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长江学者送进监狱的科研制度是个怎样的存在
诞生于辛丑年的山东大学，在116周岁的日子里似乎有些流年不利。
天秤座(校庆日10月15日)的他，秉承了风象星座的宿命，总会在与人沟通方面陷入一些尴尬的境地。
前有迁校章丘风波，今有长江学者贪污50万元学术经费一事，都让山东大学陷入了舆论的风暴眼，颇多非议的同时，山东大学却在与社会公众的沟通中，似乎缺少一些扭转危机的办法，令这家百年名校蒙上阴影。
这一次，是山东大学的双料学者陈哲宇。
这名出生于1974年的年轻科学家，背负着长江学者与泰山学者的学术光环，顶着谢绝百万年薪的传奇，却被50万元的科研经费绊倒。
陈哲宇
2016年12月8日，济南市天桥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陈哲宇等4人套取科研经费用于个人注册成立湖星公司，后又将50万元注册资金私分并占为己有。
其中，陈哲宇拿走了30万元。
判决书认定，依照银行走账的流水，50万元注册资金来自陈哲宇2011年长江学者学科建设经费及另两个科研课题。
基于被分的50万元系科研经费的定性，陈哲宇等4人被判贪污罪。
此案走入公众视野引起舆论痛点，一个标签是陈哲宇显赫的学术身份。
陈原籍浙江湖州，16岁上大学，曾任第二军医大学学员、神经生物学教研室讲师，美国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神经生物系博士后，美国康乃尔大学医学院博士后、讲师、助理教授。
陈哲宇长期致力于“神经营养因子与神经精神疾病关系的研究，从分子细胞水平到整体动物水平寻找抑郁症等精神疾病发生的基因及环境因素，并探讨可能的干预措施”。
2005年，陈作为山东省首批泰山学者工程特聘教授，被山东大学从美国康奈尔大学作为重点人才引进。
2008年，陈领衔建设的山东省精神疾病基础与临床重点实验室获准成立。
2010年，陈获评教育部长江学者，继而入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
案发前，陈已承担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自然科学基金等多项科研项目，相关科研成果在《科学》、《神经科学杂志》等国际知名杂志上发表，总计达30余篇，合计影响因子100多分，并被引用300余次。
山大神经生物学学科也在陈哲宇的带领下，经过10多年努力，已进入ESI（基本科学指标数据库）全球排名前1%。
山大进入这个排名的仅有8个学科。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案发前，陈哲宇刚刚拒绝了另外一家大学抛出的百万元年薪橄榄枝。
此时他的身份已经是“学而优则仕”，拥有山东大学齐鲁医学部常务副部长、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副院长、山大医学院神经生物学系主任等多个行政职务，除了其专业上的教授级别外，他还多了一个行政级别：正处级。
这样一个级别，使得陈成为在反腐大潮中倒下的一名“处级官员”。
而他的贪污罪名和实际30万元的贪污事实令人不解。
网友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这就如同是C罗涉嫌偷窃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球衣球鞋一样令人匪夷所思。
一个可以拒绝百万元年薪的科研专家，一个研究成果价值不止一个30万元的人，却倒在了贪污的罪名上，这难道不是黑色幽默？
陈哲宇（据山大官网）
舆论的第二个痛点，是陈哲宇在法庭上对自己的辩护，他对自己受控的罪行并不接受，认为只是违规，但并不违法。
他声称自己的错误是“体制的问题”。
有人认为，陈哲宇在经济上犯了错，却拉来体制为自己背锅，这种辩护相当的低级与可笑。
根据媒体披露的案情，陈案中贪污瓜分的50万元系从套取的400万元科研经费中私设的小金库。
而“套取400万科研经费是因为报销程序繁琐且一些合理费用又无法报销，故而在经费未到账的情况下为了维系实验室运转才这么做”。
无法报销的这个痛点扯开了高校科研经费管理与使用的一个遮羞布。
在许多高校论坛上，相当多的专家教授包括学生在猛烈吐槽学校财务部门的严苛、不近情理与挪用克扣。
按照现行的科研经费管理办法与制度，科研专家申请的科研经费并非是由其自由支配的，而是先作为大学的收入，进入学校的财务账户，然后以报销的形式予以兑现科研经费。
但科研的不确定性，导致经费往往会有结余或不足，而且还有一部分的费用无法报销。
所以，虚开发票套取科研经费，用以弥补实际科研中的支出，便成为隐性规则。
不出事还则罢了，一出事谁都难逃干系。
事实证明，在神经生物学造诣颇深的陈哲宇既不懂法，也不懂基本的财务知识。
他的团队里更是缺少一个优秀的会计。
2015年12月8日，山大科学技术研究院曾做统计：截至2015年11月，陈哲宇到期结题的科研项目共计9项，全部为纵向科研（上级部门拨付经费）项目。
其中有4项的结余经费为0，1项未办理结题结账手续，有1项在新管理办法施行后办理手续，剩下3项共余76万元左右。
不仅如此，陈哲宇获得长江学者后每年应得的奖金约为10万元，山大方面一直未予兑现。
2015年12月11日，山大人才工作办公室出具了《关于陈哲宇“长江学者”、“泰山学者”岗位津贴发放情况的说明》，称2011年，“泰山学者”规定，当年进入二期管理的专家岗位津贴提高至每年30万元，而陈哲宇在“泰山学者”的聘期内又入选了“长江学者”，按照学校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支持原则，同时入选两个及以上人才项目的专家，只能就高享受一个项目的支持待遇。
可惜，这样的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
毕竟长江学者与泰山学者是教育部与山东省两个独立的人才津贴，山大单方面的合二为一的解释，并不能体现出对高层次人才的支持诚意。
此外，陈哲宇项目组成员的加班费、劳务费、科研绩效、相关荣誉奖励、医学院教学维持费等应得收入，包括为实验室建设先行垫付的资金，合计约270多万元，也都没有兑现。
或许是因为这些事实的存在，“不懂法也不懂财务”的陈哲宇，才认为瓜分的50万元属于他的正当科研收入；也才幼稚地认为“我或许在程序上不符合规定，可是我没有占公家的便宜”；才更发出悲哀的控诉：是“体制之祸”！
这确实是一个悲剧。
一个高层次人才，虽然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精研，但却缺少基本的财务与法律常识。
究其原因，固然是其自身的书呆子气与科研作派，但“逼良为娼”式的科研经费管理制度也难辞其咎。
据《中国青年报》报道，2015年3月，在完成对科技部、中科院的巡视后，全国人大常委、曾任中央第十巡视组组长的令狐安痛心地指出，普遍存在的科研经费报销问题，大部分属于现行规定及制度不合理造成的“逼良为娼”的现象。
而在陈案中，逼良为娼之后还有扫黄行动，这才是真正的悲剧。
陈哲宇在实验室里（据山大官网）
对陈来说，或许他过于把实验室当做自己的事业与孩子，才会用“人肉搬运”买好的仪器和试剂回国。
据中青报披露，“记忆最深的一次是他回国带了3个行李箱的实验用品，都是给实验室的小仪器或者抗体。
为了保证试剂能一直处在低温环境，他还用自己的衣服一层层包住装着干冰的小保温箱。”
所有这些投入到实验室里的大量试剂、设备、细胞株以及转基因小鼠，由于物品是由个人从国外买进，无法提供发票，垫付的钱也就始终无法通过正规途径从学校报销。
这就如同现在的一个现实悖论，私车公用是个人觉悟，但公车私用就是高压电线。
如果不通过虚开发票，按照国家的规定，陈哲宇垫付的这些费用也可以劳务费、绩效津贴的方式予以兑现。
在他看来，国家支持科研工作的经费不够匹配，作为科研工作者，自己及团队的待遇也未得到保障。
2016年7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完善中央财政科研项目资金管理等政策的若干意见》。
《意见》中提到，验收后的课题，结余资金按规定留归项目承担单位使用，并可以直接统筹支出用于科研活动，两年之内用不完再收回，并且重新明确了劳务费的开支范围，且不设比例。
这意味着像陈哲宇这样的教授，可以合法合规地以绩效的方式获得劳动报酬，也无需再以套取科研经费的方式维系实验室运作。
尽管如此，但仍有专家认为现实操作中仍有壁垒。
《钱江晚报》援引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支振锋的说法认为，在实际的科研经费管理中，中央开了一个三米宽的大门，但到了行政的执行层面，被各种规定和细则约束得只剩下三厘米的门缝儿了。
甚至最后连三厘米的门缝都没有了，三米宽的门变成了玻璃门，“看着是个门，实际上过不去。
可望而不可及”。
或许是看到了类似的政策走向有利好的一面，陈哲宇案的二审律师周泽提出要对其进行无罪辩护，认为要充分考虑陈的学术贡献及主观上并无贪污故意。
值得注意的是，陈案的二审辩护律师周泽，同时也是另外一起着名的高校腐败案主角浙江大学原副校长褚健的辩护律师。
命运的交集有时格外吊诡。
褚健获释后回归中控科技
陈哲宇案一审判决一个月后，2017年1月16日，第一批长江学者获得者，浙江大学原副校长（副厅级）、着名科学家褚健也一审判决，以贪污及故意销毁会计凭证、会计账簿等罪名，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
褚健的羁押期已满刑期，随后获释，回归其一手创办的中控集团。
褚健案曾经引起过比陈案更大的舆论波澜。
褚健身兼科研专家、党政干部与企业家等多重身份，其创办的中控科技已成为同行业排名前三的重要企业。
2013年7月1日，中国工程院发布公告，各学部经过候选人材料审阅、专业组评审、全学部评审和投票等程序，从560位有效候选人中产生了进入第二轮评审的候选人173位，褚健在列。
但三个月后，褚健就失去了自由。
在有人持之不懈地举报之下，他被立案调查，随后的三年多里，褚健案被退回补充侦查两次，延期开庭五次。
值得一提的是，侦办褚健案的检察院是浙江省湖州市人民检察院，而湖州正是陈哲宇的出生地。
绊倒褚健的是他一手创办的中控科技，绊倒陈哲宇的也是他一手创办的山东省精神疾病基础与临床重点实验室。
两人或许都没有明白，他们所创办的事业其实是他们的职务科技成果，是国有资产，而并非是他们的私生子。
可即使舆论报以“匹夫无罪，怀璧其罪”的同情，但情感却无法超越法律。
陈哲宇提出上诉四个月后，在他的案情被媒体披露之前，人们关注的是另外一名长江学者的选择。
清华大学39岁的女科学家颜宁（出生于山东莱芜），被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聘为讲习教授，这是美国顶级大学终身教职顶级职务。
有人借此联想认为颜宁是负气出走，并无比悲观地写道：一个长江学者走了，一个长江学者进去了。
颜宁（图据《人物》杂志）
尽管颜宁很快辟谣称这是自己的自由选择和国际间人才的自由流动，与任何的阴谋论无关。
但颜宁与她的导师施一公（现清华大学副校长），在各自人生的40岁，作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
施一公40岁放弃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职回国，颜宁则逆向而行。
一来一往，我们或许乐见其成的是，中国的科研学者正在与国际最高层次的场域中实现正向的人才流动。
这应该是好事。
但对比仍身陷囹圄的陈哲宇，人们或许感慨的是，在人才梯队的金字塔上，那些居于塔尖上的精英人物，是什么让他们坠落尘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