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处死，萧何入狱，张良为什么就能逃过一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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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同为汉初三杰，为何三人各自命运却如此大差距?同时，作为帝王师的张良为何能够在汉初大肆屠杀开国功臣的残酷政治斗争中逃脱“兔死狗烹，敌灭臣亡”的历史封建定数而存活，并善始善终，名垂千古?答案可以概括为六个字

张良的贵胄出身先天优势使其深谙帝王心术和君臣之道。根据《史记》记载，张良乃韩国贵族家庭出身，祖父张开地连任韩国三朝相国，父亲张平也为韩国两朝相国，古史书称“五代相韩”。自幼出生在韩国贵族之家，出入王宫禁地，打小就对朝堂斗争、宫廷政治耳濡目染，深明帝王心术和熟谙君臣相处之道。这从张良始终与刘邦保持微妙的关系看得出。刘邦进军关中灭秦时，张良高明地以沛公的客卿身份自居而不是臣子主谋的身份，即他自称的“为韩王送沛公”一语道出他与刘邦微妙的关系：刘、张非君臣关系，乃有朋友之谊。

到汉六年刘邦大封功臣时，以张良“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功劳可得“自择齐三万户”的丰厚奖赏。但有意思的是，与汉初三杰之一的齐王韩信不同(破齐地时韩信主动要求自立为齐王，刘邦大怒)，张良谦然婉转地拒绝了刘邦的丰厚奖赏，并不忘提醒刘邦：“始臣起下那，与上会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计，幸而时中，臣愿封留足矣，不敢当三万户。”他自己在总结自己一生的时候，也说过自己曾以三寸不烂之舌为“帝者师”，封万户，为列侯，已经算是布衣之极，对他自己来说已经足够了，愿意放弃荣华富贵，“从赤松子游”。

张良婉拒刘邦的丰厚封赏，而只时象征性地(直接拒绝帝皇的封赏肯定也让皇帝挂不住脸，全数照收帝皇的封赏肯定受猜忌)要1万户封赏，并要求要与刘邦初次相遇的留地，以此表明自己很看重与刘邦的相识，愿意以遇到刘邦的留地为封地，以纪念两人的朋友之情。刘邦是个念旧的人，这种“君臣+朋友”的巧妙定位，使张良在刘邦和汉初政治中进退自如，立于不败之地：时机得当进可以以功臣身份影响朝局，时机不利则退可以以朋友身份置身事外，远离政治纷争，保全自己。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张良把自己定位为“帝者师”的身份。张良既不是刘邦嫡系的丰沛集团一员，出身又远远高于来自社会下层的丰沛集团诸人，此种处境非常尴尬。若举措不当易受猜忌。因此，他把自己定位为“帝者师”而不是领兵打仗、掌握实权的儒帅儒将，并始终坚持不领兵打仗、掌握兵权，不担任重要职务、掌握权力，以便能更从容地为刘邦出谋划策，在政治上也能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不遭他人嫉妒，不受君主猜疑。

从史料上记载，张良并非不能带兵打仗，他自称的体弱多病多半也是托词，他只是不想把自己置身于权利斗争的漩涡中而不利于自身而已。为什么这么说?先说年龄，史籍记载，张良父亲平死后二十年秦灭韩国，后十年秦统一，又十五年秦朝灭亡，汉十二年刘邦死后，张良“后八年卒”，据此可以推算张良卒年至少近七十岁。在古代“五十知天命”和“人生五十不称夭”的时代下，张良可谓高寿，所谓多病也许是实，但并不严重，根本无法成为“未尝特将”的理由，恐怕更多的只是一种避免掌握军权，受到猜忌的借口。

从马后炮的角度说，看看汉初哪些掌握军权、立下盖世军功之人，如韩信、彭越、英布等非丰沛集团出身之人下场悲惨就能够一目了然。明于知人的张良更有自知之明。他作为一个谋臣为刘邦出谋划策更能发挥自己的长处，扬长避短，能够为刘邦的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也更能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建立更大的功业，何必去带兵打仗、掌握军权，以惹自己一身骚?

另外一个事也能侧面说明张良并非不能“特将”。一方面，年少时的张良是个热血青年，最初破家求士刺杀始皇帝，博浪沙一击，震动天下，其胆略勇气可谓惊人;另一方面，张来博浪沙一击失败后来避祸下郑，遇上奇人黄石公，得授太公兵法，“良因异之，常习诵读之”。由此可见，张良是深谙兵法韬略的。同时，张良还曾有带兵打仗的经历，并取得了很大战功的：“以良为韩申徒，与韩王将千余人西略韩地，得数城”、“引兵从沛公，下韩十余城，

击破杨熊军”。只是他不愿意而已。

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作为《史记》中成功塑造的人物，贵胄后裔的他从志在复仇的热血青年到被黄石公点化后隐忍不拔，最终成为刘邦运筹帷幄的辅佐臣、屡献奇谋的帝王师，及建立汉室江山后从容身退大隐于朝的真隐士，可谓一生传奇，许多文史作品曾用“少年游侠、中年游宦、老年修仙”12个字高度精辟凝练了张良的传奇故事及其一生。他以旁人难以企及的政治功绩和人生模式受到无比尊崇和高度评价，称为“谋圣”，与文圣孔子、武圣关羽、诗圣杜甫并列。能够取得这些成就，皆得益于张良“谋圣”的智慧和深谙帝皇心术和君臣之道。这也是为什么张良能够逃脱“兔死狗烹，敌灭臣亡”的定数，纵横国史大概认为也就六个字：深明帝皇心术或深谙君臣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