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宋朝、元朝的宣徽院是一种什么机构？
宣徽使：晚唐宦官三巨头之一，如何逐渐成为唐王朝的大管家？
唐朝末年，曾经纵横天下、睥睨万世的大唐王朝已经千疮百孔。内有宦官专权、党争内耗；外有藩镇割据、民变不断。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唐之亡，亡于宦官”，岑仲勉先生也说过“推原祸始，方镇之乱，亦宦官所造成者”。而宦官专权的主要表现就是在唐代的宦官会充任各种“使职”，唐代宦官干政主要就是通过这些由皇帝任命的“使职”形式而进行的。
唐代宦官的权势之盛，一度超越了皇权，甚至可以擅自废立皇帝，皇权成为宦官争权夺利的砝码。唐代后期的历代皇帝中，顺宗、宪宗、敬宗是被宦官所杀，而穆宗、文宗、武宗、宣宗、昭宗等，又是在宦官的扶持下坐上皇位的。在此背景下，唐王朝的军权、财权、人事任免等等各种重要的国家权力，都集中到了宦官手中。
唐长孺先生说“唐代宦官专权，不仅中尉掌握了禁军，枢密使盗窃国政，而且还具有一个由宦官指挥的内诸司使行政系统”。这个庞大的内诸使司系统，是唐王朝晚期“南衙北司”格局中“北司”宦官集团的基础，宦官集团借助内诸使司系统来与外朝以宰相为首的三省“南衙”的官僚行政系统所抗衡。
南衙中以宰相为首，而北司中以“三巨头”为首。
唐代权阉王守澄毒杀皇帝第一人，曾任枢密使
晚唐宦官三巨头
在宦官的北司系统中，神策军中尉是宦官控制下唐王朝主要的武装力量；枢密使是掌握着参政议政的权力，有内相之称；而宣徽使则是这个内诸司系统的大管家。在唐朝晚期，宣徽使是仅此于“宦官四贵”（两位枢密使、左、右神策军中尉）的使职。
宦官之中，权势最大的称之为“四贵”，枢密使掌握行政，唐朝的宰相杜悰也说过“宰相、枢密共参国政”；中尉则是掌握京师禁军的重要使职。中尉产生于唐德宗时期，枢密使产生于唐宪宗时期。在很多时候，皇帝错误的判断了宦官的权势，托孤于枢密使、宣徽使，最后神策军中尉却因从龙之功不在自己，于是便矫诏擅行废立。从这方面也能够看出，掌握军权的中尉，在三巨头中的地位要远比只掌握政权的枢密使更高。
关于宣徽使则与中尉和枢密使不同，本来宣徽使并不是唐代中枢机构的决策者，但是随着宦官诸使的发展，宣徽使逐渐走进了中枢，开始成为仅次于枢密使和神策军的使职。宣徽使在肃宗、代宗之后出现，晚唐时期宣徽使开始成为可以和枢密使一起参与到皇帝拥立的过程中。宋朝孙光宪在《北梦琐言》中说“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由此可知，宣徽使的权势可以位列中枢，其权力之盛可见一斑。
中尉、枢密使、宣徽使三者相当于外朝“南衙”中的宰相内阁，即相互配合和外朝争锋，又相互制约。
唐代宰相：杜悰
宣徽使的职能
上文说到，宣徽使的地位经过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其职能也是在这一个过程中逐渐发展扩大的。
唐代宣徽使地位、职能的变化和宣徽院地位的变化是分不开的。在唐代宗年间，宣徽院还只是和教坊一样为皇帝提供娱乐的机构。
宣徽院又分南北两院，以宦官充宣徽使与副使，无固定职掌。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享供帐之仪，一切内外供奉、都检视其名物，说的通俗一点大概就相当于清朝的内务府。宣徽院设有宣徽使一名，就相当于内务府总管了。
但是随着历史的迁移，其职能也不断的变化，最后发展到了可以位列中枢，和枢密使一起参与到国家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政治事件当中。比如可以参与国家决策，甚至可以废立皇帝，皇帝宫内的一切事物都要从宣徽院先过一下，可想而知这个宣徽使是个权力多大的官职了。
宣徽使在皇帝的庇护下，一直不断地巩固自己的权力，做出很多结党营私铲除异己的事情。唐宪宗时期，宣徽使管辖下的五房小使就非常嚣张，经常鱼肉百姓，惹得县令裴寰的不满，对他们没什么好脸色。于是，这五房小使得到了宣徽使的指示在皇帝面前告发裴寰对皇帝大不敬，裴寰就这么被下狱了。
关于宣徽使的具体职能，大致可以总结出以下两大类：
首先，传告皇帝的重大诏命
根据《资治通鉴》的记载“遣宣徽北院使齐元简迎郓王……下诏立郓王为皇太子”；还记载了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两枢密使诣中书，宣徽使杨公庆继至，独揖惊受宣，三相起，避之西轩。公庆出斜封文书以授悰”。可见宣徽使可以有迎立太子、传召宰相等职能，足以证明宣徽使已经位列中枢。
其次，总管内诸司及服务宫廷的职能
根据《文献通考》中的记载，宣徽使还有着“掌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飨供帐之事，应内外进奉悉检视其名物”的职能。
宣徽使虽然是总领着内诸司，但其地位却要略低于枢密使、中尉。也正是宣徽使有着“总领内诸司”的职能，所以有学者才会认为，宣徽使是北司机构的大管家。
唐末宦官杨复恭，曾任宣徽使，后升任枢密使
宣徽使对唐代的影响
宣徽使作为宦官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唐朝后期宦官专权的局面造成了异常严重的影响。
首先是对当时社会风气的影响。
宣徽使管理着庞大的宦官机构，在宣徽使的庇护下，宣徽院所管辖的下属机构借助宣徽使的权势，做出了许多伤天害理的事情。
在唐宪宗时期，宣徽使下辖的五坊小使十分嚣张，经常凭借宣徽院受到皇帝恩宠而作威作福，对当地的百姓更是索求无度，下郅的县令裴寰对此十分不满，所以对这些人也没有好脸色。于是，宣徽院下辖的五坊小使，上告皇帝，说裴寰对皇帝大不敬。皇帝于是就以“大不敬”的罪名将裴寰下狱。古人说“十恶不赦”，其中对皇帝大不敬就是其中之一。可见，皇帝对于宦官的维护和宦官对于社会风气的败坏。
唐宪宗
其次是对宫廷政治的影响
晚唐时期最突出的一个政治现象就是宫廷政变不断，皇权更迭就像是女人的脸色，说变就变。而宦官就是这个女人，他们掌握着皇帝的废立。
唐敬宗之死就是在宣徽院的宦官参与组织下完成的；文宗时期，失宠于前朝的宣徽副使刘弘逸，在文宗皇帝一朝升任枢密使；宣宗病重期间，托孤于枢密使和宣徽南院使，但是为了抢夺拥立之功，神策军中尉王宗实将宣徽使等人抓捕，改立郓王。作为能够被皇帝信任托孤的宣徽使，由此可以看出宣徽使既得到了皇帝的认可，在外朝也拥有很大影响力，其作为宦官集团的三巨头之一的地位，已经牢不可破。
而晚唐的宫廷斗争，很大一部分是三巨头之间的权力争夺，以及皇帝和三巨头之间的博弈。
唐代宦官仇士良，曾任神策军中尉
以宣徽使为例，看唐代宦官权力的逐步发展
宣徽使对大唐的影响，仅仅是唐代宦官使职对大唐影响的一个缩影。那么，唐代的宦官又是如何逐渐发展成为可以与南衙对抗，甚至是可以超越皇权的一个势力集团呢？
在唐初，内侍是可以任军职的，还可以检查南衙百官，内侍省只用宦官而不用士人，并且太宗李世民明令内侍省不置三品官。随着武周的建立，宫廷斗争愈发激烈，在宫廷斗争中，宦官为李唐的复立做出了极大的贡献，这就导致了中宗以后，皇帝对宦官的普遍亲近，但是对于自家的皇子却软禁在十王宅中。由于皇亲的权力、自由被限制，最亲近皇帝的宦官成为了皇帝唯一的依仗，于是宦官被任命为监军、各种使职开始对官员、军队等等进行干预。
安史之乱后，各个藩镇基本上都设立了监军，而宦官李辅国还出任外朝宰相，鱼朝恩等人执掌皇帝禁军，担任外朝南衙的重要职位。平定安史之乱后，代宗将鱼朝恩铲除，由此宦官干政的情况得到了缓解，并且明令宦官不得掌控禁军。
唐朝在代宗诛杀鱼朝恩之后，外朝的臣子没有了制约，相权开始对皇权进行侵夺，于是从德宗开始，内廷开始建立起和外朝类似的另外一套组织架构。在新的组织架构成立后，就开始明确出了内外朝之分。皇帝对外朝越忌惮，内朝宦官的权势也就越大，在唐朝中后期内朝北司逐渐侵蚀外朝的权力，以至于到了唐懿宗时期，皇帝再也控制不住这个自己亲手培养出来的野兽，自食其恶果！
宣徽使由低到高的地位变化，与唐代宦官的权力扩张是同时进行的。可以说，宣徽使的地位变化随着宦官权力变化而变化的，而宦官的权力变化，是影响宣徽使地位变化的原因之一。
从宣徽使看大唐宦官诸使的危害
在上文中，我们提到了宣徽使下属五坊小使侵扰百姓，导致民不聊生。还多次提到了以宣徽使、枢密使、中尉为主的宦官集团干政、乱政。
唐后期宦官的危害，除了上文所详述的宣徽使纵容手下扰民之外，就是因宦官随意干政而导致激化各个阶层的矛盾。比如说，宦官多以监军的名义深入到各地的藩镇之中，监军依仗自己是皇权的代表，以权谋私，更有甚者，擅自干预地方军政、擅自残杀边将。监军的随意擅权，导致了大唐内部的矛盾纷争，还引起了数次藩镇军将叛乱的情况。
尤其是监军在战场上的表现，他们急功好利，却又贪生怕死。文官集团的官僚受到过良好的教育和培训，武官集团的官员身经百战，有了一定的为官为将的能力。但是唐代的宦官长于宫廷，虽然是皇帝近侍，见识比起一般人要强，但却缺少了统军作战的经验和为官做宰的知识储备，更加重要的是由于身体上的残缺，导致了对道德、秩序的尊重和维护，他们更加注重的是自己的利益，而非国家的利益。
最终，宦官在皇帝、外朝官员、藩镇三方的合力下走向了灭亡。宦官集团由奴仆变成超越皇权的力量，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经过了几代皇帝的变革，但是宦官集团由盛而衰却只是刹那间的事情。这也说明了，宦官集团只是存在于大唐这个巨人身上的一个寄生虫，他们虽然可以左右皇帝的废立，但是一旦皇权至高无上的权威被打破，他们也将不复存在。
彷徨于新旧之间：北宋宣徽使新论
摘要：北宋宣徽使定位非常模糊，自宋迄今，众说纷纭，难衷一是。从国家高层人事运转来看，北宋宣徽使的基本定位当为现任执政大臣，而且是当时制度上唯一可以“出将入相”的现任执政大臣。北宋宣徽使看起来既像本官，又像职名，还像差遣，这种怪诞表象源自唐宋制度转型过程中衍生出的多种内在矛盾。它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怪胎，既没有像多数内诸司使那样阶官化，也没有像枢密使副、三司使那样差遣化，同时还带有较为浓厚的“旧时代”皇帝私家属性，可说是始终彷徨于新旧之间。不过，宣徽使“出将入相”的特性一定程度上符合国家治理需要，它的废罢对国家高层人事运转还是带来了许多问题。新设武臣太尉、文臣宣和殿大学士，二府大臣出镇，执政恩例兴起，这些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对宣徽使废罢的反弹。因为曾与二府正长官同级，且一直存在“待勋旧”的传统，宋人更愿意以宣徽使相称。
宣徽院长官宣徽使是唐代中期到北宋中期非常重要的职官设置，其中，唐代中期到五代的演变，轨迹相对清晰，加之众多名家的探究，疑问并不太多。北宋中前期则不然，此一时期官制以“繁冗”“紊乱”著称，最显著的标志就是“官、职、差遣，离而为三”。官、职、差遣分离，如果官是官，职是职，差遣是差遣，识别还比较容易。最麻烦的是，同一官名，既像官，也像职，还像差遣。宣徽使即是如此，张方平行状记录本官时有宣徽南、北院使，而记录差遣时又有宣徽使。因为宣徽使彷徨于新旧之间，对于宣徽使如何定位，宋朝人已经难衷一是，韩川认为“徽使比枢密副使”，不可带以致仕，刘挚却说韩川“不晓此事”“殊无理”，认为宣徽使可带以知州，亦可带以致仕。当今学者更是众说纷纭，或认为北宋宣徽使基本上属于职事官，偶然出领兵职，便成了寄禄官；或认为北宋宣徽使除宋初外，多为寄禄官，已无实权；或认为北宋宣徽使并非加官，实际权力介于半实半虚之间。因为宣徽使定位不清，有些学者干脆置而不问，朱瑞熙《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宋代卷）》、李之亮《宋代京朝官通考》、贾玉英《唐宋时期中央政治制度变迁史》等著作皆没有涉及宣徽使。正因为如此，北宋宣徽使尚有许多亟待理清的问题，如宣徽使之基本定位、宣徽使蕴含的多种内在矛盾、宣徽使罢废对于国家高层人事运转的影响以及宋人心目中的“宣徽”形象等。
一、现任执政大臣：北宋宣徽使之基本定位
中唐以降，宦官势力迅速膨胀，由宦官掌控的内诸司接踵而出，宣徽使即是其一。宣徽使本于内诸司使，但又高于内诸司使，与神策中尉、枢密使共同组成北司首领，“相当于南卫（三省）的宰相”。神策中尉分左右、枢密使分东西、宣徽使分南北，其中神策中尉与枢密使合称“四贵”，地位略高于宣徽使。天复三年（903），神策军覆灭，神策中尉随之消亡。其后，经过一番以亲信外官替代内侍之改造后，枢密使与宣徽使很快重新成为与三省对应的领袖。改造之后的枢密使与宣徽使号称新“四贵”，但历史记载若隐若现，需对此稍作一番钩沉。
（一）新“四贵”考
新“四贵”的记载最早见于孙光宪（901968）《北梦琐言》。《北梦琐言》“内官改创职事”条载：“唐自安史已来，兵难荐臻，天子播越，亲卫戎柄，皆付大阉。鱼朝恩、窦文场乃其魁也。尔后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也。十六宫使，皆宦者为之，分卿寺之职，以权为班行备员而已。”《北梦琐言》的记载有两处非常不通顺：一是“尔后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处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据王袆《大事记续编》转引，当为“置左右军十二卫，观军容；置枢密、宣徽四院使，拟于四相”；一是“分卿寺之职，以权为班行备员而已”，据王谠《唐语林》转引，当为“分卿寺之职，朝廷班行备员而已”。《北梦琐言》结集于入宋之初，其时距离神策军覆灭已近六十年，因此，孙光宪错误地将五代新“四贵（四相）”当成是唐代后期的“四贵”。这一错误正好表明：五代时，枢密使与宣徽使已被当成新的“四贵”。
入宋之后，枢密使、宣徽使新“四贵”的地位仍然广被接受。庆历元年（1041），夏竦除宣徽南院使，他在谢表中说道：“置于五府之后陈，俾参四贵之荣缀。”“五府”指“两参政三枢密”，“四贵”当指枢密使和宣徽使。在授宣徽使乞换文资状中，夏竦也说道，“矧夫四贵之崇，实均三事之重”，“伏以四贵联华，礼次丞弼”。在《授宣徽使谢二府启》中，夏竦还说道：“猥升四贵之华。”皇祐二年（1050），张尧佐除宣徽南院使，蔡襄在褒赠张尧佐三代制词中说道：“陟元戎之坛，提四贵之印。”嘉祐五年（1060），程戡除宣徽南院使，刘敞在制词中说道：“参荣四贵，视秩三师。”熙宁三年（1070），欧阳修除宣徽南院使，苏颂在制词中说道：“班通四贵，所以褒宠于旧勋。”欧阳修六次请辞之后，转任知蔡州，他在谢表中亦言：“获辞四贵之迁。”
从上述引文来看，宋人言“四贵”多与宣徽使相关，而与枢密使关联甚少。这或许是因为枢密使既属于老“四贵”，又属于新“四贵”，没有必要刻意强调，而宣徽使只属于新“四贵”，且提法晚出，因而需要刻意强调。无论是孙光宪所记“拟于四相”，还是唐长孺所说“相当于南卫的宰相”，皆表明宣徽使在国家官僚体系中的基本定位是现任执政大臣。这一基本定位一直延续到元丰改制。
（二）现任执政大臣
宋朝的执政大臣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执政大臣指中书门下副长官参知政事、枢密院长贰枢密使、知枢密院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事；广义的执政大臣在狭义所指之外，还包括中书门下正长官宰相、宣徽院长官宣徽使。元丰八年（1085），右正言王觌曰：“陛下深居九重，所与共图政事者，执政大臣而已。”王觌所说“执政大臣”肯定包括宰相。当时，宣徽使已经废罢，废罢之前，宣徽使也应该在“所与共图政事者”之列。神宗即位时，富弼上奏曰：“千官百职，岂尽烦帝王辨之乎？但精求任天下之事所谓大臣者，不越十数人。”这十数人，自然就是王觌所说的“所与共图政事者”。十数人首先包括中书门下宰相、参知政事，“以二相二参为率”，最多不超过五员；其次包括枢密院长贰，一般设四员，最多亦不超过五员。从总数来看，富弼所说的十数人，显然还包括了宣徽院长官二员，即南、北宣徽使。另据《麈史》“礼仪”条记载：“都城内非执政大臣、宗室，并不许张盖。”张盖是一种礼仪，宣徽使的礼遇尚在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之上（详见下文），肯定有张盖的权利，这也能反证宣徽使属于广义的执政大臣。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东府）长贰、枢密院（西府）长贰以及宣徽院长官宣徽使合称为“二府一使”，地位明显高出其他官员。“二府一使”共同构成朝廷领导层，因此，本文的执政大臣概念采用的是广义。为免语言逻辑混乱，权称狭义执政大臣为“二府大臣”。
执政大臣中，宣徽使地位总体上呈逐渐下滑之势。开国之初，“凡早朝：宰相、枢密、宣徽使起居毕，同升殿问圣体”，宣徽使的礼遇与东、西二府正长官相仿。至道三年（997）以前，宣徽使地位仅次于宰相和枢相（枢密使兼侍中、中书令、同平章事），高于一般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至道三年，宣徽使降格于一般枢密使之下，但仍高于二府副长官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大中祥符九年（1016），宣徽使最终被降格到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完全平等的地位，“诏自今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立位，并以先后为次”。
在下滑的过程中，宣徽使地位还存在一些偶然性波动。《宋会要辑稿》记载，至道三年正月，“诏升参知政事班在宣徽使之上，时命兵部侍郎温仲舒、户部侍郎王化基并为参知政事，诏令依官位序立，仲舒、化基位宣徽使、知枢密院赵镕之上”；同年八月，周莹为宣徽北院使，“请位枢密副使之下”，从之。“先是，宣徽使位在枢密副使之上，自是遂以为例。”《宋会要辑稿》虽然是非常权威的史书，但此处记载并不准确。参知政事温仲舒、王化基升班于宣徽使之上，宣徽使周莹降班于枢密副使之下，皆是权宜特例，并非就此形成制度。正月参知政事升班，乃是因为太宗赏识王化基，“特命参政班在宣徽之上”。八月宣徽使降班，《续资治通鉴长编》只言周莹请居枢密副使之下，真宗诏从之，显然也属于特例。当时的枢密副使是向敏中和夏侯峤，其中夏侯峤“仕藩府最旧，故首加擢用焉”，周莹“有所畏避，因自陈愿居其下”。熙宁三年，郭逵除宣徽使，请求序班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之下。他在奏状中说：“故事，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以入先后为序，今请立其下。”这也表明：大中祥符九年至熙宁三年，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宣徽使一直是“以入先后为序”的。郭逵此举或许是为了迎合神宗，神宗先是从制度上将宣徽使降格到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之下，后又干脆在元丰改制中将其废罢。
可以肯定的是，在被废罢前，宣徽使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一样，属于广义的现任执政大臣。而且，即使被降格为二府副长官级别，宣徽使仍保留二府正长官级别的某些待遇。如皇帝车驾临奠，庆历四年《太常新礼》顺序，即依次为宰相、枢密使、宣徽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
（三）宣徽使的“出将入相”
在北宋现任执政大臣中，宰相、枢密使、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等原则上是不离开朝廷的。整个北宋时期，二府大臣出镇地方仅仅出现过两次：乾德三年（965）平蜀，“命参知政事吕余庆权知成都府”，“其后见任执政无守藩者”；治平三年（1066），郭逵以同签书枢密院事领陕西四路沿边宣抚使兼知渭州，再次打破惯例。在所有现任执政大臣中，宣徽使是唯一的例外，它既能入朝“奉承眷旨，切近中枢”，又能出镇“统率戎昭，总临诸道”。
作为宣徽院长官，宣徽使“出将入相”不可避免地产生两大影响：一是宣徽院可能长期缺少驻院长官，二是宣徽院职能不能太多、太重。宣徽院位于枢密院之北，两大机构毗邻而居，因此，宣徽院在缺少驻院长官时，“则枢密副使一人兼领”。宣徽院原本具有强大的职能，与枢密院联手将外朝的职权侵占殆尽，即所谓“分卿寺之职，朝廷班行备员而已”。入宋之初，宣徽院“总领内诸司及三班内侍之籍，郊祀、朝会、宴飨供帐之仪”，尚扮演着内务总管的角色。随着各个内诸司走向独立，宣徽使与宣徽院逐渐形成“位尊而事简”，即“使重院轻”的格局。不过，这种格局正契合宣徽使“出将入相”的特性。当宣徽使“出将”时，宣徽院群龙无首，如果事务繁重，内部纷争在所难免。此点，三班院独立时说得很清楚：“先是，供奉官、殿直、殿前承旨悉隶宣徽院，至是，以其众多，或出使于外，有诉以劳逸不均者，因命别置院。”因为“位尊事简”，宣徽使驻院时，如仅管理宣徽院，显然是大材小用，所以，驻院宣徽使常兼任枢密副使，“亦掌本院事”。
“见任执政无守藩者”，此所谓“见任执政”，指的是狭义的执政大臣，现任二府大臣出镇，意味着罢政，意味着转而成为前任执政大臣。但是，国家治理其实需要有现任执政大臣出镇的制度，因此，宣徽使“出将入相”的特性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国家治理需要的。当需要派遣现任执政大臣出镇地方时，即可将参知政事或枢密副使换授为宣徽使。如康定元年（1040），知枢密院事夏守赟自请将兵讨伐西夏，遂“换宣徽南院使、陕西都部署兼经略安抚等使”。再如皇祐四年，枢密副使狄青同样自请将兵讨伐侬智高，遂“换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换”字用得非常好，虽然官名变了，但现任执政大臣的地位并没有变。
作为现任执政大臣，宣徽使出镇带有鲜明个性。首先，宣徽使出镇皆为非常重要之岗位。宣徽使，“职任绝优，事权实重”，“非寄任不除”，“常以侍从贴职与官品俱高及前二府之被寄任者”为之。所谓“寄任”，寄托重任之义。景德元年（1004），曾为宣徽使的王显上疏：“请于文武群臣中择晓边事者擢为宣徽使，委之方面，盖位高则威名著，识远则勋劳立。”正因为如此，宣徽使出镇地点皆为“藩府”。藩府在北宋特指“三京（西京河南府、南京应天府、北京大名府）、颍昌、京兆、成都、太原、建康、江陵、延安、兴仁、隆德、开德、临安府，秦、扬、潭、广州”。其次，宣徽使出镇有独特的象征，“居藩府则称判”，以别于常规的知州、知府。“祖宗故事，凡仆射、使相、宣徽使，皆判州府。”仆射是宰相的称号。使相有两种：一种是武臣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一种是宰相、枢相加节度使，即所谓“宰相、枢密使罢者皆除使相”。宋朝对武将防范甚严，“颇用文臣知州”，真正能判州府的使相是后者。宣徽使与仆射、使相一起称判，表明宣徽使最初级别与二府正长官相仿，后虽降为二府副长官级别，但仍保留了正长官级别的待遇。虽同样称“判”，但仆射、使相已是前任执政大臣，他们称“判”，主要是一种礼遇，朝廷对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寄任之意。出镇地点即可证明此点，仆射、使相出镇地点多非藩府。如宰相宋庠先后判郑州、相州、亳州，皆属一般州郡。而且，仆射、使相出镇，非但没有承担重任之义，反而会持一种养闲的心态，“多不以吏事为意”，“往往不以职事为念”。仆射、使相以外的二府大臣出镇，皆只能称“知”。至和二年（1055），前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吴育除宣徽南院使、判延州，到嘉祐元年，因疾病复发，“辞不任边事，求解宣徽使”，复知河中府。从“求解宣徽使”和“判”“知”转换来看，宣徽使“判”州府寄任之重显然超过前任二府大臣“知”州府。不仅前任二府大臣，即使像吕余庆、郭逵等现任二府大臣出镇，亦仅称“知”，可见宣徽使寄任之重。
二、“怪胎”：北宋宣徽使之官、职、差遣
如前所述，北宋中前期官制以“繁冗”“紊乱”著称，具体到宣徽使，尤其显得怪诞，既像本官，也像职名，还像差遣。兹述如下。
宣徽使表现为本官。宋代明确记录宣徽使为本官的史料很少，前述张方平行状算是少有的明证，但看起来像本官的史料并不少。建隆元年(960)，宋军征讨淮南，“宣徽北院使李处耘为都监”，攻下扬州后，“命宣徽北院使李处耘权知扬州”。号称“于古今事靡不考究”的程大昌即认为：“宣徽者，处耘之官也，权知扬州者，实为扬州太守也。”“官”即本官，权知扬州则为差遣。类似的记载还很多，如：天禧四年（1020），“以枢密副使周起为户部侍郎、知青州，签署枢密院事曹玮为宣徽南院使、环庆路都部署、兼管勾秦州兵马”。再如：熙宁五年，“郭逵为宣徽使、秦凤路经略安抚使”。从书写结构来看，宣徽使性质类似于户部侍郎，当属于曹玮、郭逵等人的本官。但是，这种“本官”现象一定程度上是假象，是书写不完整的结果。如曹玮，他当时的完整系衔是“环庆都部署、宣徽南院使、镇国军留后”，遗漏了“镇国军留后”。同理，郭逵的完整系衔也遗漏了“雄武军留后”。因此，遗漏的正任官才是曹玮、郭逵等人真正的寄禄官。所谓正任，指节度使、节度观察留后、观察使、防御史、团练使、刺史，“以节度使至刺史专为武臣正任”，以为武臣寄禄。虽然正任是武臣们事实上的寄禄官，但宋朝从未正式承认正任为武臣们的本官。大中祥符七年，“枢密使王钦若罢为吏部尚书，陈尧叟为户部尚书，副使马知节为颍州防御使”，王钦若、陈尧叟为文臣，史书记录为“各守本官（吏部尚书、户部尚书）”，马知节为武臣，仅说除防御使，却不提本官。同样，康定元年，枢密院四人皆罢，文臣王鬷、陈执中、张观记录为“各守本官”，而武臣夏守赟却说是“加节度”，亦不提本官。“加节度”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夏守赟知枢密院事前已是节度使，但知枢密院事不能带节度使衔，所以罢政之后又说“加节度”，其实他还是守原来的寄禄官，但却不能说是“守本官”。
宣徽使表现为职名。《山堂考索》记载：平蜀之役，曹彬以内客省使为都监，平江南，又以宣徽南院使为都部署，“所谓客省、宣徽使，则犹职名也”。乾兴元年（1022），宣徽南院使、镇国军节度观察留后曹玮降授左卫大将军、容州观察使知莱州，降授制词明确说道：“可落职宣徽南院使。”至和二年，殿中侍御史赵抃在乞追夺王拱辰宣徽使时亦说：“宣徽使职名太重”，“乞落宣徽使，别与一职名”。除曹玮外，北宋明确曾落宣徽使职名的尚有郭承祐、郭逵、张方平。宣徽使职名能“落”也能“复”，熙宁七年，郭逵即“复宣徽使”。元丰改制，宣徽院被废，但宣徽使仍然单独存在了一段时间，即“使号犹存”。宣徽院被废之后宣徽使彻底成了职名，张方平、冯京都曾带宣徽使致仕，这在元丰改制以前是从未有过的。
宣徽使表现为差遣。与本官一样，宋代明确记录宣徽使为差遣的史料很少，前述张方平行状可为明证，但间接证据并不少。宣徽使一个显著的特点是：既可出镇，亦可驻院。宣徽使出镇时，有时表现得像本官，有时表现得像职名；宣徽使驻院时则自然表现为差遣。如前所述，宣徽使作驻院差遣时，常兼任枢密副使，李处耘、柴禹锡、王显、张旻、杨崇勋、王贻永等人都曾以宣徽使兼任枢密副使。其实，从本质上说，宣徽使出镇亦是差遣，是现任执政大臣“外任”地方的特殊差遣。夏竦曾以宣徽南院使出任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拜宣徽南院使兼陕西四路经略安抚招讨等使”，“兼”字表明前后性质一样，皆当为差遣。出镇宣徽使一旦回京，即可“归院”，转为驻院长官，李昭亮、张尧佐、郭逵、张方平都曾“归院供职”。名臣包拯曾乞降诏，宣徽使将来更不令“本院供职”，但没有得到仁宗的认可。
宣徽使怪诞表象源自唐宋制度转型过程中衍生的多种内在矛盾：新与旧、文与武、公与私。
新与旧。在唐宋变革的大背景下，整个职官系统基本上都经历了一个旧有职官走向虚化、新兴职官取而代之的过程，官、职、差遣“离而为三”就是这一演变的最终结果。但是，典型的官、职、差遣分离主要存在于文官系统。文官的官、职、差遣明显来自三个彼此独立且自成完整等级序列的体系。本官源自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即程俱所言：“祖宗之法，文臣自将作监主簿至尚书左仆射”，“以次迁转之官也”。职名源自馆阁，“宰执资格者带观文、资政、端明学士，侍从资格者带诸阁学士及以次侍从带待制，卿监资格者带修撰、直阁及京官直秘阁”，显然也是一个完整的等级序列。差遣自不必说，从中央到路、州、县，都可以是文官差遣岗位。
对于唐宋制度转型，武官系统明显有与时代脱节的倾向，与新体制若即若离，而与旧体制则挣而难脱。这种矛盾集中体现在武官的很多官、职、差遣脱胎于同一体系内诸司体系，不仅彼此混沌难分，而且各自都难以形成完整的等级序列。“国朝武选，自内客省至閤门使、副为横班，自皇城至供备库使为诸司正使，副为诸司副使，自内殿承制至三班借职为使臣。”横班（又称横行）、诸司使副、使臣为北宋中前期武臣正式的阶官。这一武臣阶官序列存在三个特点：一是都由内诸司即内职衍生而出；二是三者相对独立，并没有组成一个通畅的升迁序列；三是三者不足以组成一个完整的武臣阶官系统，内客省使为横班最高阶，但仅为从五品。正因为如此，北宋出现了一个非常怪诞的现象，那就是从五品以上的武臣没有正式的阶官。政和改制，新设正二品太尉以为武阶之首，但太尉之下就直接是由内客省使转化而来的通侍大夫（从五品），绍兴改制后仍然如此。从五品以上武臣没有正式阶官，那实际如何运转？办法就是嫁接正任官，以正任官为高级武臣的实际寄禄官。节度使为从二品，刺史为从五品，正任刚好可以嵌入太尉与通侍大夫之间。武臣的职名同样来源于内诸司，《朝野类要》“贴职”条记：“武臣带閤门、宣赞舍人之类。”《文献通考》“閤门宣赞舍人”条亦载：“旧以閤门通事舍人、閤门祗候二等，谓之閤职，盖武臣之清选也。”而且，武臣正式的职名仅有两等，非常的不完整。至于差遣，与三省六部九寺五监彻底阶官化不同，由内诸司演化而来的很多官职仍保持差遣属性，著名的如枢密使、宣徽使、三司使；有的甚至还保持着内职差遣属性。正如赵冬梅所说：“部分中央‘武职最典型的比如閤门、客省、四方馆等机构中的职位仍然直接服务于皇帝，明显带有‘旧时代的流风余韵。……这一部分武选官在外在特征上非常接近于他们在五代、宋初的内职前辈。”
文与武。文与武的对立是唐宋之际最显著矛盾之一，唐末五代，武将明显强于文臣，但入宋后形势逆转。大致来说，北宋前期，文与武尚处于均势。这种均势状态体现在现任执政大臣的构成上：宰相、参知政事完全是文臣的天下，枢密院长贰基本上文武相半，宣徽使则完全是武将的领地，即“宣徽使，武官也”。庆历五年前，共有25位宣徽使，全部是武资，即使是文臣，想做宣徽使，也必须换成武资。后来政和改制，设太尉为武阶之首，“礼秩同二府，大略如昔之宣徽使”，同样表明宣徽使曾是武臣的专属岗位。从文武平衡的角度来说，宣徽使是不能虚化的，必须是实实在在的现任执政大臣。宣徽使原则上有两人，即宣徽南、北院使。虽然数量上少于宰相、参知政事，但还是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武臣利益，维护了文武均衡。不过，随着文官势力持续上涨，文与武逐渐从均势转向文臣居绝对优势地位，不仅枢密院长贰武臣越来越少，宣徽使这一武臣专属领地也逐渐遭到文官侵蚀。庆历五年后共有17位宣徽使，其中文臣多达11位，武臣仅6位。宣徽院和宣徽使的裁撤，除“位尊事简”外，文武均衡维系功能的丧失也是重要原因。
公与私。如果将皇帝个人看成私，国家政权看成公，那么，包括枢密使、宣徽使在内的内诸司使从一开始就属于私的范畴。五代时期，虽然外官代替了内侍，但内诸司使仍然体现出浓厚的私家属性，表现为内诸司使多由皇帝“霸府亲信”出任。不过，到宋初，随着内诸司主要机构外朝化的完成，像枢密院、三司都已经变成了正常的代表着“公”的国家机构。然而，在诸多内诸司使中，宣徽使显得有些异类，它仍然保留着较为浓厚的“旧时代”皇帝私家属性。殿中侍御史吕诲曰：“本朝故事，宣徽使非勋戚未尝除拜。”殿中侍御史赵抃亦曰：“宣徽之职，本以待勋劳者。”中书舍人韩川亦曰：“宣徽使之名，祖宗以宠勋臣，班资恩数与现任执政均，与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尤切相等。”从韩川将宣徽使与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同知枢密院对比来看，宣徽使的确带有倾向于“私”的属性。“宠勋臣”，一个“宠”字亦充分表明了“私”的属性，宰相、参知政事、枢密院长贰在宋人眼中是不可能拿来“宠勋臣”“待勋旧”的。
与宣徽使带有较浓厚的“私”属性不同，宣徽院却是代表着“公”的机构，二者存在明显悖离，即“位尊事简”“使重院轻”。宣徽使属于现任执政大臣，宣徽院却并非国家中枢机构，只是一般的中央行政机构。“职业无实，班秩甚崇”，元丰官制规范化，停废宣徽院和宣徽使是必然结果。
从表象和形成原因来看，北宋宣徽使就是唐宋制度转型衍生出的一个“怪胎”，它既没有像多数内诸司使那样阶官化，也没有像枢密使副、三司使那样差遣化。因为武臣系统没有完整的阶官、职名序列，且只有宣徽使一个专属高级岗位，宣徽使看起来既像阶官、职名，又像差遣，同时还带有较为浓厚的“旧时代”皇帝私家属性。
三、宣徽使罢废之后：迁转序列的调适、二府大臣的出镇与执政恩例的兴起
宣徽院“事简”，元丰改制后，“事各有所隶”，其废罢对于国家政务的运转几乎没有任何影响。但宣徽使不一样，宣徽使“位尊”，是标准的现任执政大臣，因此，宣徽使的废罢对于国家高层人事运转还是带来了许多问题。
（一）迁转序列的调适
“文臣以节度使为重，武臣以宣徽使为重，文臣先作宣徽，然后建节，武臣多先建节，乃得宣徽使。”宣徽使废罢对于文臣、武臣迁转的影响存在较大差异。“武臣多先建节，乃得宣徽使”，宣徽使废罢后，除最高级别的使相外，武臣再无可升之阶。北宋前期，为安抚开国元勋，节度使直接升使相者颇多，《宋史》卷二百五十、二百五十一所录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韩令坤、慕容延钊、符彦卿等皆是由节度使直接升使相。但仁宗以后，武臣升使相，必须要有枢密使或宣徽使经历。枢密使，自嘉祐元年狄青罢政后，武臣再未能染指，因此，宣徽使遂成为武臣升任使相的关键途径，如王德用，即由宣徽南院使“进使相”。宣徽使废罢，武臣升使相的道路中断。直到政和改制，新设太尉为武阶之首，“大略如昔之宣徽使”，武臣通向使相的通道才得以重新开启。“自节度径除太尉”，“太尉则进使相，是为除授之序”。此后，武臣使相层出不穷，一直延续到南宋，如童贯、梁师成、高俅、赵密等，皆由节度使拜太尉，进而除开府仪同三司。
宣徽使废罢对文臣迁转的影响没有武臣大。“文臣先作宣徽，然后建节”，宣徽使废罢自然使得文臣少了一条“建节”通道。但是，文臣除授节度使的通道很多，宰相、枢密使可以直接除使相；二府副长官地位与宣徽使相仿，自然可以“建节”；资政、观文、端明等殿学士、大学士亦有“建节”资格，范雍“自资政便建节”，“叶梦得自观文殿学士，张澄自端明殿学士，皆拜节度”。不过，宣徽使废罢对文臣的实际恩遇还是有较大影响的。宣徽使存续期间，非现任二府大臣有机会享受制度性的现任执政大臣恩遇。废罢之后，非现任二府大臣再无此种机会。政和改制，新设太尉，某种程度上是恢复了武臣宣徽使。但文臣没有类似设置，朱弁认为可以将元丰官制新格中的“特进”重新定位，“使缀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即相当于文臣宣徽使。朱弁所述是南宋时的追论，并非历史事实。不过，政和中新设之宣和殿大学士倒在一定程度上具备朱弁设想的功能。《却扫编》载：“国朝，宰相、执政既罢政事，虽居藩府，恩典皆杀。政和中，始置宣和殿大学士，以蔡攸为之，俸赐、礼秩悉视见任二府。其后踵之者，其弟修，其子行，而孟昌龄、王革、髙伸亦继为之。然皆领宫观使，或开封府、殿中省职事，未尝居外。及革出镇大名，仍旧职以行，而恩典悉如在京师。其后蔡靖以资政殿学士知燕山府，久之，亦进是职再任，恩数加之，虽前宰相亦莫及矣。”
与宣徽使一样，无论是在中央还是在地方，宣和殿大学士皆享受现任执政大臣待遇，在中央“俸赐、礼秩悉视见任二府”，出镇“恩典悉如在京师”。因为是现任执政大臣待遇，所以，“虽前宰相亦莫及矣”。宣和殿大学士与宣徽使皆以“宣”字开头，功能又极其相似，很可能就是仿宣徽使而设。宣和殿大学士设于政和五年（1115），宣和元年（1119）改为保和殿大学士，宣和末年废罢。
（二）二府大臣的出镇
前面说过，国家治理需要有现任执政大臣出镇地方的制度，社会动荡时期尤其如此。宣徽使废罢之后，有时不得不由现任二府大臣来扮演此种角色。建炎三年（1129），资政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江淮两浙制置使吕颐浩为江南东路安抚制置使，兼知江宁府，《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紧接着说：“自乾德以来，辅臣以本职典藩者，惟吕余庆、郭逵及颐浩。”“典藩”即出镇，典藩者是正式的地方长官。高宗朝，现任二府大臣典藩者尚有王伦，绍兴九年（1139），端明殿学士同签书枢密院事王伦为东京留守，兼权开封府。到南宋后期，政权摇摇欲坠，现任二府大臣典藩者更多，李埴、赵葵、陈韡、贾似道皆曾以现任二府大臣典藩。
与“典藩”有些相似，但又有较大差异的是“宣抚”。大观二年（1108），叶梦得曰：“祖宗时，宣抚使皆是见任执政（二府大臣）。”绍兴二年，李纲曰：“祖宗以来，所置使名，莫重于宣抚，多以见任宰相执政官充使，韩琦、范仲淹等皆尝为之。近来知枢密院张浚宣抚陕西四川、参知政事孟庾宣抚福建江西京湖南北路，皆见任执政（二府大臣）。”很明显，宣抚是现任二府大臣临时差遣地方，不是正式的地方长官。
（三）执政恩例的兴起
朱弁之所以想重新定位“特进”，是因为当时已出现很多非现任执政大臣以特殊渠道享受现任执政大臣恩遇的事实，重新定位“特进”可将类似现象制度化：“元丰废宣徽使不置，政和以后，二府与侍从官职已崇，无以复加，则特旨依见任执政。予谓凡此正合加以特进之号，使缀二府班，如武臣之太尉可也。”在宣和殿大学士置废前后，非现任二府大臣想要享受现任执政大臣待遇，“特旨依见任执政”是唯一渠道。“特旨依见任执政”还有许多类似表述，如“特与执政恩例”“特与依执政恩数”“恩数特依执政”“特命视执政恩”等。这些表述，可笼统地称为“执政恩例”。
当然，“执政恩例”主要的功能不在于寄托待遇，而在于委付类似宣徽使之重任。现任二府大臣虽然可以出镇地方，但毕竟是非常态行为。在没有宣徽使和宣和殿大学士的情况下，“执政恩例”是朝廷对地方长官寄托重任的主要方式。进入南宋，特旨授予执政恩例的现象逐渐增多。建炎三年，资政殿大学士、东京留守、开封府尹杜充“节制京东西路”，“恩数视执政”。绍熙五年（1194），赵彦逾除端明殿学士，知建康府，“恩数视执政”。嘉定元年（1208），端明殿学士、四川宣抚副使、兴州知州安丙，“得旨恩数视执政”。淳祐八年（1258），赵与筹加端明殿学士、提领户部财用，依旧兼知临安府，“与执政恩泽”。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特旨授予执政恩例还呈现出制度化的倾向。比如端明殿学士，没有降旨特别说明者，称为“无注脚”，不享受执政恩例，降旨特别说明者，称为“有注脚”，“恩例并同执政”。
四、余论：宋人心目中的“宣徽使”形象
虽然北宋宣徽使的权力地位逐渐从二府正长官级别下降到二府副长官级别，但非常诡异的是，在同时具有二府大臣和宣徽使身份的情况下，官员常常更愿意以宣徽使自居，而士大夫们也更喜欢以宣徽使相称。兹略举数例。
郑戬，先后做过枢密副使、宣徽北院使。郑戬的墓志铭题头仅有“宋故宣徽北院使”；朝廷诏令常州借官舍给郑戬家居住，仅称其为“故宣徽使”；宋祁为郑戬所写挽词，仅称其为“宣徽”；欧阳修为郑戬所写祭文，仅称其为“郑宣徽”。
郭逵，先后做过同签书枢密院、宣徽南院使。郭逵儿媳田氏墓志铭称郭逵“故宣徽南院使”；范纯仁为郭逵所写祭文，仅称其为“郭宣徽”；李廌为郭逵祠堂所写记，亦仅称其为“郭宣徽”；韩元吉推荐郭逵后人郭见义札子，仅称其为“故宣徽使”。
吕公弼，先后做过枢密使、宣徽南院使。吕公弼行状题头仅有“宣徽南院使”；文彦博为吕公弼所写挽词，仅称其为“故宣徽”；司马光为吕公弼所写挽歌，仅称其为“吕宣徽”。
张方平，先后做过参知政事、宣徽南院使。苏辙为张方平所写请谥札子和祭文，皆只言“故宣徽”；蔡襄为张方平曾祖赠太子少保所写制词，仅称其为“张宣徽”；范纯仁为张方平所写祭文，亦仅称其为“张宣徽”。
冯京，先后做过枢密副使、参知政事、宣徽南院使。苏颂为冯京所写挽词，仅称其为“宣徽南院使”；程俱为冯京所作画赞，仅称其为“冯宣徽”。
以上例子表明：虽然大中祥符九年以后宣徽使的地位只是与二府副长官参知政事、枢密副使相仿，但在宋人心目中，宣徽使的荣耀却明显高于二府副长官。之所以如此，原因大概有四：一是宣徽使曾经与二府正长官同级，后虽降为二府副长官级别，但在某些方面仍然保留有二府正长官级别的待遇，如与仆射、使相一同称“判”。二是宣徽使数量少，物以稀为贵。宣徽使原则上“元额只是两员”，“体貌尤重”。而且，因为宣徽院“事简”，宣徽使并非必除之官，实际常常只有一员，甚至空缺。当宣徽使空缺时，“即命枢密副使兼领院事”。相反，二府大臣员数远远多于宣徽使，且除授是常态化的。三是宣徽使无论在中央还是在地方，都享受现任执政大臣待遇，“虽前宰相亦莫及”,而前任二府大臣，“虽居藩府，恩典皆杀”。四是宣徽使仍然带有“旧时代”的皇帝私家属性，表现出“待勋旧”的传统。“徽省置使，自祖宗朝用以待勋德”，宋人不自觉地将宣徽使与皇帝“勋旧”画上等号。欧阳修除宣徽南院使，制词即言“褒宠于旧勋”。王拱辰除授宣徽使，遭到诸多大臣强烈反对，理由之一是“勋旧”的成色不足。名臣赵抃连上五章请求追夺除命，他说，“（宣徽使）皆以有勋德名臣充之”，“臣僚设非勋旧名器，安可轻假”，“非有殊勋，安得除拜”。宣徽使，“或以加前执政，或以待勋旧焉”，虽然与二府副长官级别相仿，却是二府大臣卸任之后锦上添花之恩例，所以其荣耀高于二府副长官身份。
总之，制度有因有变，有经有权，因变、经权的具体形态由社会需求所决定。唐宋制度转型，相对于枢密使、三司使等其他重要制度，宣徽使的因变显得颇为怪诞，但这种怪诞恰好适应了国家治理经权的需要。中国历来地大物博，在信息传递非常原始的时代，面对社会重大突发事件，由中央大臣直接坐镇地方，无疑有助于危机的有效治理。宣徽使坐镇地方，身份仍然是现任执政大臣（中央大臣），自然成为朝廷寄托重任的主要对象。元丰改制，依据的是理想化的《周礼》《唐六典》，首先考虑的是制度整齐划一，为让官制不再“繁冗”“紊乱”，宣徽使被裁撤。但社会需求仍然存在，所以，具有类似宣徽使功能的“执政恩例”应运而生。
元代宣徽院是一种什么机构？其官员从何而来？
宣徽院是元朝的国家重要管理机构，其历史最早可追溯至唐朝。作为元朝的一个重要管理机构，宣徽院伴随了元朝的整个生命史，其管理特色也是元朝统治特色的一个缩影。如今，再次翻开元朝史册，再次阅览大元历史，不禁让人产生疑问，到底什么是宣徽院？它有着怎样的职能？这里的官员从何而来？
▲元代贵族生活
何为宣徽院？
1、宣徽院与宣徽使
宣徽院是中国古代掌管内廷事务的机构，经唐中后期、五代、北宋、辽、西夏、金的发展已颇具规模，直至元朝，宣徽院的机构设置、人员编制、以及职能等方面都远超前代，明清时期宣徽院存在时间很短，设而旋罢。元代宣徽院从世祖时期设置到元朝灭亡一直存在，下设机构众多，其中宣徽使可考姓名者约有43人。宣徽使大多由怯薛出身的蒙古人担任，多为宝儿赤，色目人辅之，汉人甚少。宣徽院使与中书右、左丞相、平章政事、枢密院使、宣政院使等官职品级相同，均为从一品。宣徽院使有时也兼任中书右、左丞相、御史台、以及枢密院的长官，地位非同一般。
▲元代官员
2、宣徽院之职能
元代宣徽院职能众多，其主要职能有掌供皇帝玉食、内廷礼乐、朝会、祭祀、赏赐、燕享宗戚宾客、掌诸王宿卫，怯薛口粮食，蒙古万户千户的赋税征收，供给诸王粮草、联络漠北蒙古部落、掌管羊马价值、牧养孳畜、内府藏储、向皇帝推举宿卫、向皇帝建言献策、修缮工程等职能。元代宣徽院如此兴盛，首先受到元朝皇帝的信任与支持，宣徽院臣侍奉在皇帝身边，负责皇帝的起居饮食住行，朝中之礼等多项事宜。而元朝幅员辽阔，随国家形势与漠北地区局势变化，常常需要宣徽使处理一些特殊问题，因而被皇帝赋予更多职能，其所掌之事也日益增多，官府机构也随之扩大。
同时，元朝统治者学习借鉴中原王朝宣徽院制度的同时，将其制度形式融入到含有本民族特色的怯薛制度中，宣徽院制度实为怯薛制度披上中原王朝制度外衣的产物，宣徽院制度以怯薛制度为内核，怯薛制度以宣徽院制度为外衣，两者互为表里，相互碰撞融合且不断发展，形成了元代特有的宣徽院制度，且生命力顽强，于是，元代宣徽院延续不辍，直至元朝灭亡。
▲蒙古人首领
历史悠久的宣徽院
1、悠久的历史继承
元代宣徽院并不是元朝所独创，而是借鉴了唐、宋、辽、金时期设置的宣徽院，主要是对于金代宣徽院的吸收。唐代中后期，宣徽院开始出现，成为总管宫廷内务的机构，北宋沿其制，直至元丰改制废除宣徽院，但并没有因其废除而影响到辽、西夏、金、元宣徽院的发展，尤其在元朝，宣徽院得到充分的发展，并在此基础上，融合蒙古民族的特色，对其进行改造和创新，形成了元代与众不同的宣徽院特色。
明朝亦设有宣徽院，后改为光禄寺，清朝又将其改为会计司，宣徽院至此退出历史舞台。纵观宣徽院整个发展历程，元代宣徽院继承并丰富了前朝宣徽院的内容，是中央政府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元代官制的重要一环，不仅在元朝政治制度具有重要意义，乃至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元代统治者
2、蒙古统治者的智慧
蒙古统治者是极具智慧的，1271年，忽必烈在汉人谋士的协助下，建立元朝，国号“大元”，而“大元”正取自《易经》中“乾元”之意，“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由此可知，忽必烈利用“汉法”为元朝披上正统的外衣，这也是忽必烈吸收“汉法”的表现，此后他不断向中原王朝学习，定朝仪，学习中原王朝的治理模式以及相应的各种典章制度，同时融合本民族的传统习俗，基本奠定了元朝的制度模式，元代宣徽院正是在这种背景下顺势而设。
元代宣徽院的设置借鉴中原王朝唐、五代、宋、辽、金之制，主要是借鉴金朝之制，在刘秉忠等汉人儒士的建议下推行“汉法”，“世祖皇帝，建元中统以来，始采取故老诸儒之言，考求前代之典，立朝廷而建官府”，元世祖时期建立了元一代的主要中央机构体系，经后代皇帝不断完善发展，成为构建元朝中央机构的主要体系。
▲汉族官员
3、宣徽院的作用
宣徽院对元朝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宣徽院始设于忽必烈时期，元顺帝时期，宣徽院权力曾达到顶峰，宣徽使地位由元初的正三品升为从一品，除宣徽院官员兼任枢密院官员外，车凼逼诘男赵汗僭被箍傻H斡反蠓颉⒅惺槠秸抡拢?“以宣徽使汪家奴为御史大夫”，“宣徽使黑厮为中书平章政事”，由此见得，即使在元朝晚期，宣徽院的地位也没有下降的趋势，反而宣徽院官员可兼任朝中重要官职，其地位达到顶峰。综上所述，元代设宣徽院是统治者对于官职机构进行不断探索的复杂过程，同时也是在学习“汉法”过程中对已有制度进行继承以及对中原王朝制度进行吸收的过程。
▲蒙古人的生活
元世祖时期是宣徽院发展的初期阶段，内属机构已基本成型，后代皇帝也多以世祖朝所设宣徽院为基础，经元成宗、元武宗的巩固发展，再到元仁宗时期已具有一定规模，宣徽官职已成为定制，从英宗到顺帝时期，宣徽院的地位逐渐达到高峰。观其发展过程，宣徽院权力逐渐扩大，院使委任以重臣为主，且官员人数庞大，概因元朝国家盛大，地域辽阔，处理事情繁杂且多，而宣徽院作为最开始的内廷机构，接触皇帝的机会较多，因此获得了诸多处理事务的机会，执掌之事也日益增多，官府机构也因此扩大，“皆以重臣领之，盖国家盛大，庶事浩繁，其职掌之事，视古昔几至倍蓰，故其官府之升，至于重大，而其属亦已繁多，日益月增，其势然也”，加之宣徽院自身的属性，其官员基本为皇帝的近臣，且多怯薛出身，与大蒙古国时期的怯薛军相类似，负责侍奉皇帝左右，这就使宣徽院得到皇帝的充分信任，保留了大量的权利。
▲蒙古生活
宣徽院之入官途径
1、皇帝之命
在封建社会中，皇帝具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甚至从某种层面而言，国家大权也任凭皇帝个人喜好而决定，在元朝时，宣徽院的官员们，许多来自于皇帝亲自任命。元朝时期，宣徽院对国家统治有着重要意义，为了更进一步的实现中央集权，元朝统治者通常采用直接任命的方式进行宣徽院官员的官职授予，最典型的就是宣徽使。
元朝时期，统治者为了将权力集于自己手中，通常将宣徽使任命于自己的心腹大臣，由此来控制朝中大权。同时，元朝时期，民族等级制度森严，许多宣徽使大多出身于蒙古族，汉族人极少。由此可见，在元朝统治时期，统治者对权力的掌控需求极高，宣徽院作为国家的重要管理部门，皇帝以亲命的方式直接任用宣徽院大臣，体现出的是元朝皇帝对皇权的强烈占有意识。
▲元代官员形象
2、宿卫的“幸运”
蒙古人入主中原之后，虽然在统治上采取了森严的等级制度，但中原优秀的文化让蒙古统治者日渐承认中原文化的优越性。在上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原文化的发展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性质，这种性质为中原历朝历代的国家管理带来了极大的优势，这种优势就是“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的官员选拔制度都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就在于，统治者希望以优劣之分来划分官员之高低，由此来形成表面上的公平。
▲元代贵族子弟
为了能够稳固朝纲，为了能够使天下之人信服其统治，元朝统治者也创立了一些如“学而优则仕”之类的官员选拔制度。在元代宣徽院官员的选拔中，一条重要的途径就是宿卫入仕。从某种层面而言，元朝所创立的宿卫入仕，从而进入宣徽院为官的选官制度，是皇帝加强其中央集权统治的另一条手段。从表面而言，宿卫入仕仿佛使得元代统治变得开明，但事实并非如此。据历史记载，在元代，通过宿卫入仕选拔而来的宣徽院官员通常是蒙古王公贵族，出生平平的普通民家子弟，若想通过宿卫入仕进入宣徽院，机会十分渺茫。
▲元代平民
总结
在元朝统治体系中，宣徽院为元朝统治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是元朝统治者加强中央集权统治的一种体现，作为一种统治制度，它曾在元朝历史上长期存在，伴随了大元帝国的整个兴衰史。小小的一个国家管理机构，折射出来的是大元统治的集权、偏见、等级和黑暗。参考文献：《元史》《元史类编》《元史新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