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搞了几十年洋务运动为什么还是逃不过灭亡的命运，晚清的洋务运动为什么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
洋务运动是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晚清洋务派所进行的一场引进西方军事装备、机器生产和科学技术以挽救清朝统治的自救运动。洋务运动在客观上刺激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一定程度上抵制了外国资本主义的经济输入，但没有使中国走上富强之路。
洋务之所以被称为运动，其实是后人给加的。就当时人而言，他们充其量是图自强而已。没有人发起，也没有名正言顺的领袖，更没有群众呼应。从本质上讲，是太平天国战争期间，一些汉人士大夫力图挽救清王朝努力的延续。正因为如此，这场运动，多少得到了一点满清朝廷的呼应。慈禧太后和恭亲王奕䜣这些人，至少明白，发起办洋务的这些人，没有恶意，是为他们好。
当然，就洋务的参与者而言，这的确是一场学习西方的运动。引进就意味着学习，哪怕仅仅买来洋枪洋炮，你也得学会施放才行，否则，就是一堆废铁。买来大机器，就更得学，不学，机器就是更大的一堆废铁。在掌握西方武器和机器方面，朝廷和办洋务的人，心情都是一样，他们比谁都急切地想迅速掌控这些来自西方的铁家伙，操之于我。为了这一点，他们心甘情愿引进西洋技术人员，派出最聪明的工匠，跟他们学习。发现这样行不通，就办学校，从头开始，从数理化学起。
这样学来学去，学校来了，工厂制度也来了。没有人有这个本事，能够仅仅弄来一个孤零零的机器，就办起一个工厂。即使官僚把工厂当衙门办，工厂的流程，工序这些东西，还是得有，没有这个，就出不了产品。至于轮船火车，最初的时候，只能请洋人开动，洋人管理，轮到中国人自己办了，洋人的这一套，非用不可，不用，轮船、火车就要趴窝，就要出事，出大事。洋人这一套，有制度性的大套，也就技术性的小套。但是技术性的小套，里面其实也包含了制度的因素。
中国人的官学、私塾以及书院，都不会课堂授课，有教学计划，按期考试。办新学堂，不仅要引进西方的语言，声光化电，还要把人家那一套授课制度也引进来。马一浮说，西式的学校，上课像股市交易，摇铃开始，摇铃结束。但不这样，还就是没法办学校。工厂其实也是这样，没有工序，没有流程，没有派工单，什么都干不了。传统手工业作坊那一套，放在大机器的工厂，就是不行。
不仅如此，引进之后，更严酷的老师，是市场。不按市场规律行事，办小工厂小亏损，办大工厂大亏损。赔得受不了，就得想辙儿，否则只能关门。所以，洋务企业，要想活下去，最好的办法，是招商股，请商人来办。不是说官办企业每一个都活不了，如果主事者真的出于公心，一心扑在事业上，尽心尽责，像办福州船政局的沈葆桢那样，其实也不是办不好。
但是，这样的人太少，耗费的精力太多，不可能指望洋务企业能找到一批这样的“焦裕禄”。况且，即便如此，不按市场规则行事的福州船政局，最后还是办不下去。洋务企业，能活下来的，大多成了商人主导的企业，严格地说，是买办商人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其内部制度，必定是西化的。到了这种时候，办洋务的官员，包括李鸿章这样的开明人士都办不来的西方企业制度，就由买办商人暗度陈仓办成了。
当然，洋务事业中的官督商办企业，虽然实质上多为商家的产业，只不过戴一顶红帽子而已。虽然说，这样的企业，客观上确实因为当时社会条件过于严酷，厘卡遍地，不这样无法生存，但这样的企业，却也得到了官府特别的优惠，有的，甚至得到了垄断经营权。只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得了官家的好处，企业的产权就不明晰了。自官得之，也自官失之。真到官府想要侵夺收回之时，商家是没办法抵抗的。
军事的变革，也类似。没有外部类似市场的竞争，这样的变革，怎么也没起色。湘淮军，引进洋枪洋炮和洋操，打赢了太平军，打赢了捻军，对付国内所有的叛乱，都不在话下。没有外敌入侵，压力不大，进一步的变革，动力就不足。中法战争，主要是海上的较量，陆上的兵力，法国人投入不多。此前费尽心机和钱财办的海军，被打得一塌糊涂。所以，此后朝廷也好，李鸿章也好，才开始引进制度，重建海军。但是，陆军不过打了一场小的胜仗，就令朝野陶醉，从此陆军的变革，就不再被提及。
就总体而言，洋务运动的变革，只是一场打补丁式的改革。中央政府只有修补的意识，没有改革的观念。西太后那拉氏是一个聪明人，辅佐她的满人王公奕䜣，也是个聪明人，但他们都不知世界大势，不知道中国该走向哪里。地方推行变革的大员，即使有人比他们二人懂得多一点，也没法走得更远。在这样的情形下，无论怎么改，旧的体制都不会因此而变动。新的东西，无论怎么新，都无非是在旧体制上加一块补丁。
洋务运动，也是西学东渐的一部分，但此时的西学，还仅限于声光化电，即使这些内容，也不过是西洋中学层次的。中国的学堂，以及教会办的学校，也只限于这个层次。江南制造总局附设的编译所，每年推出的大量译作，基本都是西方的中学课本。只有极少数的留学生，而且是留学生中的佼佼者，才能了解一点中学课程以外的内容。但是，就是这样层次的西学，也只是一少部分读书人有所沾濡。
严复了解的西方社会科学知识，只有到了甲午战败之后，才能有机会露面。即使明知道洋人来了，而且洋人很厉害，但这个国家的士大夫，社会的精英，却基本上无动于衷。人们沉湎在科举的高头讲章之中，一只脚踏在近代的门槛上，却过着过去的日子。其中有些人，可能会对轮船和铁路有兴趣，但也不过是当成西方的奇技淫巧来欣赏。少数士大夫的真知灼见，还会被当成离经叛道的奇谈怪论。
洋务运动的时代，漫说整体的中国人，就是中国人的精英分子，也在沉睡。在这样的鼾声中，那些被送出国，接受了西洋教育的早慧者，回国之后，也只能扎到高头讲章之中，在科名路上求一个身份，否则，他就没有社会地位。所以，洋务运动中，该学的，虽说晚一点，迟几日，似乎都学了。中国有了轮船，有了铁路，有了大机器，有了工厂，还有了有线电报。人家能做的事情，我们都能做了。
从面上看，做得也差强人意。赔钱的企业很多，但挣钱的也不是没有。新建的海军，操演起来，也非常好看。但是，这样的学习成绩，就怕跟学习的优等生比，一比，就露怯。但是，这个优等生就在你的隔壁，对你还有着老大的野心，想不比，根本就没有可能。
当然，洋务运动这样的状态，跟外界的压力不大也有关系。西方对中国的侵略，几场仗打下来，他们都没有颠覆王朝的意思。尽管也胆战心惊，但清朝统治者还是觉得，危险还远着呢。无论何种的开放要求，都会被中国士大夫讥为洋人贪图利益的小招儿。即使被打败了，也依然可以保持自己文化优越的自我感觉。所以，洋人无论怎样跋扈，怎样见了皇帝不下跪，在租界里随意鞭打华人，中国士大夫加上太后和皇帝心中的天朝上国都还在。
不用说，这样的洋务运动，无论主事者怎样卖力，学了什么，变革都不会让中国产生深层的颤动，更不消说根本性的改变了。而反过来，中国深层的要素，还会令已经发生的变革，桔越淮北而变枳，出现不应有的变异。像盛宣怀这样的洋务干将，在洋务运动中，曾经是冲锋在前的猛士，但是，随着洋务的推进，他并没有随着事业的进步而进步，反而越来越像一个官僚。最后，在新政期间大权在握，做了举足轻重的邮传部尚书的时候，居然推行铁路国有，侵夺民营资本的固有权益，走到了自己原来事业的反面。
洋务运动，之所以比不过日本的明治维新，说我们没有触动政治制度，没有进行制度变革，当然也没有错。但是，在技术层面上，我们的学习态度，显然大有问题。我们不能亦步亦趋，老老实实地学，老大文明的帝国的包袱，让国人总是喜欢走捷径，玩儿变通。玩儿着玩儿着，就成了偷工减料，偷奸耍滑。还在一知半解的时候，作业尚未做好，就想着创新写论文了。
在制度层面，我们最大的问题，不是没有开国会，而是没有像日本那样，建构一个理性官僚体制，形成一个讲规矩，认真负责的官僚作风。进而在这样的官僚制下，建设一个西式的军事制度，一支学西方学得很像的军队。显然，不是日本的国会、日本的政党政治打败了中国，而是日本的负责任的官僚制，日本的军队，让清王朝彻底丢了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