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十个倭寇为什么有九个是中国人？
明朝时期倭寇有个怪现象，那就是十个倭寇中有九个是中国人。那么，为何会出现这种状况呢？
嘉靖三十二年夏，一个普通的早晨，浙江嘉兴盐邑县早起赶海的老百姓惊奇地发现，一艘长八九丈的海船停泊在海滩，船上有六十几个“髡头鸟音”的怪人，还带着枪刀弓矢。当地的巡海官军百余名围了上去，问他们为何而来，无奈语言不通，只好搬出一张小木柜铺上纸，用笔交谈，船上一个懂汉字的人写道：“我们是日本人，从本国而来，停船是因为舵坏了，想问你们借点粮食，等修好舵就走。我们不是坏人，不要逼迫我们，不然我们就和你们拼命。”
海边来了好多外国人!整个县城的人都轰动了，扶老携幼地赶去看稀罕，当时承平已久，老百姓都指指点点嘻嘻哈哈，没有一个知道害怕。到了黄昏，突然之间，船上的日本人一起站起来，张弓射出燕尾利箭，把周围的官军全部射死。旁观者这才知道是海贼，发一声喊，哭爹喊娘地奔入城，赶紧关上城门开始防御。上述描写出自嘉靖年间明人采九德的笔记《倭变事略》，采九德是浙江海宁人，耳闻目睹了许多倭寇之事并记录成书。对于倭寇的侵扰，除了朝廷官方的记载，明代地方上不少文人都在私家着作中有所涉猎。
千万不要以为“髡头跣足”的倭寇都是日本人，事实上，多半是假扮日本人的中国流贼。嘉靖年间危害最大的倭寇首领清一色是衣冠楚楚的中国冒险家。嘉靖一朝，前线报捷奏章往往有“斩获真倭首级若干颗，从贼若干颗”的文字，真倭就是货真价实的日本人，从贼则是沿海地区三教九流的中国人。真倭和从贼比例是多少?《明史》称：“大抵真倭十之三，从者十之七。”而万历年间编写《虔台倭纂》的官员谢杰甚至发出绝望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诛之不可胜诛!”
当时一个昆山人被倭寇掳走五十几天后逃生归来，他向官府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船上大概两百个倭寇，有福建、温州、台湾、宁波人，也有几个安徽人。其中福建人最多，占十之六七。梳着髻的日本酋只有十几个。”两百个倭寇中，只有十几个真倭，明史说的“十之三”看来还夸大了。元末明初的倭寇以日本人为主，但到了嘉靖年间，倭寇的主力就是中国人了。对假倭的身份问题，明人郑晓是这样总结的：“小民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相率入海从之。凶徒、逸囚、罢吏、黠僧，及衣冠失职、书生不得志、群不逞者，为之奸细，为之乡道。弱者图饱暖旦夕，强者忿臂欲泄其怒。”一句话：三教九流，无所不包。拿当时最有名的几个倭寇首领来说：王直和徐惟学原先是私盐贩子;王直的义子王滶(毛海峰)是走私犯;徐海原是杭州虎跑寺的和尚;许栋是逃跑的犯人;萧显、陈东则是不得志的书生。
书生也做贼?没错。看看下面这首诗：“海雾晓开合，海风森复寒。衰颜欢薄酒，老眼傲惊湍。丛市人家近，平沙客路宽。明朝睛更好，飞翠泼征鞍。”这首五言律诗词句清丽，意境恬淡，大得唐诗三昧，作者就是一个不知名的书生倭寇。采九德在《倭变事略》中记载，他曾亲眼见到一伙四十余人的倭寇中，有个善卜筮的书生，专门出谋划策，这首诗就是倭寇撤退后他题在庙壁上的。如此文采令采九德大为感慨：“观此四十余贼，亦有能题咏者，则倡乱者岂真倭党哉?”对中国人冒充真倭的问题，明代史料上的记载比比皆是。比如嘉靖壬子年，倭寇初犯漳州、泉州，仅有二百人，真倭占十分之一，其余都是福建浙江无赖之众，头顶剪发而椎髻向后，“发型”和真倭并不一样。真倭和假倭打仗的时候一同作战，打完仗则分开吃饭睡觉。《筹海图编》直截了当地称：“今之海寇，动计数万，皆托言倭奴，而其实出于日本者不下数千，其余皆中国之赤子无赖，孑入而附之耳。”
明代著名小说家冯梦龙在《喻世明言》里有篇关于倭寇的故事，把假倭刻画得惟妙惟肖：“原来倭寇逢着中国之人，也不尽数杀戮。其男子但是老弱，便加杀害;若是强壮的，就把来剃了头发，抹上油漆，假充倭子。每遇厮杀，便推他去当头阵。官军只要杀得一颗首级，便好领赏，平昔百姓中秃发瘌痢，尚然被他割头请功，况且见在战阵上拿住，哪管真假，定然不饶的。这些剃头的假倭子，自知左右是死，索性靠着倭势，还有捱过几日之理，所以一般行凶出力。那些真倭子，只等假倭挡过头阵，自己都尾其后而出，所以官军屡堕其计，不能取胜。”我们都知道狐假虎威的故事，假倭模仿日本人“髡头跣足”，穿着日本服装，连船都打造成日本船，除了扯大旗作虎皮外，还有个更重要的原因——掩盖身份。生物学上叫做“模仿色”。
洪武三十年所颁的《大明律》对海外经商限制得很严格，它规定凡私自携带铁货、铜钱、缎匹、丝绵等违禁物下海，及与外番交易者一律处斩，而且禁止私人制造具有二桅以上的出海大船。而对于勾结外族的“谋反大逆”更是异常严厉：凡“谋反大逆”，一律首从皆凌迟处死，本宗亲族祖父、父、子、孙、伯叔、兄弟、侄、堂兄，同居的异姓亲族外祖父、岳父、女婿、家中奴仆，凡年满十六岁以上皆斩。
为了不被诛九族，倭寇必须千方百计掩饰自己的出身。有明一代，造反起义者往往以绰号来掩饰真实姓名，像广为人知的崇祯时期农民起义，起义领袖都用绰号：紫金梁、八大王、曹操、闯塌天、不沾泥、扫地王等等，包括著名的“闯王”。在东南沿海，就直接可以假扮日本人来掩饰身份。而对于地方官来说，自己辖区的人起来造反大大拖累政绩，因此也乐于统统以“倭情”上报。
嘉靖年间持续到隆庆、万历年间的四十年，是明朝倭寇为害最烈的时期，史学界称“嘉靖大倭寇”。在这一阶段里，从贼中“迫于贪酷，困于饥寒”的沿海小民才真正是倭寇的主体，而饥寒贫困的根源在于“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反过来说，嘉靖前期为什么要实行严厉的禁海令呢?是因为正德年间少数葡萄牙走私贩兼海盗对沿海城镇、岛屿肆无忌惮地烧杀抢掠，加上中国海商和日本倭寇在浙江沿海进行的走私贸易，让明政府感觉贸易会带来“南方之祸”，才变本加厉地实施禁海，最严厉的时刻连捕鱼都不允许。禁海令是标准的因噎废食，虽然并不是禁海招来了日本倭寇，但可以肯定的是，是禁海令刺激出了更多的中国倭寇。
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东南滨海地区地瘠民贫，从宋元以来，当地居民一直将出海贸易视为衣食之源，海商、水手、造船、修理、搬运加上种种服务，可以说大海养活了起码百万计的沿海居民。在福建，有句话叫做：“海者，闽人之田。”一纸海禁令无情地把当地居民的“田”给剥夺了，饭碗跟着也砸了。在广东，潮州、漳州地区一向是通商出海的发舶口，“潮漳以番舶为利”，不许贸易等于断了他们的生计。对茫然失所的沿海居民来说，眼前摆着两条路：要么忍饥挨饿，要么铤而走险进行海上走私。泼洗澡水连孩子一起泼了——禁海的弊端明摆着，当时有不少有见识的人都很担忧。抗倭名将谭纶用了一个“老鼠洞”的比喻，说：“禁海越严，则获利越厚，而趋之者愈众。比如发现家里有老鼠，一定要留一个洞，若是都堵上，连好的地方都能被老鼠穿破。”禁海，罢日本朝贡，明朝这两大举措看似是不得已而为之，但是带来的结果，反而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因为本乡本土，所以倭寇在东南沿海地区拥有令人难以相信的支持。作战时，屡屡发生看似荒唐的一幕：倭寇天时地利无所不占，如鱼得水。而代表正义之师的官军，反而不受欢迎，举步维艰。一些平民百姓甚至直接支援倭寇，参加过抗倭战争的明人万表记录道：“杭州城歇客的店家，明知是海贼，但贪图其厚利，任其堆货，且为打点护送。铜钱用以铸火铣，用铅制子弹，用硝造火药，用铁制刀枪……大船护送，关津不查不问，明送资贼。”“近地人民或送鲜货，或馈酒米，或献子女，络绎不绝;边卫之官，有献红被玉带者……(与)五峰(即王直)素有交情，相逢则拜伏叩头，甘心为其臣仆，为其送货，一呼即往，自以为荣，矜上挟下，顺逆不分，良恶莫辨。”
所以也难怪谢杰发出这样的惊呼：“海滨人人皆贼，有诛之不可胜诛者，是则闽浙及广之所同也。”曾任南京刑部尚书的王世贞则对潮州、漳州、惠州地区的“民寇一家”断言为：“自节帅而有司，一身之外皆寇也!”除了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员外，其他的人全是倭寇——这真是一幅令人绝望的场景。对愈禁愈烈的海上走私，时人形象地讽刺道：“片板不许入海，艨瞳巨舰反蔽江而来;寸货不许人番，子女玉帛恒满载而去。”全民皆寇，问题烂在自己根子上，难怪防不胜防诛不胜诛。倭寇就是一颗消耗元气的肿瘤，一直伴随着明王朝走向衰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