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汉武帝采取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目的
班固评价梁武帝“才华出众”。汉武帝在位时的大臣汲黯当面批评他的“上司”:“内有多欲，外有仁！”这让汉武帝非常尴尬，“沉默良久”。出朝后，他对身边的朝臣说，汲黯太无礼了！
按照董仲舒的看法，《春秋》是大一统，是天地恒验，是古今之交。但今天的情况是“师各不同，人各不同，百家不同，各有所指”，这就使得“上层不统一，法制几经变化，下层不知保留什么。”所以他提出，“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出其道，不进则已，恶君必诛之。”然后，“该统一的纪律才能统一，法度才能明确，百姓才知道该怎么做。”(《资治通鉴》卷十七)
董仲舒的建议有利于巩固大一统王朝，符合那个时代的需要。为此，汉武帝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来提升六经和儒学的地位。比如设立五经博士，设立太学，招收50名博士弟子。更重要的是，士人进入官场发家致富最重要的途径是“开悟修行”(熟读六经，修身养性)，以射策选拔士人。政府的引导作用，自然让天下学者“对乡村风俗漠不关心”。
但就汉武帝用人的做法而言，绝对是不拘一格的。其中有两个特别值得注意。
首先，他们都能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所建树，有所建树，如龚为宰相，倪宽为左文史兼古文家，虞照、张汤主管法律工作，司马迁、的文学成就，张骞、苏武的外交风范，卫青、霍去病的战功，霍光、以主事命大臣的作为等
可见，儒家是否出世，儒家有多少层次，都不是汉武帝用人的绝对标准。相反，就儒家知识而言，董仲舒(179- 104)远远超过龚(200- 121)，比龚小21岁。但是，宫头脑灵活，又有经营政务的实际能力，所以受到汉武帝的重用，当上了宰相。对于董仲舒这种比较迂腐的人，汉武帝对他的话褒有加，但并不看重他。
其次，这些官员虽然不是儒生，但在道德品行上有优秀表现，与儒家价值观并不相悖；或者努力学习，向儒家价值观靠拢。前者如史鉴、石清是忠臣，汲黯、卜式是人质，韩安国、郑荡士是忠臣。后者最典型的是张汤，语法家出身。但自从知道属下倪宽在狱中按经书判案后，得到汉武帝的肯定。张汤“学下乡”，重用倪宽，帮他“以古法审狱”。
简而言之，汉武帝所谓的“独尊儒术”，首先是一种思想上的倡导，统治秩序的构建，社会行为的规范，也就是所谓的“教育”功能。为了贯彻这一意图，必须有制度化的措施作为保障和驱动工具。于是，就有了太学和博士弟子的建立，就有了探察的职业道路。但在治理国家的实际操作中，汉武帝很务实:“功德非凡，必治非凡。所以，一匹马可能奔跑千里，一个读书人可能厌倦了负俗而扬名立万。夫君所驾之马，自在之人，亦在御侧。”
可以说，就官员升迁的渠道而言，朝廷不提倡法家、纵横家；另一方面，在实际的人才选拔上，不拘一格，注重实用人才。这样，一个看似矛盾的现象出现了。其实这里并不矛盾。尊儒是道，尊经，是艺，是权，博采众长。不变的原则(经或道)必然与变化的世界有不完全的对应。因此，必须采取灵活的措施和做法，这就是“应变”。
但不能只从“道”“术”“经”“力”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是异邦。这也涉及到优势与劣势、时间与潜力的关系。
每一个优点都有它的缺点。众所周知，汉武帝的“独尊儒术”(虽然这种“独尊”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有利于纠正汉初陆贾、贾谊提出的道德滑坡和社会失序，对中国后来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儒家教育深入人心。到了西汉后期，尤其是东汉，儒家思想已经成为一种神圣化的意识形态。于是，腐败的儒家、粗鄙的儒家、伪儒家、神儒(神化的儒家)也出现了。汉元帝做太子的时候，主张“纯用儒生”，这已经让汉宣帝担心了:谁把汉家搞乱了，谁就是太子！王莽成功借用先知儒学造势取代西汉。东汉儒学的影响深入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同时又是“一个不懂书的书生，一个孝顺，一个离群索居的父亲。”像泥一样无辜，像鸡一样胆小的伪君子比比皆是。于是，出现了“多教而顺其自然”的魏晋风度。这就是优点和缺点。
如何解决利弊问题？这就涉及到“时间”和“潜力”的问题。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迁，对于治国之道，改造民众之术，也需要与时俱进。如何做到适度放松，刚柔相济，礼法结合，德刑结合，考验着执政者的政治智慧和治理能力。所谓“时”“势”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不了解这个世界，不了解时间的转移，就会适得其反。把由此产生的问题归咎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未免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