仅大家熟悉"太监"，"林东党"。事实上，在这些党派中，乡党的利益是纽带"党"，而且还层出不穷。如以内阁大学士沈方从哲为首的浙江党，给六科，关颖珍为其党魁。当然，我们还必须提到金党。作为明朝的老牌势力，金党曾经产生过像王崇古这样的朝廷大员。但政党政治失败后，山西籍官员很少再触及权力中心，可见存在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局面。

清朝中后期，由于太平天国的兴起，满清政府只能开始使用汉族官员。乡党现象越来越严重。曾国藩的崛起，在他自己一手缔造的湘军中，只担任过总督一职的，分别是:曾国藩(逸仙四大名臣)、左(逸仙四大名臣)、罗(四川巡抚)、(两江总督)、胡林翼(湖北巡抚)、(两江总督)、郭嵩焘(两广总督)。清末两江总督一职由"湖南党"在中间。

等到以淮军为根基的李鸿章登上顶峰时，安徽的淮军将领已经成为政治舞台上耀眼的明星。如李鸿章、张树声、刘铭传、潘等。，都是位高权重的诸侯。北洋成立的时候，因为首领是李鸿章，所以北洋两军也是淮军将领。甲午战争期间，北洋水师提督丁出生于淮军。在军队中，叶志超、聂士诚等将领也是淮军出身。

如果要问是什么造成了政治苦干乡的现象，要怪其原因，恐怕就是以户籍为核心的科举了。中国的科举考试分为三届。以地方政府为考试机关后，通过考试的是秀才，中头名的叫谢园。在以中央为考核机关的省考中，考中者为进士，中上者称为省元。并且最后由皇帝亲自考核的进士殿试，授予进士排名，胜出者为状元。

这样一种带有浓厚地域特色的考试模式，无疑进一步强化了乡镇党委在官场的观念。即使仕途亨通，也是枢纽，老乡之谊，同家之情，也是必须顾忌的私人纽带。

而且因为封建王朝的户籍制度和经济制度，村与村之间还有很多独特的经济优势。

在这一点上，有必要说一下，中国有2000多年的户籍制度。现在我们每个人除了身份证，一般都有一本户口本，这是中国两千多年户籍制度的现代版。在中国古代，一个新生命诞生后，编一本书进行归化，归化的主体是家庭，而不是个人。所以在古代史书中，你会看到统计人口是以户为单位的。住户可能是一个人，也可能是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庭，人口弹性极大。如果人们想去很远的地方旅行，他们需要拿着户籍证明向政府问路。如果没有路标，中国的土地将寸步难行。

造成这种情况的自然原因是中国是一个以农耕为主体的国家，分散的农耕经济非常脆弱。春种秋收的关键时刻只有几天，一个人很难保证充足的劳动力，进而导致农作物减产。以户为单位，为这种小农经济提供了一个互助的平台。

不自然的原因是，政府以家庭为单位分配土地、收税和分配劳动力和兵役。政府选择这一措施，实际上是把民众限制在有地有族的土地上，既便于管理，又避免了随时出现大量流民，影响国家稳定。但这样的结果反过来加强了宗族对地方的影响。

官员虽然是特权人物，但还是被束缚在户籍上。他们成为高官后，利用手中的权力和财富兼并土地时，兼并收购的最佳地点自然是在家乡周边。就拿《明史·徐阶》来说吧。他在家乡华亭县附近收购了多达24万亩土地。

家乡那么多土地，辞职选择回老家当然是正常的经济选择。

我们从古代官员为什么选择辞职回乡可以看出，封建社会剥夺了个人的自由，即使身居高位，拥有财富，也很难自由选择自己想生活的地方。

虽然这种情况的成因可以从个人感受、历史文化、政治制度、经济环境等方面得到合理的解释，但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来说，仍然是对选择的限制，对自由的压制。

另一方面，当今社会，虽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不足，但是我们的个人权利和个人自由都在不断地被释放。国家设置的各种社会保障，也让我们在做选择的时候更能遵从内心。当代社会普通人所拥有的选择，并不是古代那些高官所拥有的，是时代进步给予我们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