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乱伦”与唐朝的性开放

唐朝无疑是中国古代最开放的国度，对外经济、文化交流十分活跃，也包括相对其它朝代而言的性开放。唐朝之所以性开放的原因很多，愚以为唐朝皇帝的“乱伦”失德是其中一个重要诱因。真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既然当皇帝的都不讲究礼法道德，朝野上下不拘礼法、不重贞节之风便油然而生，并渐成气候。笔者此说并非凭空想象，我们不妨看看李唐王朝几位皇帝的“乱伦”失德之举：一曰霸弟之媳。唐太宗李世民在大唐武德九年的“玄武门之变”中，诛杀太子李建成、齐王李元吉，迫父退位，登上大唐帝国皇帝宝座后，便将李元吉之妻霸为己有。这位弟媳妇即隋炀帝之女杨妃，杨妃所生之子吴王李恪后因谋反罪被唐高宗赐死。之后，李渊从父兄子、卢江王李瑗谋反，李世民将其诛杀后，又将其妻纳入后宫陪侍左右，全然不觉有什么羞耻之感，什么礼法道德皆抛至脑后。二曰淫其庶母。唐高中李治在当太子时便于李世民的才人“武媚”（即武则天）暗中勾搭，关系暧昧。李世民去世后，未予生育的嫔妃不得寡居宫中，武则天被打入感业寺削发为尼。李治继位，仍不忘与武则天之旧情，设法让其还俗并纳为“昭仪”，最终还让她当上了皇后。武则天的身份应该是李治的庶母，子淫庶母，而且还让其任“第一夫人”，还有何纲常礼法、人伦道德可言？三曰公媳“扒灰”。唐玄宗李隆基见其第十八子寿王李瑁的妃子杨玉环美貌绝伦、艳丽无双，便顾不得公媳之间的礼数，于开元8年让杨玉环改俗入观，号曰太真，巧妙地纳入宫中行公媳“扒灰”之实，并从此把儿媳霸为己有。此时杨玉环刚满22岁，唐玄宗已经56岁。唐玄宗在宫中呼儿媳为“娘子”，礼数实同皇后。《长恨歌》云：“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当皇帝的如此丑态百出——夺弟媳、淫庶母、霸儿媳……就难免上行下效，致使唐代的礼教束缚松弛，带来中国历史少见的不拘礼法、不重贞洁的性开放或曰性自由。其具体表现有：狎妓淫乐成风唐代是中国古代妓业繁荣期，宫妓盛行不衰，地方官妓崛起，家妓普及，市妓发达。朝野上下狎妓淫乐之风盛行，“犹自笙歌彻晓闻”。唐代宫妓之盛，绝不亚于隋朝，并正式形成教坊妓制度。唐太宗之初宫女是三千人，至唐玄宗时却有“先帝侍女八千人”、“后宫佳丽三千人”之说。玄宗时长安内外共容纳在册教坊妓一万一千四百零九人。其中以宜春院的宫妓级别最高，因为她们常为皇帝表演，被称作“内人”。上之所好，下之所趣。在李唐最高统治者的影响下，社会上淫佚成风。无论是官府迎来送往、宴宾典礼，还是官员们聚会吟诗、游山玩水，都少不了以妓乐助兴，于是官妓迅速崛起。故北宋张瑞义《贵耳集》说：“唐人尚文好狎”。官妓隶属于各级官府，又称“官使妇人”、“官使女子”等，至中唐时已普及到州、府、郡乃至县级衙门。崔颢《得体歌》诗序曰：“先是民间戏唱得体歌，及新潭成，陕且尉崔成甫乃翻此调为得宝歌，集两县官伎女子唱之。”官僚贵族们普遍蓄养家妓。白居易“黄金不惜买蛾眉，拣得如花三四枝”之诗句，便是对唐代这一世风之真实写照。朝廷还依据官员品级对蓄养家妓规模作过规定。中宗曾令：“三品已上，听有女乐一部；五品已上，女乐不过三人。”唐玄宗则下诏：“五品已上正员清官、诸道节度使及太守等。并听当家畜丝竹，以展欢娱。”如此荒唐之诏，便使官吏们可以堂而皇之地蓄妓淫乐。唐代的市妓十分发达，规模可观。如长安的平康坊，时有“风流薮泽”之艳称。从史料及唐诗中可以看出，唐代的官吏、文人、学子大都不拘泥于礼法，经常出没于妓馆青楼，还常用艳诗新词来描绘自己狎妓之风流韵事。连许多大名鼎鼎的文人墨客也是那烟花柳巷之常客。性自由度空前从史书和当时的一些文学作品中都不难发现，唐代民间男女自由恋爱、自由结合的事较常见，这应该是社会的一大进步。“娼家越水边，摇艇入江烟，既觅同心侣，复采同心莲。”“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头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这些诗歌都写出了女性自由的爱情生活。唐人对女子婚前贞操并不十分计较，失身而又另嫁也视为常事。婚前性行为、婚外恋较为普遍。如当时的才女晁采与邻生文茂时常以诗通情，并乘机欢合，晁母得知后并不过分谴责，而是叹曰：“才子佳人，自应有此。”于是为他们完婚。女子与情人私奔之事也时有发生，如台州女子肖惟香与进士王玄宴相恋，私奔琅琊，住在旅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