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汴梁？开封？北宋的都城到底是在哪里？

夏商时期，由于黄河时不时泛滥的缘故，都城也处于一种随时迁徙的状态，比方说商部族就曾经迁都至少13次。而到了后来，两京逐渐成为每一个王朝的必备框架：

西周时的镐京（即宗周）和洛邑（成周）、隋唐时的长安（西京）和洛阳（东京）、明代的京师（北京）和南京（南京）、清代的京师与盛京……共同构成中国社会的二元都城格局。

而与上述朝代不同，北宋时前所未有的"四京"三个在河南、一个在河北，这是为何呢？

众所周知，北宋都城即东京开封城，位于黄河下游的一片辽阔的平原中，北方仅有一条黄河天险作为屏障，其余几乎没有什么关口作为阻塞。从中国历代都城选址来看，开封城可以说是唯一一个不具备"天险"的古都。

但与此相对的是，平原的地理位置带来的是商业上的繁盛，在汴河、金水河、五丈河等半天然半人工河流的辅助下，开封城周边的物产和原来上贡的物品足以供给多达上百万的脱离了农耕生态的开封市民，于是才有了《东京梦华录》和《清明上河图》上描绘的繁荣景象。但是没有四塞之固的开封城依然令北宋君臣始终处于一种不安的状态中，于是，就有了北宋的其余三京。

西京洛阳府，赵匡胤极力想要迁都的所在，也是北宋士大夫致仕后的养老之所，司马光、欧阳修等人均在此留下浓浓的一笔。在这里，一时不得志的官员可以聚集在一起，评论时政得失，形成极大的舆论声势，为以后回归朝堂做必要的舆论准备，而皇帝也同样重视洛阳城内大臣的意见。从官员配备上，西京洛阳与东京开封也并没有多大的差别，像御史台等弹劾官员的机构，洛阳城也有一套班子，这在之前的朝代几乎是闻所未闻。

南京应天府，即现在的商丘，也是春秋时宋国所在之地，是"宋"的祖地，宋真宗时升格为南京，还专门设立一个鸿庆宫，其中供奉着赵宋皇朝历代祖先的神灵牌位，可以说是北宋皇族的祭祀场所。

北京大名府，设立于宋仁宗时，是北宋四京中最晚出炉的一个。大名府地处南北交通要冲，是辽军南下的必经之地。因而，北宋政府在此部署重兵，其目标是为了在北方少数民族的军队入侵时，作为桥头堡率先抵御其进攻，给东京开封城预留下一定的军事动员时间，从而弥补其没有军事屏障的弱点。

综合来看，北宋四京：东京开封为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京洛阳为副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应天府为宗教祭祀中心、北京大名府为军事前沿，三京从西、东南、北等三个方向共同拱卫东京开封城，而四京的中心即京东路、京西路辖地是北宋的统治中心地带。

宋朝行政区划

实行州、县二级制，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继承了唐朝的羁縻制度，也可以算是一定程度上的民族自治。同时在地方设置路，路是直辖于中央并高于府、州、军、监的一级监察区。中层为州、府、军、监，四者同级，但府地位更高，下层为县。

北宋疆域图

北宋行政区划

至道三年（997年），共分十五路（名称上道改为路），后析为十八路，又析为二十三路。

宋朝的行政区划设置与地方政治制度可谓重内轻外，中央高度集权。虽然避免了唐朝藩镇割据的局面，但导致地方资源狭小，也致使终宋一代受制于敌国。在都城方面，也是一个首都三个陪都。

北宋四个都城

北宋时期设有四座都城，首都是东京开封府。另外的是三座陪都，即西京河南府（今河南洛阳）、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

东京开封府

首都东京城内有四条宽阔笔直的大道，称作“御路”，作十字形相交，分别通向外城的南薰等四正门道旁有人行道、水沟及绿化地。

从大道又分出若干纵横交错的道路，多呈直角相交，将城区划分成若干方格形称作“坊”的居民区商市则设于内城宣德门至州桥以东的潘楼街土市子及相国寺一带。

随着城市商业的发达，坊与市的界限被突破，商店多沿街设立，城东南汴河东水门沿岸的市区，竟延伸至七八里以外，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即描绘了这一市区的繁荣景况。

为什么宋朝时期开封叫东京呢？

开封、东京、汴京、汴梁又是如何区分？

北宋初年承袭五代晋、汉、周旧制，以开封府为东京，以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为西京。宋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因为太祖赵匡胤在担任后周归德军节度使一职时治所为宋州（今河南商丘），也成为日后宋朝龙兴之地，故此升为应天府，真宗大中符七年（1014年）再度升为南京。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名相吕夷简以宋真宗曾在咸平三年（1000年）亲征契丹时驻跸大名府（今河北大名），所以奏请仁宗设大名府为北京。

北宋四京中，东京开封为首都，是全国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其它三京为陪都。西京洛阳为分司所在，王朝权贵豪绅和学者名流集聚于此；北京大名府是河北军事和经济重镇；南京虽然规模最小，但其是沟通江淮水利的要冲。

因为开封古称东京是针对在西边的洛阳而言的，洛阳在西，汴京在东，所以宋朝人把汴京城为“东京”。东京地处黄河畔、中原腹地的八朝古都开封，在数千年中华文明史中不同的历史朝代曾名东京、东都，是华夏民族、中华文化的核心发源地。开封承载着厚重的历史。开封迄今已有4100余年的建城史和建都史，先后有夏、战国时期的魏，五代时期的后梁、后晋、后汉、后周，北宋和金相继在此定都，素有“八朝古都”之称，孕育了上承汉唐、下启明清、影响深远的“宋文化”。

北宋有四京：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南京归德府、北京大名府。西京洛阳，东京开封分别是现在河南省的洛阳市和开封市。南京归德府位于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北京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县。

北宋时期作为西京的洛阳是全国文化中心，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名相大儒云集洛阳。

北京大名府又称大名府故城、旧大名府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城东北1-8公里处，现是北宋时期北京大名府遗址。以大街、鱼营（即原御营）、双台三个村为中心，东门口、南门口、铁川口（即原铁窗口）、北门口四个村为大名府故城的主要城门。

北宋首都到底叫东京还是汴梁还是开封？三者什么关系？

北宋四京制：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

其中，东京是首都，位于汴梁（因有汴水和梁水从起经过故取其名），西京即洛阳。

南京是宋州，不是今天的南京，在今天的商丘，商丘是太祖龙兴之地。

北京就是盛产香油的大名，今天的河北大名。

所以，东京，开封，汴梁这三个名字，在宋朝实际上都是指今天的开封。

东京，是指此处的地理位置，在四京中相对靠东（实际上只是针对西京洛阳而言，大名和商丘都在开封东边）

开封是府名，府是行政区划，相当于今天的市，宋朝更高级的区划是路，但路类似于东汉的早期的州，是监察区而非行政区，和明清之后的省有所不同。

汴梁是地名，唐之汴州，古梁地。

这样表述可能会清楚一点：宋以汴梁之地为东京，名开封府。

所以在行政区划上，东京代表它的地理位置，最初只是表示方位，但久之就成了地名。

开封是府名，也就是正式的行政区划名字。

汴梁可看做古称，也可看做非官方，非政治性的地理名词。

开封古称汴梁，但是北宋时，并无汴梁之称。北宋的国都可以说是“汴京”，但不是“汴梁”

开封其实是个很古老的地名，但原来不是叫开封，而是叫启封。

春秋时期，郑庄公在今开封城南朱仙镇古城村筑了一个"启封"城，取"启拓封疆"之意，以后这地方就叫启封了。到了西汉景帝元年(公元前156年)改启封为开封，原因汉景帝名叫刘启。中国古代有种避讳制度，就是皇帝、圣人的名字中的字，别处不可以再用，就得用同义字、同音字代替，或者写的时候少写一笔或增加几笔，如姓邱的邱，本是姓丘，因为孔子名丘，就给丘姓加个耳朵。为了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启封从此改成开封。

《辞源》"汴梁"条："地名。今河南开封市。战国时为魏大梁地。晋时东魏置梁州，隋唐改汴州。五代梁晋汉周及北宋皆建都于此，北宋称汴京。元至元二十五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明洪武元年改开封府。"

《辞海》"汴梁"条："旧时对开封府的别称。开封在战国时为魏都大梁，后世相沿称该地为大梁，简称梁。唐在此置汴州，简称汴。金元以后合称为汴梁。"

宋代时开封就叫开封，又称东京，又称汴京，但并无汴梁之称。开封称汴梁是金元时的事。称北宋都城为汴梁是不对的。

结论：宋朝时，这三个名字都是指同一个城市，只不过侧重点不同，东京侧重方位和都城地位。开封府侧重行政区划，汴梁侧重历史地理，是金元时才叫的。

东京是北宋都城的称号，与西京相对，五代有四代定都汴梁，一代定都洛阳，洛阳为西京河南府，汴梁为东京开封府。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和北京大名府（今大名）则分别在真宗和仁宗时期升为陪都。

汴梁二字，大有来头。战国时期魏国迁都于大梁，魏王又称梁王（如孟子见梁惠王）。汴则来自于汴水。所以开封这个地方曾经是梁州，后又改名汴州。到唐代这里的行政名称为汴州，陈留郡，宣武军节度使驻节。五代的第一个皇帝朱温就是唐朝的宣武军节度使，篡唐之后将全国政治中心转移到自己多年经营的汴州，于是就州升为府，名开封府，号东京。开封也不是他发明的，而是汴州治下的县名开封县，本来叫启封，避汉景帝刘启改为开封。宋真宗时开封县改名祥符县。

总结起来汴梁是该地的古称的叠加，偏重于地理意义。东京是都城之号，只有在皇帝出巡或亲征时指定东京留守时才有行政意义。开封是府名，为行政意义的称呼，府与州是同一级行政区划，但府的地位高于州（类比今天似乎相当于副省级市和普通地级市的区别），两宋时期有很多重要的州被升为府，造成府名越来越泛滥。现在的很多城市保留州名，如杭州、广州、苏州、福州等，还有好多城市来自于唐宋时期的州升府产生的府名，比如凤翔市本名岐州，唐肃宗升为凤翔府。重庆市来自南宋时升为重庆府的恭州，因为宋光宗即位前为恭王，恭州以潜藩取“双重喜庆”之意升为重庆府。

而今天的开封市之所以叫开封，虽然开封县（今开封市祥符区）的名称历史更悠久，但真正导致今天她叫开封的还是五代时期汴州之升为开封府。

总结

汴梁地理意义的名称

东京都城意义的称号

开封府升府后的行政名称

汴州未升府前的行政名称

陈留郡古郡名（历史沿革意义）

宣武军驻节的节度使军号

开封府是本名，才是正式称呼，汴梁是俗称，汴即州名，梁为古称大梁之略。

东京是政治地位表述。东京和西京的地位较高，基本相当于首都和陪都，南京和北京地位低一些，属于赠品，主要是建一些宫殿安放太祖太宗以及真宗画像。

汴梁：北京市区，或者严格意义上的二环城墙以内的地方；

开封府：北京市，行政区意义的北京市，包括市区和郊区。

“汴梁”之名后起，始于元世祖。至元二十五年(1288年)，改南京路为汴梁路，为河南江北行中书省治。"汴梁"始而得名。

拿现在北京的诸多称呼来类比一下就好了。

首都、北京市（或者简称北京）、北平这三个名字指的是哪？不用解释了吧。

“首都”是形容这座城市政治地位的词，类似于北宋时候的“东京”；

“北京市”是它的正式行政区划名，类似于“开封府”；前者简称北京，后者简称开封；

“北平”是历史名词，用在一些想要表示文化气息或历史感的时候，类似于“汴梁”。

宋朝时期开封为什么叫东京东京名字的由来？

宋朝的首都开封并不很靠东，为何被称为东京？北宋王朝设有四京，分别为东京开封，西京（河南洛阳）、南京（河南商丘）、北京（河北大名），开封被称作东京也是相对于其它三京而言的。

宋朝时期，东京开封府，那么北京是现在什么地方？河北大名

宋朝的东京为何叫汴梁？汴梁是开封在元明时代的称呼。

西京河南府

北宋时期作为西京的洛阳是全国文化中心，设有全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名相大儒云集洛阳。

朝中重臣多居洛阳，仅洛阳籍名相就有赵普、吕蒙正、张齐贤、温仲舒等。文彦博、富弼等13人组成“洛阳耆英会”饮酒赋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在洛写就《新唐书》；司马光历时15年，完成了中国第一部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

南京应天府

公元960年正月初一，“北汉结契丹入寇，命（赵匡胤）出师御之”，贺岁大剧《陈桥兵变》华丽“上映”，赵匡胤开国称帝，定都东京汴梁，建立大宋王朝。因宋州是赵匡胤的龙潜之地，所以“诏定有天下之号曰宋，因所领节度州名也”。

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宋州升格为“应天府”，取“顺应天命”之意。后于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又诏升应天府为南京，与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共为北宋陪都。

既然成为陪都，就该有个陪都的样子。其规模制度也就随之排场起来。《宋史·地理志》一说：“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门曰重熙、颁庆，殿曰归德。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

据《宋史》记载：“大中祥符七年，建应天府为南京。宫城周二里三百一十六步（《归德府志》记载为：周二里三百六十步）。京城周回一十五里四十步。中有隔城，其东又有关城。”这个规模，比如今的明清商丘古城大了不少。

北京大名府

北京大名府又称大名府故城、旧大名府城，位于今河北省邯郸市大名县城东北1-8公里处，现是北宋时期北京大名府遗址。以大街、鱼营（即原御营）、双台三个村为中心，东门口、南门口、铁川口（即原铁窗口）、北门口四个村为大名府故城的主要城门。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为了抵御辽国南侵而由宋仁宗钦定大名府为北京，升大名府为北宋陪都北京大名府。

北宋未将都城设在洛阳的遗憾

《续资治通鉴长编》载：上至西京，见洛阳宫室壮丽，甚悦。召知河南府、右武卫上将军焦继勋面奖之，加彰德节度使。继勳女为皇子德芳夫人，再授旄钺，亦以德芳故也。赵光义为开封府尹时苦心经营多年扩大自己的势力，可以想象，如果的迁都洛阳得以成功，必将被有焦继勳为依靠的德芳皇子所压制，这对一直觊觎皇位的宋太宗来说决不可容忍的，这也是为何在太祖两次拒绝群臣请求后，时为晋王的赵光义仍然要义正词严力主留都的原因。而为了留都开封，宋太宗绝不仅仅只是一句“在德不在险”这样冠冕堂皇的话而已，宋太宗即位后，曾删掉正史中其与太祖冲突的相关记载，故此段史实以不可考。

宋太祖迁都洛阳之意，在于以洛阳之险，达成裁撤冗兵之意图。而太宗反对迁都，虽称”在德“，但禁军所造成重税和巨大漕运负担不得减少，太祖预见性的言论“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从这点来看，何来”在德“可言。而另一方面，当时身居开封府尹之太宗，对屯驻开封之禁军的把持，绝非德芳皇子和其岳父能比，这也是太宗能够安然即位的核心保证，不然以“烛光斧影”之传闻，足见太宗得皇位并不被所有人所承认，若非强大的军事力量支持，恐怕这皇位难以坐的安生。

于是纵观整个宋初的迁都风波中，可以看到，最核心的问题就在于禁军与漕运。开封之所以重要在于漕运，漕运之所以重要，在于宋初十万禁军依仗漕运得以补给，而这禁军又是太祖太宗得以得国的根本，若非太宗把持开封与禁军又觊觎得国，太祖迁都之事恐怕是另一番景象。

从机运部分我们就可以就可以看到，在宋初，皇都之争主要在开封与洛阳东西两京之间，虽然太祖曾表示：”迁河南未已，久当迁长安。”但是长安此时已为废都，除了前代多朝之故都的名头外，因为战乱之损毁加上多年之废弃，已经不能具有国都之功能，太祖怕只是说说气话，不能当真。而洛阳与开封之争，恐怕着眼点又必须在禁军与漕运，这方面虽已成共识，但具体细节还是能够有所考量。

1、禁军制度的形成

唐亡于藩镇是不争的事实，为了杜绝藩镇，宋以禁军达到”强干弱枝“之功效，而禁军之制度，确实于五代慢慢形成的。

后梁军事虽然仍然依靠藩镇力量，但是”侍卫亲军“的概念已经形成，虽然当时侍卫亲军在整个后梁武装力量里占比例很小。后唐灭后梁时，庄宗扩充”牙军“，已经初步具有禁军之形，但是战后就遣返回原藩，并未持久，而后唐明宗正是依靠此类藩兵得以兴起，在夺取皇位后，就着手禁军制度的改革，从而形成了真正的”亲卫军”，并将其置于中央统一管理。

2、开封皇都的奠基

后梁开平元年时，因长安为战乱损毁，朱全忠迁都洛阳，而在此时，就曾面临第一次洛阳与开封的都城之争，只是在当时，文武百官力主定都洛阳，理由很简单：“从近古之制。”而所谓近古之制，也即“立四庙于西京。”西京洛阳作为一个传统都城，其道统上的意义在当时远大于开封，以至于当时重立皇帝“郊祀”之四庙，必于洛阳之南，而虽然朱全忠当时已经把开封作为军事基地，却决不可能定都开封。

到了梁末帝时，因朱友贞以东京开封驻军起家，于是决定定都开封，百官阻挠，梁末帝以“贼平之日，即谒洛阳陵庙”推脱，只可惜贼未平身已死，后唐庄宗定都洛阳，完成了李友贞未竟之郊祀之愿。

前面禁军中提到，后唐庄宗开始组建类似禁军的组织，置于洛阳周围，不幸的是，洛阳周围粮食贫乏以致禁军叛乱，庄宗也死于叛乱。而继庄宗而起的后唐明宗虽然意识到粮食的重要性，却除了耗费大量民力于开封运粮外，却也找不到更好的方法，也就在此后以致后晋后汉，驻军开封、皇帝行幸开封成为常例，开封的都城化建设从此而始，直至后周太祖终于迁都开封。

3、开封的优势

后唐之后的禁军，动辄“卫士不下十万”，十万禁军皆为募兵，不事生产，全靠朝廷供粮，仅以十万人为例每年吃粮近百万石，更不用说后来禁军因长时间在京师服役又要带家属等等，这百万石粮食，仅以京畿周围地区是绝对不可能有的，于是“漕运”就显得尤其重要。

只是，与以前很多人所认为的不同，虽然开封之漕运，在宋时依赖“卞渠”而聚“东南之粮”，但在五代直至周世宗时“汴水自唐末溃决，自埇桥东南，悉为污泽。”而且当时整个中国东南之地，又由南方政权所控制，根本起不到“漕运”之功效。相反，卞渠之漕运，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宋太宗，正是宋太宗力主定都开封，并扩充禁军，大力修浚卞渠相关水道，并灭掉南唐，真正控制南方，才使得卞渠漕运量达到数百万，在整个宋朝起到不可估量之作用，所以卞渠漕运之盛，当是定都开封之结果，而非原因。

而宋以前，开封之漕运，所依赖的是”五丈河“，同时辅以黄河而，所运之粮来源于山东，每年有百万石之多。只是到了宋以后，因为卞渠之漕运量过大，加上五丈河为黄河泥沙堵塞，渐渐退出使用。有能供数万禁卫军日用口粮之漕运，是开封的优势所在。

4、洛阳与开封

洛阳与开封两京之间的争端，可以算是中国传统社会都城争端之代表，洛阳作为古近旧都具有”神圣的权威性"，以至于到了宋太祖的时候，郊祀仍然要“幸西京”；而开封则具有“中央集权”状态下，一个都城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也即养活庞大的政治和军事组织所必须的经济基础。

在五代之前，因为中央集权不够集中和兵制问题，从来没有任何两个地方能够如洛阳和开封这样如此尖锐的对立，以至于五代和宋初的很多皇帝都不得不在西京”郊祀“，在东京养兵和办公，定都于西京者要不停的幸东京以筹措粮食，定都东京者则要一直想着去西京以维护祭祀与道统。

但在最后，也许是必然的趋势，也许只是太祖与太宗关键点上的机缘巧合，对于强大的中央集权所必须的政治经济系统的需要，以及其所带来的对漕运的需要，战胜了传统意义上的“近古权威都城”，以致可以迁“四庙”却不能裁军队和政府，于是在开封与洛阳的都城之争中，开封胜出。

另，宋太宗后，现在比较承认的数字开封约有140万人左右，其中禁军及其家属约有70万人，可以说，整个开封几乎都是围绕禁军而建立的，140万人每年需要消耗的粮食大约要600万石以上，根据记载，太祖开宝五年，淮南地区漕运仅10万石，灭南唐后方增加至100万石，而太宗太平兴国后，达到600万石以上，至此卞渠漕运体系方才建立，而宋代军政体系对于开封之漕运形成了完全的依赖，洛阳再无法与之争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