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王朝出现问题一堆，根子在雍正的用人上（图）

节选自《守成天子：喻大华评说嘉庆帝》，中国工人出版社

嘉庆帝任用大臣有三个特点：

（一）继续重用父亲栽培、信任的大臣。无论王杰、董诰，还是朱珪，虽然他们都与和珅势不两立，但他们同样受宠于乾隆帝。可以这样说，除了和珅以外，嘉庆帝基本没改变乾隆皇帝确立的政治格局，乾隆帝在天有灵，应该感到满意。

（二）嘉庆帝用的这些辅臣都是老人。当然，在乾隆晚年，这些人年纪就不小了，但乾隆帝年纪更大，所以，跟皇帝比起来这些人不能算老；但嘉庆四年（1799年）太上皇驾崩时，嘉庆帝才四十岁，而王杰已经七十五岁了，朱珪六十九岁了，董诰最小，也有五十九岁了。这样一来，君臣间年龄差距悬殊。这些人政治经验丰富，影响力大，对国家的稳定有积极意义，但也应承认，岁月的沧桑使他们的锋芒消磨殆尽，普遍缺乏探索进取精神，为人处世也不愿意得罪人，嘉庆朝缺乏大刀阔斧的改革，或许与此有很大关系。

（三）嘉庆帝任用的都是品格操守没得说的好人。王杰、董诰、朱珪这些人位极人臣，当了一辈子官，但一个比一个穷。董诰的父亲董邦达官至部院大臣，又是闻名全国的大画家，董诰官做得更大，但父子两辈几十年，房没添一间，地没置一垄。

朱珪死在嘉庆十一年（1806年）腊月，嘉庆帝前往祭奠，但朱家的大门太窄，无论如何嘉庆帝的轿子也进不去，嘉庆帝只好下轿进门，只见朱珪房间里除了布衣布被、几箱书籍以外，几乎一贫如洗。嘉庆帝回来对大臣说：“清寒之状，不减儒素。”所谓“儒素”，就是“素儒”，指的是没有地位的读书人。清朝官员的俸禄低，如果不贪污受贿，即使身居高位也只能过一般百姓的生活，王杰、董诰、朱珪一辈子安贫乐道，实在难得。

嘉庆帝重用的这批大臣，以其丰富的朝政经验和自身清廉刚正的声望，辅助嘉庆帝实现了政局的稳定，同时，应该承认，这些大臣对嘉庆帝影响很大。嘉庆帝一反乾隆帝的作风，力图做一位像儒家圣贤教导的那样清心寡欲、不追求声色奢华的君主，与这些大臣的引导分不开。

众所周知，儒家讲究“王道”，强调“以德治国”，要求统治者有一颗仁爱之心，让普天下的人民得到皇恩雨露，能礼贤下士、任用贤臣、明察秋毫、赏罚分明等。嘉庆帝在施政中，也尽量贯彻这些规范、准则。

据《清仁宗实录》记载，嘉庆帝上台初期，各地忙于镇压白莲教起义，嘉庆帝把各路官军将领大骂了一顿，其中说了一句话：“此等教匪滋事，皆由地方官激成，即屡次奏报所擒戮者，皆朕之赤子，出于无奈为贼所胁者。”嘉庆帝对白莲教起义原因的认识，对官逼民反的认识，的确是站到了客观公正的一边。

再则，据《郎潜纪闻二笔》记载，嘉庆二十三年（1818年），为了筹备明年皇帝的六十大寿，决定豁免天下拖欠的钱粮。国家不富裕，勉强举行一次，各地眼巴巴地盯着。在安徽省，各地为豁免的比例争吵，互相指责，有的说对方报的高，要求重新核对上报；被指责者说时间紧急，来不及重新核对。嘉庆帝知道后是这样批示的：“损上益下，朕之愿也；存心刻薄，有伤政体。”这意思是说我不跟地方计较，国家受点儿损失，老百姓得点儿实惠，我愿意！就照原来上报的数字蠲免。b这副襟怀，还多少有些古代贤君的风尚。

儒家对君主的要求很高，一举一动都要给天下做出典范。不少参观了故宫的人都有个印象，太和殿里皇帝的那把宝座坐上去实际感觉肯定不舒服，往左靠也靠不上，往右靠也靠不上，往后靠更不行，椅子背上雕刻着不少龙，所以，只能挺胸端坐。其实，那把椅子可不是沙发，坐上去的人必须有个坐样，要坐出天子的派头。

当然，一般来说，太和殿的龙椅每年只能坐一次，就是新年接受朝贺的时候。其实，就是平时，嘉庆帝也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举止。有一年夏天，正赶上“桑拿天”，大理寺卿——也就是最高法院的院长杨怿会去见皇帝，进门看见嘉庆帝穿着整齐的皇帝礼服，正襟危坐，热得满头大汗，太监在一旁用力地挥动扇子。皇帝见杨怿会进来了，立即让太监退下，认真地询问各种事宜。召见的时间较长，皇帝热得不轻，但他一不用扇子，二不擦汗。杨怿会十分感动，他为什么感动呢？试想大臣去见皇帝，必然要顶翎袍褂，整整齐齐。大臣既然整齐庄重，皇帝更要以身作则，这是对人的起码的尊重。嘉庆帝做到这一点，这是修养很深的表现。确实，他时时刻刻践行朱珪提出的五句箴言，即使是小事，他也不放松。

不过，这位非常有修养的嘉庆皇帝也有失态的时候。执政初年，他真是烦恼重重，有时，气得甚至流泪。他内心中的苦跟谁去说？他的工作、生活又会是怎样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