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你好,请问可以把《浮出历史地表》的原文发给我吗
讨论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后的问题,有点象讨论鲁迅所谓“娜拉走后怎样”。
女性主义者倾向于认为,所谓娜拉走后“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是典型的“男性”的看法。论者反驳道,恰恰相反,有许多女性在那时,既不堕落,也不回来。
女性论者的一大天然优势,是判断男性论者的“男性立场”。但如果不仅仅限于生物学般地看待性别,似乎也存在着女性对男性的误读,比如鲁迅的文章所要讨论的,恐怕不是女性出走以后必然如此,从而封闭了女性自救的生路;而是在说明,出走并不意味着女性真的能走上解放的康庄大道,压迫机制同样存在于女性出走以后。
这个问题同样可以用来询问90年代:女性写作浮出历史地表之后怎样?作家兼评论家徐坤女士的论着《双调夜行船》,可以看作是对90年代女性写作第一次全面的总结。她这样对比两个年代的女性写作:如果说八十年代的女性写作是伴随着拨乱反正的思想解放运动而起,女性作家与男性同行们一道,将被“文革”所禁锢了的源于五四时期的个性解放、人对自我的发现重新点燃和接续上了的话,那么九十年代,则是随着多元文化历史现实的到来,有更多的一直在文化的边缘上默默行走着的女作家,更注重挖掘遮蔽在“人”的解放旗帜下的“女人”的自我发现。
在徐坤看来,九十年代的“多元文化”,形成了五四以来女性的第三次解放:第三次解放,即是九十年代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解放,一个相对平等、进步的社会机制和相对发达的电脑信息化网络的建立,使女性有权利更加自主地选择自己的生存方式,无论是选择婚姻、独居还是离异,也无论是出外做工还是选择滞留家里,不会有体制上的压力和公共道德舆论上的指涉。只有在这个时候,“身体”的问题才会被提到认识层面上来,遭受泯灭的性别才得以复苏,女人对自己身体的认知欲望于是格外强烈。
她们不必再如以往一样借男权之眼为镜,在那面哈哈镜中反观自己,而是力图通过女人自己的目光,自己认识自己的躯体,正视并以新奇的目光重新发现和鉴赏自己的身体,重新发现和找回女性丢失和被湮灭的自我。如此看来,娜拉走后怎样,对于九十年代而言,是一个假问题了。
女性获得了平等的社会空间,获得了自由与自主的权利,伍尔夫所谓“一间自己的屋子”被九十年代女性们幸运地拥有了。女性有了自觉的女性意识,有了独立的女性视角与女性话语,能表达独特的女性经验。
而且九十年代的社会也敞开怀抱欢迎着女性写作,与八十年代女性作家的举步维艰形成鲜明的对比。难怪徐坤女士在“结语”中会兴奋地宣布,女性写作将从边缘走向中心,前景明丽而绚烂。
用90年代“成熟”了的女性主义观点来看,80年代的女性写作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后者没有“自觉”的女性意识,追求的是“人”的解放,而没有意识到“人”之中有男人与女人,而女人在“人”的旗号下仍然是边缘的、被压迫的、受歧视的。而“人”的解放其实是一种“宏大叙事”──非常多的90年代女性作家是这样认定的,而她们则自觉地脱离了这种“宏大叙事”,追求的个人化的写作。
以我的“男性”目光看来,要论证80年代的女性写作比90年代缺少女性的真实体验是很困难的,要指出她们与当时的男性作家不一致的地方倒比较容易。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80年代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作家,确实都与“宏大叙事”相关,而90年代,脱离了“宏大叙事”“束缚”的,也不仅仅是女性写作。
重要的是如何看待所谓“宏大叙事”。这个概念在90年代极为流行,但它的含义与利奥塔德的着作之间拉开了从西方到东方的距离。
在我们的90年代词典中,人们把在写作中呼吁社会公共领域中的公正、正义,关注和揭示社会政治压迫,关注弱小群体的命运,追求社会理想,社会解放的行为,等等,简言之,所有与政治、社会、公共、群体、阶级、集团甚至是精神、道德相关的题材与主题,都称为“宏大叙事”,都是不真实的,虚伪的。只有写自我、个人,以及与个人相关的身体、欲望,梦幻,回忆,潜意识,才是真实的,是真正的写作,个人化的写作。
似乎可以把90年代的女性写作归入个人化写作之中,是女性对个人化写作的实践,只要把个人化写作所强调的个人经验前面加上女性两个字就可以了。但是,男性作家与女性作家在九十年代的境遇并不完全一致。
贾平凹的《废都》同样是非常个人化的,但遭到男性与女性们非常一致的谴责。朱文的《我爱美元》在新状态理论看来,是非常有价值的个人化作品,但它首先被女性作家斥为“流氓”。
但我们设想一下,如果一个女性作家以《废都》中的女子为视角,重写这部作品,也许将是另一部《私人生活》或《一个人的战争》的诞生。戴锦华区别了两种个人化写作:另一个层面,所谓个人化,是只从个人的视点、角度去切入历史。
据我的理解,一个从颇为个人的视点切入的叙事,可能构成对权威话语和主流叙事的消解、颠覆,至少可能成为一道完整的想象图景上的裂隙……最后一个层面,……是针对女作家,个人化写作有着自传的意义。在我们当前的语境中,它具体为女作家写作个人生活、披露个人隐私,以构成对男。
二、李准《李双双小传》内容简介
李双双小传》是“17年”时期的主流作家李准的代表作,它是一部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
大胆泼辣、“有着一股子敢说敢笑的爽快劲儿”的主人公李双双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她身上,寄寓着那个年代人们对女性的审美理想。
在“五四”这样一个新旧转换的时期,这样一个封建传统文化遭受前所未有的挑战的时期,一大批女性登上了风云际会的历史舞台,她们以自己的笔投入时代的洪流,这是“五四”文坛上最靓丽的风景。中国妇女解放的旗帜由此高高举起。
但是,“浮出历史地表”的女性仅仅是为数很少的知识女性或者城市女性,而在中国的广大农村,中国妇女依然过着一种“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传统生活,她们是“传宗接代”的工具,她们固守着“男耕女织”的角色定位,她们丝毫没有嗅到现代文明的气息。中国广大的农村妇女真正登上历史的舞台,是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比知识女性的解放整整迟了30年。
“娜拉出走”曾被张爱玲喻为“一个苍凉的手势”,但新中国的女性却被赋予了在政治、经济、法律上与男性平等的权力。这是几千年来,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际遇中,中国农村妇女迈出了家门,成为新生的共和国劳动建设工地上的“半边天”。李毕1959年推出的李双双形象堪称这一时期女性解放的典型,《李双双小传》是解读此期中国农村妇女情况的不可多得的一个范本。
李双双的形象在建国后的历史中带有普遍的意义。李双双17岁就嫁给了孙喜旺,丈夫比她年长8岁,经常打她,遇事从不与她商量。
李双双年纪轻轻的就拖着3个孩子.整日在家纺线织布,拉扯孩子,村里街坊邻居很少有人知道她姓什么叫什么,都管她叫“喜旺家”、“喜旺媳妇”、“喜旺嫂子”。至于喜旺本人在人前提起她,就只说“俺那个屋里人”、“俺小菊她妈”、“俺做饭的”。
解放后,李双双首先获得了与丈夫平等的地位。婚姻法实施后,孙喜旺不敢再打她了。
由于男女同工同酬,李双双也获得了经济收入,孙喜旺办什么事,也得和她商量商量了。喜旺若再独断专行,双双也可以找村干部评理了。
其次,李双双从家门的迈出。如果说,上述的权利,是被政府赋予的话,那么,从“家门”的迈出,倒带有自觉的意味。
李毕作为一个意识形态型的作家,很敏锐地捕捉到了时代的新气息。李双双面对热火朝天的新生活,要求结束自己传统的角色。
“家务事,真心焦,有干劲,鼓不了!整天围着锅台转,跃进计划咋实现?”自然,李双双形象无疑有着1958年极“左”的烙印。1958年的大炼钢铁,青壮年劳动力离开了土地,提高妇女劳动的积极性,号召她们离开锅台,走上田问劳动工地是一种时代的召唤。
但是,在李双双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妇女沉睡已久的曾被压抑的参与社会事务的积极性,也就是进入历史的意识。几千年来,她们是亚社会群体,她们的正当事业是相夫教子,料理家务,是在厨房里调羹弄汤,嘘寒问暖,她们得到的最高殊荣是“贤妻良母”,她们永远被关在家门里。
家门外的事务,她们不得过问。若有个别女性过问家f-J#l,的事务,是越距,是“牝鸡司晨”。
时代发生了变化,李双双已经意识到了,蜷缩在狭小的天地,是一种束缚:“人谁精,谁憨,工作多了见人多了就聪明,整天闷在家里就笨。”她不愿整日围着锅台转,不愿意为孩子所拖累,成为什么都不懂的女人。
为此,李双双上民校,一心一意学文化,学知识,听新闻,听报告,关心时事,不要塞耳闭目,极力要融入到窗户外的世界中去。但要挣脱羁绊,和男人们一样,在时代舞台上演好自己的角色,李双双毕竟还要迈出更大的一步,走得更远。
李双双和众姐妹合计的结果是“只要能把食堂办,妇女能顶半个天”。彻底结束做饭洗衣、带孩子守在家里的角色。
她们要求建公共食堂、托儿所,然后,和男人们一样,到水利工地劳动,到田间地头操作。真的获得解放后,李双双不怕苦,不怕累。
在处理公共事务时,显示公正、公平。在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发生冲突时,又能大公无私,顾全大局。
在自己的工作中,严以律己,兢兢业业,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把工作做到最好。这些无疑带有美化的色彩,但充分体现了李双双在历史提供给她的舞台上,所具有的潜能,而这些潜能曾被有意掩饰或忽视。
中国的古代史,是一部男人们征战讨伐的英雄史,女人则或仅仅是红袖添香,或仅仅是祸水的历史。“女子无才便是德”、“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女人一无是处,惟有被人言说,她们没有主观意愿,没有思想,当然更缺乏才干,只能被豢养着。
当历史的契机提供给李双双们的时候,她们焕发出的才智,她们的热情,令人惊异。“她一面推着水车,看着清清的泉水,顺着渠道往地里奔腾地流着,一面听着大家呼噜呼噜的吃饭声音,吃得那样香,那样甜,那样有味。
就在这时候,她忽然感到她们在食堂里滴下的汗珠,好像也随着清清的泉水,流到这茁壮茂盛的丰产田里,变成了米粮。”小说结尾这段充满着诗意的描述,抛开时代的色彩,倒是对李双双和她的姐妹们昂扬精神的极恰切的描写。
这是一。
三、余杰是谁
余杰,1973年10月3日生于成都平原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13岁开始发表作品。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主要作品有《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文明的创痛》(自选集)、《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等。另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余杰以激扬的文字吹皱文坛一池春水,他被视为有当年李敖的影子,针砭社会现实和文化弊病,令人耳目一新,表达了新一代的锐气。
–香港《亚洲周刊》1999年5月24日-5月30日
余杰的思想包含了中国当代青年思想中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部分,预示着中国的一股新思潮。
–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6月27日
余杰是20多岁的中国青年学子中,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的最优秀的传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余杰的出现象征着”70年代人”浮出历史地表,他的批判工作必定会”惊风雨”而”泣鬼神”。
–《南方周末》1998年10月2日
余杰的书让上了年纪的人顿觉天旋地转。我们读他的书,难免觉得今生今世,苟活而已。
–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绍铭
读余杰的文章,能够让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头脑变得聪明一些。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
余杰让我想起自己曾经抗争过、却被扼杀了的青春岁月。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生物学会秘书长姚仁杰
余杰的博学和勇气让我看到了新一代青年的希望。
–深圳特区的开拓者袁庚
余杰,1973年10月3日生于成都平原一个山清水秀的小镇。13岁开始发表作品。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研究生。主要作品有《火与冰》、《铁屋中的呐喊》、《文明的创痛》(自选集)、《说,还是不说》、《尴尬时代》等。另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
余杰以激扬的文字吹皱文坛一池春水,他被视为有当年李敖的影子,针砭社会现实和文化弊病,令人耳目一新,表达了新一代的锐气。
–香港《亚洲周刊》1999年5月24日-5月30日
余杰的思想包含了中国当代青年思想中最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的部分,预示着中国的一股新思潮。
–美国《纽约时报》1999年6月27日
余杰是20多岁的中国青年学子中,五四精神和鲁迅精神的最优秀的传人。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余杰的出现象征着”70年代人”浮出历史地表,他的批判工作必定会”惊风雨”而”泣鬼神”。
–《南方周末》1998年10月2日
余杰的书让上了年纪的人顿觉天旋地转。我们读他的书,难免觉得今生今世,苟活而已。
–香港岭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刘绍铭
读余杰的文章,能够让我们搞自然科学的人头脑变得聪明一些。
–中国科学院化学所前所长胡亚东
余杰让我想起自己曾经抗争过、却被扼杀了的青春岁月。
–北京大学生物系教授、中国生物学会秘书长姚仁杰
余杰的博学和勇气让我看到了新一代青年的希望。
–深圳特区的开拓者袁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