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备死前对诸葛亮说“君可自取”是认真的么？
刘备给世人的印象一直都是“仁义”二字，不过在三国时代想称帝，刘备还是具有一定野心的，要干出一番大事业不一定能保证自己的“仁义”。不过刘备去世前却说了一件曹操孙权绝对不会说的话，刘备对诸葛亮说“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意思就是告诉诸葛亮如果刘婵靠得住就辅助，不靠谱就让诸葛亮取代刘婵的位置，这对一个君王来说几乎是不可能做的事情，不过刘备当时这样说是认真的么？
“白帝托孤”是历史上很著名的一个故事。
事情发生在蜀汉章武三年(公元223年)的春天。某天已经病入膏肓，自知不久于人世的刘备在白帝城握着丞相诸葛亮的手说：“君才十倍于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诸葛亮抹着眼泪说：“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然后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在刘备晏驾之后晋级为“相父”的诸葛亮十二年忠心耿耿地辅佐后主，数出祁山，最终病逝五丈原。
故事非常之简单，但是对于刘备弥留之际托孤的那两句话，近些年出现了一些千奇百怪的解读，其中以“阴谋论”、“试探论”尤甚。
这些说法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刘备这几句话并非出自真心，而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检测诸葛亮是否真正忠心，让他不敢篡位，以此来确保儿子的安全和刘氏政权的稳固。
这种观点表面看来好像没啥问题，实际上漏洞百出，而且颇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感觉。漫说十六年的君臣彼此有多知根知底，哪怕真要试探，也断然不会选在这样一个东征大败，国家元气大伤的敏感的时间点。再说，这么一句话到底能试探出什么来？如果忠心，自然不会答应；若果真有自立之心，又岂会当面承认？所以要真是试探，大抵也只能试探出诸葛亮有没有精神失常。
阴谋论就更不靠谱了，有些人甚至脑洞大开，说屏风后可能还躲着刀斧手，只要诸葛亮一答应，刀斧手立马会冲出来。能够在这种危急的时候想出这种奇妙的办法杀掉一个最能力挽狂澜让国家走上正轨的股肱大臣，除非是刘备病糊涂了。
那么刘备这两句话到底是出于什么目的呢？
在我看来，最主要的是为了平衡朝中势力。刘备及其旧部是从荆州起家的，后来取了益州，集团内便顺理成章地形成了两派势力——荆州旧部和益州新部。
益州土地肥沃，物资丰裕，这样世外桃源一般的环境使得当地人对外来者有一种天然的排斥，把荆州旧部看做“东来客”，人心不稳，所以刘备政权想要立足于此，必须提高益州新部的地位，以此安定民心。
事实上刘备也确实是这样做的。先后重用了法正、许靖、李严等，并迎娶了吴懿之妹吴氏(即后来的穆皇后)，使得新部和旧部的势力达到了微妙的平衡。
在荆州丢失、东征失败以后，荆州旧部势力日趋衰微，而刘备又不久于人世，于是他选择了托孤给属于荆州旧部的丞相诸葛亮，而以属于益州新部的尚书令李严为副。这种安排巧妙地巩固了荆州旧部的地位。且把大事托付给擅长内政，并有一定处理“主客”关系的经验的诸葛亮，保证了一旦山陵崩，国家机器可以以尽可能快的速度恢复正常运转。
(但“亮正严副”这种安排决没有用李严牵制诸葛亮的意思。在益州新部中，李严素以精明干练著称，且诸葛亮对此人亦较为了解，在当时看来，让他协助诸葛亮也是比较合适的选择。)
再者，当时太子年少，政局未稳，并非太子生母的准太后(吴氏)又属于益州势力，在这种主少国疑的情况下，必须出现一个能力资历都在线的官员把持朝政，很明显丞相诸葛亮是最佳选择。
这里顺带提一句，刘备所言的“自取”也是有前提的，这个前提是“嗣子不才”。那么嗣子刘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在很多人的意识里，一提到“阿斗”，第一反应就是“扶不起”，认为他是个傻子，啥也不会，所以刘备才会处心积虑地来这么一出，为他的儿子巩固地位。
然而实际上，刘禅的智力至少属于中等偏上，甚至在某些方面(譬如水利)有着过人的天赋。这些在刘备的遗诏中“射君到，言丞相叹卿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以及诸葛亮《与杜微书》里“朝廷年方十八，天资仁敏，爱德下士”等处均有提及。
所以，这样的君主只要不沾染恶习，“不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由此看来，“君可自取”这句话主要表达的还是一种信任和托付，其目的只是当着群臣为丞相立威，这对于日后政治局势的稳定是有好处的。
当然还有人认为，这里的刘备说的“君才十倍于曹丕”明显是表露出一种不信任，不然为什么把诸葛亮和篡汉的曹丕放在一起比较？对于这句话，我认为需要结合当时历史背景解读。
“联吴抗曹”一直是蜀汉的一项基本国策，刘备的东征虽有一定的现实原因，毕竟不符合当时“讨国贼”、“伸大义”的方向。刘备明白依照诸葛亮的个性，定然会与吴国复盟并且北上伐魏，然而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在东吴为官，诸葛亮本身身份敏感，如果在刘备去世后诸葛亮立即与吴复盟，难免会有一些另有所图的人趁虚而入，指责他殉私情，说他改变先帝生前的“东征”路线，专权独断，这种舆论导向无论对他个人还是对国家都极为不利。
在这种情况下，把曹丕搬出来比较看似唐突，实际上是委婉地肯定了“先北伐，后东征”的路线，使得诸葛亮在日后做出北伐的决策时能够尽可能的少些阻力。同时刘备当着众大臣强调其“必能安国，终定大事”，强有力地回击了所有对于诸葛亮个人军事能力的否定和质疑，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依旧显现出作为君主的明断和作为知己的善良。
而诸葛亮听完后做出“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的誓言亦并非会错了刘备的意。
虽然两人大部分时间都分隔两地，但是十余年的同甘共苦，让他们之间早已形成了相当的默契，他不会疑心君主猜忌他。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诸葛亮本身对刘汉有一种近乎偏执的执着，“取而代之”这种行为已经触及了他心中的道德底线。
古人不轻言“死”，更何况是在将死之人面前言“死”。这足以说明诸葛亮把辅佐少主、兴复汉室当成了自己当仁不让的责任与义务，这样的誓言一定程度上打消了刘备对身后危难局势的忧虑。
诸葛亮一辈子都十分感怀刘备生前的这分信任与体察。在建兴年间，面对不知是脑子抽风还是存心找茬的李严劝其“受九锡，进爵称王”的话语，诸葛亮不愠不惧，用工整的汉隶回复道：“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叡，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邪！”
“知己”二字回味不尽，“十命可受”又毫不避讳，把诸葛亮骨子里的感性与霸气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出来，这与先帝生前所给予的强有力的支持是分不开的。正是刘备这份体贴、鼓励乃至是纵容，让诸葛亮勇敢地摆脱了束缚，微笑着面对所有的诋毁，无所顾忌地拼尽全力实现他们共同的理想，也使得他成为了三国的星空上最璀璨的星。
在《三国志•先主传》的末尾，陈寿说：“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器焉。及其举国托孤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这句颇具英雄气的感慨为这对千古君臣做出了最完美的注脚。
读史时，少想一些阴谋论、厚黑学，在理性思考的同时，学会用心去感悟人物的品格与时代的情怀，相信我们能有不一样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