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背图》玩「事后预言」这种把戏，当然百发百中

先说结论：《推背图》的预言功能是假的，完全不存在。

若对《推背图》的产生历史、版本演变有基本的了解，很容易破除笼罩在它身上的那些神秘光环。

一、作者不是李淳风、袁天罡

就现存资料来看，《推背图》的书名，最早见于唐代《大云经疏》（敦煌本）。内中预言武则天将代唐称帝：

「按《推背图》曰：大蓄八月，圣明运翔，止戈昌，女主立正起唐唐……」

《大云经疏》是薛怀义等人为颂扬武则天「身负天命」而创作的宣传资料。内中引用了包括《推背图》在内的18种谶纬之书。如果所谓的「《推背图》曰」不是出自捏造（想一想今人作文中虚构的假名人名言），引文也没有被篡改，那么可以知道：当时的《推背图》谶语，还不是齐整的五言或七言诗，而是长短错落的杂句。

宋元时期，《推背图》已常见于文人笔记与市井小说之中，但绝大多数未提及作者是谁。南宋人岳珂（岳飞之孙）的《桯史》，首次将《推背图》挂靠在李淳风身上。他还提到，五代时期天下大乱，许多人称王称帝，有野心者就利用《推背图》这类谶纬之书，来蛊惑人心，为自己起事造势。赵匡胤建立北宋后，「始诏禁谶书」，下诏禁止民间私藏《推背图》，违者严惩。

自唐末乱世至五代结束，前后长达百余年。武则天称帝时的宣传工作，让《推背图》这个名字得到了普及。这百余年里的后继者，自然有样学样，对《推背图》要优先利用。所以，到了赵匡胤时代，「民间多有藏本，不可复收拾，有司患之」，该书流传已广，很难搜缴乾净，相关机构很头疼。

岳珂说，赵匡胤灵机一动，想到了一种办法。他命人将《推背图》里的谶语与图画的顺序打乱，只保留已应验的内容不动，抄写100本投放民间，让它们与真本一起流传，久而久之，人们不知道谁是真本谁是伪作，就会认定是预言不準，不再收藏了。

「机智的赵匡胤」这个故事，显然是假的。如果赵匡胤相信《推背图》可以预言未来，那么他就该明白，假书在市场竞争中是拼不过真书的，一定会被不断兑现的事实证伪，他真正该做的不是造假书，而是禁掉真书。如果赵匡胤不信《推背图》可以预言未来，他所要担忧的则是该书会被野心家拿来蛊惑人心，他所要做的也是禁书，而不是造出各种不同版本的假书——版本越多，可供野心家们利用的空间也就越大。

事实上，自宋至清，历代朝廷针对谶纬之书，使用的皆是查禁手段，无人效仿岳珂道听途说来的「机智故事」。因没人敢使用雕版大规模印刷谶纬书籍，所以民国以前传世的《推背图》皆为抄本。

不过，岳珂的这段文字，仍提供了三点有价值的信息：

（1）《推背图》在五代北宋时期已流传甚广。（2）在岳珂看来，《推背图》的民间流传对朝廷是有害的。（3）当时的《推背图》已不止一个版本。

岳珂之后，元初道士赵道一的《历代真仙体道通鑒》一书，又将《推背图》挂靠在了袁天纲（也作「袁天罡」）身上。

之所以说是挂靠，是因为五代编写的《旧唐书》、北宋编写的《新唐书》里，都有李淳风、袁天纲的传记，且列有二人着作数十种，其中并无一字提及《推背图》。宋元时期流行的《新编分门古今类事》《新编五代史平话》等书，载有一些与《推背图》相关的文字，但均未提及《推背图》的作者是何人。元人编修的《宋史.艺文志》里记有「《推背图》一卷」，作者也是未知。

略言之，《推背图》之名见于唐初，行文发展为现在常见的七言杂诗形式，则是宋元时期的事。南宋以前从未有人言及《推背图》的作者。说李淳风、袁天罡撰写了《推背图》，只是后世以《推背图》为业的江湖骗子们扯虎皮拉大旗的「託名」之举，。

二、《推背图》的本质是「事后预言」

前文提到，民国以前流传的《推背图》皆为抄本。这些抄本之间，文字差别很大。

世界各地的图书馆，目前尚保存有《推背图》数十种之多，它们几乎全部成书于清代及之后，包括了六十七图本、六十五图本、不同内容的六十图本，以及现在最常见的所谓「金圣叹批注本」。

这些版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它们的预言全部属于「事后预言」。

比如，《水浒传》成书于元末明初，书中引用过一段当时流行的《推背图》的内容，是关于方腊称帝的：

「十千加一点，冬尽始称尊。纵横过浙水，显迹在吴兴。」

十千就是万，万字上加一点就是方，冬尽就是腊月，四句话合起来就是方腊要在江浙一带起事称帝。

这四句看起来非常準确的谶文，在方腊起义发生之前，是不见于任何文字记载的；而《水浒传》引用这四句谶文时，方腊起义已是至少百余年的事情了。

流传最广的「金圣叹批注本」，是「事后预言」的集大成者。

民国四年（1915年），文明书局与中华书局出版《中国预言》，首次收入所谓金圣叹批注的《推背图》。出版者声称，此书是八国联军侵华时期，由宫中流出，经张之洞证实确认为金圣叹亲手批注。

宫中流出、张之洞证实，全是卖书人的胡说八道。

台湾学者翁常锋着有《研究》一书，对所谓的「金圣叹批注本」有细緻的研究。翁发现了许多疑点，比如：

（1）金批里的很多词句，与金圣叹的思想旨趣是不合的。（2）金批版的正文里有「匹夫有责」「南辕北辙」等词，这些词在清代以前并不存在，唐代人怎么可能使用清代才出现的成语？（3）金批版署名「唐司天监袁天罡、李淳风撰」，其实这两人都未曾在司天监任过职。（4）金批版的配图中，竟然出现了清代人和民国人的装束。

也就是说，金批版《推背图》其实是民国初年的伪作。

伪造者的身份，有两种可能。一是书商为打造畅销书牟利，请人编纂了金批版《推背图》，因为明清时代之人编纂的旧版《推背图》当中，没有关于清代300年之事与民国成立的内容，已经没有了卖点。二是革命党人出于宣传需要，编纂了这本具有强烈的反清、反日倾向的《推背图》。支持该推测的核心证据，是革命党人何海鸣撰写了长文来介绍这本书，他在文章中称袁世凯正在查禁此书，然后又代替金圣叹对书中的某些预言进行了批注，说它们指的是「二十一条」与日本对青岛的觊觎。

由民国之人来预测唐宋元明清的历史，自然是準确到令人髮指。

有一些细节也很有意思。明代流传的《推背图》里，有方腊称帝的内容；清代光绪年间流传的《推背图》中（原主人为高延，荷兰莱顿大学所藏），也还保留着这则古老的「事后预言」；但所谓金批本，却把这条预言删掉了。

删掉的原因也很简单。中国文化以六十为一甲子，代表一个轮迴。既然伪造者想给《推背图》增加与近世有关的「事后预言」，又不破坏六十图的总数，那就只好删掉那些年代久远、已不那么重要的「事后预言」（当然，也有一些「不讲究」的续写者无视六十图的限制）。金批版以前的《推背图》，都详叙五代两宋之事而略谈明清。这是因为：方腊称帝对南宋人、元人而言，是件去日未远的大事，为了吸引受众，那个时代的《推背图》编纂者很有必要收入这则「事后预言」。但对民国的伪造者来说，太平天国、武昌起义、「二十一条」等等，都是比方腊称帝更要紧的事情，更有资格成为「事后预言」的一部分。

三、準确的「预言」击中了时代的焦虑

综上，所谓的《推背图》，除了书名在唐代即已存在，其作者、文字、图画都是后人不断删改、重製的山寨品，它本不具备任何预测能力。为了让它变得「灵验」，野心家、江湖术士与无聊文人们，千方百计地将已经发生的事，编排到《推背图》中。这些準确的「事后预言」，对那些缺乏充足的信息获取渠道、又没有正确的逻辑思维能力的受众，有着极大的杀伤力。

对这类预言书，历代统治者都採取严禁政策。明代官方称《推背图》为「妖书」，追查销毁之外，还曾「榜示天下，以晓愚民」，试图以官方文件的形式，告诉所有明帝国的百姓，这是一部骗人的坏书。清代的查禁政策也大体类似，只是程度更严，很容易引发文字狱，这也是很多清代版本的《推背图》不敢涉及清代史实的缘故。

不过，在宋元明清时代，《推背图》与其他手抄谶纬之书相比，并不具备什么优势地位，只是很普通的一种。1912年的《推背图说》、1915年金批版《推背图》问世后，市场上才有了合法印刷、方便传播的排印本《推背图》。

金批版《推背图》由中华书局负责发行，行销北京、天津、成都、重庆、武昌、南京、杭州等各大城市，很快就成了畅销书。1917年的天津《益世报》报道说，连戏院里卖报纸的也开始卖《推背图》了，茶楼里也提供这本书。钱化佛则回忆说，在1930年代，「一般好奇的人士，都欲购置一册（推背图），用以预测」。

这种畅销，究其原因，一是愚昧，看不破「事后预言」的本质，二是击中了朝不保夕的时代焦虑。学者王学泰30多岁时买过一本《推背图》，他后来如此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态：

「无论是我等小人物的信口雌黄，还是官方诸公的严肃对待，出发点虽不同，爱恶有别，但心态都差不太多，在潜意识中有着对不可知命运的期待或惶恐。」

参考资料

林世田：《武则天称帝与图谶祥瑞——以S.6502为中心》，《敦煌遗书研究论集》，中国藏学出版社2010年，第39—54页。

杨康：《考论》，陕西师範大学2016年。

吴荣子：《荷兰莱顿大学汉学研究院图书馆所藏三种》，（台湾）《国家图书馆馆刊》2003年第4期。

王硕：《的流传及其历史观点》，《历史文献研究》（北京新三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2年，第160—168页。

翁常锋：《研究》，（台湾）花木兰文化出版社2013年。转引述杨康：《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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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化佛口述、郑逸梅编撰：《三十年来之上海续集》，学者书店1947年，第62页。

王学泰：《燕谭集》，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96页。

许明：《在西方世界的译介和传播(1867—2017)》，《复旦外国语文学论丛》2017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