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宣统

清王朝的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可谓是见证了历史巨变的人，我们在他的人生轨迹中不难发现，历史的潮流是汹涌且不可逆的。

宣统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年号，看过长篇回忆录《我的前半生》或电影《末代皇帝》的人，对于这个年号，应不陌生。一个几岁的小孩子，被抱上了金銮殿，皇位坐了不到三年，辛亥革命爆发，中国成为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而这个小孩子，也在人生中经历了张勋复辟、驱逐出宫、伪满洲国等一系列变革之后，终于洗心革面，成为人民共和国的公民，并应邀成为全国政协委员。

“从皇帝到公民”，既是溥仪的转变，也见证了整个中国现代史的风云变幻。

(图)宣统皇帝,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字耀之，号浩然。

但是宣统帝在位的三年里，中国社会还是发生了不少变革的，准确地说，应该是大变革。无论是各地的“革命党起事”，还是“皇族内阁”，实际上都反映了一种现代化的尝试。尤其是后者，事实也证明了，“皇族内阁”的尝试是失败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没有历史价值，相反，对“皇族内阁”的研究，对于解读清代尤其晚清民族政策、满汉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研究意义。

我们知道，“西学为体，中学为用”是洋务运动以来，清王朝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中心思想。但是可惜的是，经历了洋务运动之后，中国的经济、军事确实有了现代化的影子，但在甲午海战中，依然一触即溃，沦为“三岛倭奴”日本的手下败将。对于朝野上下而言，这是一件“是可忍，孰不可忍”的事情。

因此，学习日本的“明治维新”成为了当时清王朝不少有识之士的主张。尤其是日本通过王政复古、废藩置县与内阁制一系列政治革新，迅速成为亚洲强国的经验，为清王朝所钦羡。

早在光绪年间，清王朝就逐步实现了一系列的“立宪运动”。包括“五大臣出洋考察”、“下诏预备立宪”并颁布《宪法大纲》等等，到了宣统元年，各省咨议局开始选举，资政院也开始“开院”，全国一片要求“开国会”之声，一切有模有样，看起来还像“那么回事”。

到了1911年，也就是宣统三年，清政府决定裁撤军机处，改设内阁，按照日本、德国的模式，来进行中国的立宪探索。从准备至实施，一共仅六年时间。内阁学士文海与内阁中书王宝田就共同认为，中西风俗、国情不一样，如果照搬照抄，必然会引起排异现象。对于“立宪”是否能救国家于危难，应从长计议。

裁撤军机处之后，清廷慌不择路地宣布了“内阁名单”，其中十三名大臣中，满族九人，汉族三人，而且其中还有总理大臣、民政大臣、度支大臣、海军大臣等七人实权者是皇亲国戚，消息传出后，举国公愤。舆论称其为“皇族内阁”，认为此内阁的“立宪”有名无实，与当年的军机处无异。譬如《申报》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此新内阁不过为旧日军机处之化名耳。”

平心而论，这些官员也尽非颟顸无用之人，譬如司法大臣爱新觉罗•载昌是积极的立宪推行者。但清廷这样的人事布局，却在社会矛盾高度激烈的当时激起了共愤。这反映了，清廷到了历史关头，都保持着狭隘民族主义甚至“家天下”的思想，关键时机仍以“宗室”为主，不但排斥了汉族知识分子，甚至对满族知识分子也是“谨慎使用”。这无疑失去了全国各阶层的信任与认可。

(图)皇族内阁合影

御史胡思敬曾批评“皇族内阁”的虚伪：“其小人无知者，疑皇上以天下为一家之私物，不信汉，并不信满，各怀一自外之私心，由是国家渐成孤立之势。”在这样的语境下，一大批满族知识分子、官员与有识之士也都对宣统帝离心离德，认为这种“内阁”连康熙、乾隆年间的“满汉一体”的内阁都不如。

错误的民族政策与狭隘的民族观，导致了“皇族内阁”的迅速破产。就在“皇族内阁”粉墨登场不久之后，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清王朝走向了末路。起义军攻城克地一路，“满洲世仆望风而逃，弃城守如敝履，视朝命如弁髦”，可见清廷离心离德到了何种地步。

“不信汉，并不信满”是“皇族内阁”的本质，也是晚清政局的一个特征。晚清是汉族知识分子唱主角的时代，以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盛宣怀为代表的汉族官员，为延缓清政权的垮台，确实殚精竭虑，做了不少贡献。但是清廷的皇亲国戚对他们并不信任，而且更有甚之，连满族官员也受到保守派皇亲国戚的排挤，这不得不说是清廷的悲哀。

我曾经有幸获得一枚“宣统通宝”的机铸钱，好端端的方孔结果被图方便凿成了圆孔，结果成了一枚看起来有些滑稽的货币，如当时的“皇族内阁”一般不伦不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