盘点我国古代立春的迎春禁忌有哪些
立春是我国而是四节气的第一个节气，立春迎春的是时候也有一些禁忌规定，古代在立春施土牛、耕人的仪式中，有一项严格的迎春禁忌，就是只许文官参加，而不许武官参加。《后汉书·礼仪志>载，这个礼仪，上自“京师百官”，下至县道“斗食令史”都要参加，然而“唯武官不”。
可见在这个礼仪中武官是被排除在外的。立春迎气的礼仪也可能没有武官，迎春礼结束之后，皇帝“赐文官太傅、司徒以下缣各有差。”可见在那时立春举行的所有礼仪都限制武官参加。
这项迎春禁忌并不意味着武官不受重视，而是与当时流行的阴阳五行的观念有关。《周书·周月>说：“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春秋繁露·四时之副>说：“天之道，春暖以生，夏暑以养，秋凉以杀，冬寒以藏。”人们认为，不同的季节分别与阴阳五行相配，各有不同的功能，人们的行为只能顺应它们，而不能与此相违背。<史记·太史公自序>说：“夫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此天道之大经也，弗顺则无以为天下纲纪。”因此，国家的法规政令也必须与天时相配。范文谰说：“观测天象，敬授民时，从来是国家大政。”顺应天时，这是古代中国社会的一个特点。
为了顺应春天的时令，因此在立春时节提倡生养抚恤，这在西汉时期已经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强调立春是一个慰问和劝农的日子。《汉书·谷永传》载：“立春遣使者循行风俗，宣布圣德，矜恤孤寡，问民所苦，劳二千担敕，劝农桑，勿夺农时。”这种措施在东汉时期仍然继续采用，安帝永初六年（112）乙卯诏说：
“《月令》仲春‘养幼小，存诸孤’，季春‘赐贫穷，赈乏绝，省妇使，表贞女’，所以顺阳气，崇生长也。”此外，皇帝在立春日也赏赐大臣。在东汉时期，立春的施政措施不仅注重抚养和赏赐，而且增加了迎春禁忌杀罚和刑狱的内容。章帝建初元年（76）丙寅诏说：“方春东作，宜及时务，……罪非殊死，须立秋案验。”元和元年（84）丁未诏说：“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元和二年（85）庚子诏说：“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李贤注说：“立春阳气至，可以施生，故不论囚。”《后汉书·礼仪志>载：“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日：‘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慎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切勿案验，皆须麦秋。退贪残，进柔良，下当用者，如故事。”’刘昭注说：“《月令）日：‘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即此诏之谓也。”’这里不仅强调了迎春禁忌杀罚的原则，而且指明了这种原则与<月令>的关系。
迎春禁忌杀罚与提倡抚养是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这也是依照《月令》而采用的施政措施。章帝元和三年（86）庚子诏说：“<月令>：冬至之后，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鞠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雅，稽以典籍，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如果依照顺应阴阳时令的准则施政，立春应该“顺阳助生”，而不可“鞠狱断刑”，那么，立春的礼仪禁止与杀罚和刑狱相关的武官参加，其象征意义是显而易见的。据<献帝起居注>载：“建安二十二年（217）二月壬申，诏书绝，立春宽缓诏书不复行。”尽管东汉后期立春宽缓不再实行，但是“方春东作，敬始慎微”的影响却并没有消失，立春礼仪不许武官参加的迎春禁忌也没有改变。这个迎春禁忌在明清时期已经彻底消除，文武官员共同参加迎春礼仪，并且居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个变化是与整个立春礼俗结构和功能的衍变相关联的，对此下面还要另作探讨。
立春是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曾是一个重要的农业节日。迎春礼俗产生于东汉。它的产生是与阴阳学说的兴盛以及与此相关的《月令>的流行息息相关的。迎春礼以<月令>中的构想为蓝本，吸收了西汉元始时期的郊祀礼仪和先秦以来民间出土牛的习俗。东汉时期的迎春礼俗由相互独立的迎春和立土牛、耕人两个部分组成，迎春礼的形态在都城洛阳和郡县地方有所不同。
但是不论在都城还是在地方上，迎春礼俗都是一个完整的象征系统，它的符号是与中国文化的象征体系相一致的。因此，迎春礼俗是中国文化特定发展时期的产物，能够体现中国文化这个时期的特征。那么，从文化史的角度探讨迎春礼俗的形成，探讨它的初始时期的结构和象征意义，也应该说是十分必要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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