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身边的帝师和奴才有何区别？

奴才听起来像是奴隶之类的话，但是在古代，并不是所有人都能自称奴才的，这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服侍皇帝的工作。

帝制时代，帝师与奴才是皇帝身边的两种人，听上去帝师尊荣无比，享受崇高的礼遇；奴才卑微下贱，可任意驱使。实际上果真如此吗？

帝师与奴才

汉高祖刘邦晚年，一度想传位给戚夫人生的赵王如意，吕后不知所为，找丞相陈平商量，找商山四浩辅佐惠帝，也就是请四个隐士老头出山当惠帝的老师。刘邦知道后，回来对戚夫人说，他妈的，变不了了，这四个老家伙都出来帮他了，我能怎么办呢？

刘邦得了天下时，曾派人去请四浩出来，他们居然不给面子，愣是不出来。儒教士大夫写的史书，自然有春秋笔法，四个老头的作用显然夸大了。刘邦本流氓无赖出身，先前最看不起儒生，打天下的时每逢看见，便把他们的帽子摘下来撒尿在里面。请四浩出来做官是政治形势的需要，没有像姜子牙一般把躲着不出来的隐士杀掉也是形势需要。心里怎么把他们看得这么重呢，他通过这件事敏锐的觉察出来，朝廷的势力明显偏向吕后一方，戚夫人没有任何帮手，自己眼看不行了，局势难以扭转了。

同样，短命的秦朝二世胡亥身边的赵高，指鹿为马，乱了铁通似的大秦江山，赵高之于二世在读书人眼中，自然是一个阉割了的奴才。然而，从他们的实际关系来说不好确定，他最先教胡亥学律法，又帮他除了太子扶苏，坐了江山，又诱导他享乐，不问国事，以便把持权柄，在后人眼里这是典型的奴才误国。

宣帝晚年，给太子刘奭选了朝中威望隆重、才德兼备的萧望之给他当老师，刘奭即位后，怠于政事，贪图享乐，萧望之多有规劝批评和诤谏，刘奭身边奴才一进谗，他便把老师给逼死了。

五代偏安一隅的闽国，福王事叶翘以师礼，多有裨益，宫中号之为”国翁”，等王昶即位后，要换皇后，叶翘不识趣的进谏，王昶便疏远了他，后来在他进谏的纸后批了一首诗，其中有一叶随风落御沟，把他放回老家，废弃田野。

而作为奴才来说，他们很懂得顺着皇帝的心思来做事，汉灵帝时，外戚窦氏把持朝政。灵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清除了窦家势力，把控了权力，便封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等宦官为十常侍。他们千方百计变着花样诱导他纵情享乐。联起手来把持朝纲，为所欲为。

反过来，如果皇帝把奴才们闭上险境，他们绝不会坐以待毙，后齐废帝刘子业，登基后身边带着一群宵小之人在宫里宫外寻找各种刺激，一次突然恨起身边的奴才来。当面咬牙切齿地说要杀掉他们，其中一个叫寿寂之的典衣把他杀了。

罗列这些历史事件，并不是为了讲故事，而是让我们透过历史事件去思考。帝师和奴才这两种类型的人在凶险莫测、诡谲多变的权力核心是两种绝然不同的生存选择和价值取向。

这些帝师，道德文章甚至才干一般都是朝中一时之选，他们的理想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穷尽一生之力，希望培育出一个儒家标准的明君来，自然对皇帝多有约束，说话做事一般不顾及帝王的面子和自身的安危，忠言逆耳，碰上性情柔软一点的皇帝尚可再三再四，碰上混蛋皇帝，他们也不会退避保身，继之于死谏。儒家的教育让他们觉得这是做臣子的本分。他们绝不可能会参与废掉或杀死无道的昏君。

此外，虽然儒家从伦理上确立了君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臣民们只能逆来顺受，但是士大夫竭力地保持着自己的尊严，绝不可能下贱到处心积虑地去谄媚讨好皇帝。儒家的伦理不是设法限制一个君王的权力，而是把帝王培养层一个合乎儒家伦理的道德楷模，这种思想体现在典型代表的帝师身上便冲满了悲剧色彩。到明朝燕王朱棣打到南京，做了皇帝，很多文臣武将都迅速归附，方孝孺却不断骂他篡逆，被朱棣判了腰斩。株连九族。传说腰斩后，方孝孺还能以肘撑地爬行，以手沾血连书十二个半的「篡」字才断气。这是古代士大夫最高的舍生取义的精神。成为激励历代士人的精神灯塔。后世的帝王看了史书，兴许会有几分感动。

实际上开国帝王们对于儒家的态度充满矛盾，

一方面，教化百姓顺从，儒家伦理比刀枪弓箭有效多了，所谓马上得之不能马上治之。

另一方面，儒家的道德规范对帝王也有约束。做起事情来也不是那么顺手。取得煌煌的事功不是靠说教和道德拿下来的，而是有很多不可告人的幽暗手段。而儒家出身的士大夫子注重道德修养的同时，往往失去了做事需要的权谋和灵活，难以像法家兵家出身的人做出成绩来。

到宋明以后，士大夫们不得不反思这样现象：平时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辽、元、金、清异族入住中原是，他们的开国帝王对于族中的汉化趋势无不忧心和警惕，害怕本族的尚武之风柔化，清乾隆本身汉学修养深厚，汉族士大夫已经全力与他合作，政权的合法性早已确定，然而他对本族的汉化倾向仍超乎寻常的警惕，不止一次的严厉警告满族的高层。

两宋时期，，皇帝和士大夫在儒家的伦理下配合的相对较好，相对而言，对士大夫，有一个较为宽松的环境。有人说，明朝的张居正作为帝师取得了煌煌事功。不错，张居正确实以儒家的道德规范来严格要求万历皇帝，至于苛刻不近情理。而张居正做事的手段却不为当时正统的儒教士人所认同。而他本人对当时享有大名儒士也是甚是反感，甚至说，兰芝当道，不可不除。而万历帝因为少年时被严格约束的心理阴影，亲政后怀恨不已，在张居正死后不久便抄了他的家，封了他的府门，饿死他老少几十口人。明朝另一个驰名宇内的清官海瑞近乎完美地遵照儒家的规范做官做事，在内阁首辅哪里简直是苦笑不得。

这是儒家道德和做事之间的又一个矛盾。

而做为帝王身边奴才，能够靠近权力的核心，一般而言都是精明之极，。对于帝王的顺从是一种极为现实的生存策略，挖空心思来讨好帝王是一种精明的投资。获取帝王的宠幸后，各种好处自然便来了。从人格上来看，他们在帝王的眼中如同猪狗，可以任意处置，但实际上他们往往能把帝王玩弄于鼓掌之间。

两汉之时，宦官在与外戚和朝臣的争斗中，大都能获取胜利。而中晚唐朝宦官，掌握禁军，皇帝的废立甚至生死都掌握在他们手中。至于南衙北司之争，朝臣们哪里是他们的对手。至于斗鸡小儿、俳优等能够取悦帝王的人，都能受到帝王的宠爱，碰上玩心大的帝王比如正德皇帝，能取悦皇帝的人就能获得高官厚禄。英明的开国皇帝们都能开出这种风险，因此会严厉的限制身边的小人干政，不惜拿一两个宠幸的奴才开到杀鸡骇猴。如康熙甚至立下牌子，不准太监干政，作为祖宗之法。

在等级森严的帝制时代，权力主宰了一切。我们探讨了帝师和奴才在强权面前选择的两端。以此可以看到强权下面的一切臣民的心态。一方面在儒家的教化下，深深地种了了忠君、顺从的思想，另一方面临实际利益和生存，人们往往会选择最自己对有利的一面。

直到如1今，在政府1机关很多一把手习惯把地盘圈来当作自己的独立王国，虽然有时也请几个专家学者咨询咨询，不过是点缀一番；而专家学者也很明白，不过是拿钱背书。而在他治下的下属们谁都明白，把他伺候高兴了才是最重要的。

几千年来，权力一贯如此，从本质上来说，帝师和奴才是没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