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女子施剑翘枪杀大军阀孙传芳最终被特赦

1935年11月13日，施从滨之女施剑翘，于天津居士林佛堂，向已退隐的前北洋军阀孙传芳连开三枪，将其击毙。事毕，施剑翘散发传单，向在场之人高呼“大家不要害怕，我是为父报仇，决不伤害别人，我也不跑”，主动归案——施剑翘之父施从滨，曾任直鲁豫军前敌司令，于1925年10月在与孙传芳部的战斗中被俘，“孙即下令将其枭首，悬于铁甲车上，并用白布大书红字为‘新任安徽督办施从滨之头’”。此即民国极为著名的“施剑翘案”。

此案被《大公报》等当年的一线媒体长期追踪报道，引起了民间舆论对施剑翘很大的同情。案件以施剑翘被特赦告终。当年的司法程序，是怎样做出这种判决的？

施剑翘案

律师呼应舆论，诉诸孝道和儒家同情复仇的传统

施家的律师团队（据余棨昌之子称，其父为施剑翘辩护是义务性质，并不收费），主要致力于从如下几个角度为施剑翘辩护：

1、施剑翘在案件当中有“自首”情节，应获得减刑。律师们强调：施报仇前，已备好书面说明材料，得手后没有逃跑，主动让居士林内的和尚代表她去报警（尽管和尚没有去）。

2、施枪杀孙传芳，是一种出于孝心的“激情复仇”。《中华民国刑法》规定，“犯罪之情状可悯恕者，得酌量减轻其刑”，“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者，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施按律应获得减刑。

3、儒家经典有同情“复仇”的传统：（1）按《春秋公羊传》的理念，“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父受诛，子不可复仇也”——父亲死于国家法度（受诛），子女不能复仇；若不是死于国家法度，子女可以复仇。（2）柳宗元、王安石等人都强调过：在当局不作为（“上不可告”“上下蒙冒、吁号不闻”）的情况下，自己动手报父兄之仇（父兄非死于国法），审判者应该“权其势恕其情”，给予同情与宽恕。

律师们认为：施从滨当年是被孙传芳非法处死；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施剑翘都无法依靠官方去伸张正义，故其复仇之举应该获得同情和宽恕。

4、诉诸道德。为获取舆论的同情和支持，施剑翘的首席辩护律师余棨昌，在法庭上直接质问：难道“百善孝为先”这句古训已经不被认可了吗？这个案件难道不应该因为孝行而得到充分的同情吗？余明确表示，他绝不认同与“孝”的理念相悖的判决，法律“虽不能鼓励杀人，亦不能掩孝烈”。

公诉人和孙家的律师团队，反对给予施剑翘任何法律上的同情。其理由如下：

5、施从滨的死亡，是战争的一部分，不能构成施剑翘报仇的理由。

6、施剑翘不存在“自首”情节，也不是“激愤杀人”。按《中华民国刑法》，自首情节必须在罪行被发现之前实施才有效。施剑翘自首之前，警察听到枪响，早已发现了她的罪行。按《中华民国刑法》，只有“当场激于义愤而杀人者”，才可从轻“处七年以下有期徒刑”，施剑翘将复仇之念埋藏内心十年之久，乃是有预谋的故意杀人。

7、儒家经典不可应用于现代案件，《公羊传》中关于报私仇的理念，不能适用于今天。法院判决时，须尊重现行法律，而非《公羊传》。

8、孙传芳作为前线指挥官，有权审判和惩罚战俘施从滨。施从滨当年所率白俄雇佣军，曾洗劫村庄伤害平民。虽然军事审判的原始文件找不到了，但媒体当年报道称“施从滨死刑，孙传芳判处”，可知施从滨的死经过了司法审判，不是非法杀俘。

1935年12月，天津地方法院开审“施剑翘案”，认定施犯了非法持有军用枪弹及杀人两罪，二罪存在“方法结果之关系”，故以较重之杀人罪量刑，判处施剑翘有期徒刑10年。法院认可了孙剑翘的“自首”情节，也承认其杀人的主观动机是“纯为孝恩冲激”，但仍认定“被告为父报仇，不求法律上正当解决，而竟自行持枪杀人”，乃是违法犯罪行为。换言之，拒绝以“孝行”这一道德因素作为判决依据。

施剑翘和公诉人均不服此次判决。施剑翘认为自己为父报仇情有可恕，但法庭未采纳此点予以减刑。公诉人则认为被告杀人后的行为，不能构成“自首”情节，法庭判决“自首减刑”不当。故同时上诉至河北高等法院。

尽管舆论铺天盖地地同情施剑翘，但法院更关注如何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正义，而非突破法律框架，以道德因素（孝道）或者古代儒家经典来容忍施剑翘的暴力复仇行为。故河北高院更为细致地推敲了施剑翘杀人之后的举动，严格依照法律文本，指出其行为不能构成“自首”情节（按民国刑法，“自首”情节必须发生在罪行被发现之前），推翻了天津地方法院的判决。同时，河北高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论证，认定施剑翘的父亲当年被杀，并未经过公正的审判：“施从滨之死，非司与法，亦可灼见。被告痛父惨死，含冤莫伸，预立遗嘱，舍身杀仇，以纯孝之心理发而为壮烈之行为，核其情状，实堪悯恕”。鉴于施从滨的非法死亡，施剑翘的行为具备了获得同情的条件，故判决其7年有期徒刑。

施剑翘对河北高院不采纳“自首”情节不满，再次上诉至南京最高法院；公诉人则认定施从滨所率白俄雇佣兵曾荼毒地方，罪大恶极，其死不值得同情，也上诉至最高法院。1936年8月，最高法院驳回上诉，维持河北高院的二审判决。最高法院同样坚持在法律框架内实现本案的正义，其判决书称：1、无论施从滨本人是否罪大恶极，其以战俘身份被孙传芳残忍处死，确实未经公正审判，缺乏程序正义，故可以构成针对施剑翘的同情条件；2、“自首以犯罪未发觉为要件”，施剑翘没有逃走，与“自首”并非一事。

“施剑翘案”发生后，民间组织和有名望的个人，向国民政府请求特赦者甚多。1936年10月14日，国民政府依据“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第六十八条之规定”，颁布特赦令。特赦令承认施剑翘杀人触犯了刑法，但以其孝行“其志可哀，其情可原”为由，赦免了她的七年徒刑。

《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颁布于1931年5月，可视为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宪法。该法第68条规定：“国民政府行大赦，特赦及减刑，复权。”如此可知，施剑翘的被特赦，仍是在法律框架内对正义的实践，而非诉诸道德或者儒家经典。

这种坚持于法律框架内寻求正义的方式，是中国近代司法史上极为宝贵的遗产。今人重温此案，不应仅仅看到施剑翘被特赦这一最终结局，而误以为其系对民意的简单回应、是对孝行的褒奖，更应看到案件判决背后真正的司法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