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灭亡 只因崇祯皇帝的三大昏招
话说明末农民起义爆发，且屡次剿灭都平息不了，最后大大缩短了明朝的寿命，很多人觉得这些原因归结到明末吏治腐败，政府财用匮乏以及灾横行催化内部矛盾上，其实不然，明朝的灭亡只因崇祯的三大昏招。
这么说的话可能会有人就不同意了，崇祯皇帝勤勤恳恳十七年，一生节俭平日吃穿用度俱不讲究，自己也总是穿着打了补丁的衣服，按照常理来说，这么一位勤勉敬业节俭的皇帝，怎么会成为一个亡国之君呢？且细细往下看。
第一，轻信文官、怀疑武将、瞎指挥
崇祯皇帝继位之后，首要任务就是铲除了魏忠贤的宦官势力，朝野得到了暂时清净与安宁。但是崇祯不仅没有趁机整肃吏治，反而培养了大批文官把持朝政。明朝首辅魏澡德就是最大的无能之辈，而很多像阎鸣泰、孙传庭等有识之士得到朝廷排挤。对于朝廷举足轻重的武将，则是由文官掣肘，武将在外拼杀之时，大量文官在朝中散布谣言，崇祯皇帝偏听偏信，斩杀袁崇焕等主要将领，导致北方再无抗清将领可用，之后的抗清之战一败再败。
孙传庭虽然是进士出身，但他“仪表颀硕，沈毅多筹略”，在担任陕西巡抚期间，组建训练明军，率领军队多次击败农民军，甚至将闯王高迎祥擒获，将李自成打得只剩下十几人。可是崇祯帝刚愎自用，听信杨嗣昌，竟然将孙传庭免职，关到监狱里。
而就在这段时间里，李自成东山再起，“从自成者数万”，明军屡战屡败。到了崇祯十五年，在李自成第二次围攻开封时，崇祯帝将孙传庭放了出来，让他率军对抗李自成。当年的柿园之役中，孙传庭初战取胜，但因粮草不继，被李自成杀了一个回马枪，遭到失败。孙传庭回到陕西后，积极招兵买马、置办军器。
孙传庭的策略是固守潼关，等自己的军队训练娴熟，而农民军饥疲时，在与其决战。李自成也明白，潼关易守难攻，自己的军队很难攻破，就在他寻思如何让孙传庭出关决战时，崇祯帝帮了他一个大忙！由于明朝末期，财政出现了很大的问题，崇祯帝希望能够迅速平定农民起义，这样一来就节省不少银子，因此他一再下诏催促孙传庭出关决战。
就这样，刚好中了李自成的圈套，由于明军长驱直入，粮草被李自成给切断，明军惨败，孙传庭所部“死者四万余，失去兵器辎重数十万”，一些明朝将领甚至选择投降农民军，孙传庭在渭南战死，明朝最精锐的西北军损失殆尽，在中原地区再也没有能和李自成对抗的官军了。
二、优柔寡断，心中多疑，视臣如草芥
崇祯此人，后世评价其刻薄寡恩，多疑猜忌，刚愎自用。崇祯在位17年，换了50个内阁大学士，杀了两个首辅（相当于总理），督师或总督被杀的达到了11人，巡抚更多，达到12人，关在监狱的官员多达145人，相当于所有具备大臣资格总人数的10%。这简直就是赤裸裸的亡国之征。
崇祯年间最能打的只有三个人，一个是卢象升，一个是袁崇焕，一个是孙传庭。然而这三个人在崇祯手里都没有好下场。卢象升战死80多天没有人给他收敛，暴尸荒野，下场极惨。袁崇焕驰援北京，而崇祯却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听了两个小太监道听途说的两句流言，就将袁崇焕处以凌迟酷刑。
三、裁驿
裁驿是后人提及较多的，崇祯二年(1629年)四月，刑部给事中刘懋上奏，要求清理驿站。此意本来没错，明朝晚期的驿站，早已经机构臃肿，且滋生腐败，成为国家沉重的财政负担。刘懋的对策很简单，就是裁撤，富余的官员罢官，多余的驿夫驿卒遣返回乡。当时的兵部侍郎申用懋深谋远虑，认为一次性裁撤风险太大，应当以六年为期逐步进行，且不能一裁了之，对被裁的官员驿夫，要发足遣散费用，其中精壮的驿卒，更可挑选编入各地驻军之中。这个方法可谓老成谋国，但心急的崇祯不听，觉得刘懋的建议简单实用，然后贯彻实行。这次明朝效率很高，用一年时间遣散八万多驿卒，节省白银六十八万两。其中的一个驿卒，就是银川驿站的李自成。六十八万两白银，换来了大明王朝的终结者。
其中发生最早，影响最大的，是崇祯元年(1628年)陕西谷城的王喜胤起义和陕西宜川的王左贵起义，这两股势力在当时都各有数万人，麾下成员也多“明星阵容”。比如王喜胤手下的偏将，是后来的“闯王”高迎祥，大营门口站岗的哨兵，其中一个就是后来的“大西皇帝”张献忠。王左贵麾下的一个士兵，就是李自成。
李自成是在崇祯三年(1630年)投奔农民军的，在此之前，他却刚与死神擦肩而过。驿站被裁撤后，李自成回到家乡陕西米脂，因生活困难，欠下了当地士绅艾举人的债务。官司打到县衙后，李自成被官府“批重枷游街示众”。
此时正值酷夏，重刑在身且水米未尽的李自成险些被“将至至死”。幸亏亲友相救，结伙和衙差们群殴，这才逃到外地。几个月后，李自成潜回家乡杀死艾举人，为避祸又逃到甘肃投军，起初事业发展的不错，在甘肃张掖驻军王国部被提为把总。但此时明朝财政困难，军队多被欠饷，崇祯二年(1629年)十二月，为领饷银问题，李自成遭王国责打，索性领着士兵发动兵变，杀死王国后扬长而去，投奔到陕西农民军王左贵部，开始了他的“造反”生涯。
加上自崇祯元年（1628年）起，中国北方大旱，赤地千里，寸草不生，《汉南续郡志》记，“崇祯元年，全陕天赤如血。五年大饥，六年大水，七年秋蝗、大饥，八年九月西乡旱，略阳水涝，民舍全没。九年旱蝗，十年秋禾全无，十一年夏飞蝗蔽天……十三年大旱……十四年旱”。崇祯朝以来，陕西年年有大旱，百姓多流离失所。而江南在崇祯十三年（1640年）遭大水，崇祯十四年有旱蝗并灾，十五年持续发生旱灾和流行大疫。地方社会处在了十分脆弱的状态，盗匪与流民并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这个时候加上满清，可谓是内忧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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