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于历史传说和逻辑真实中的夏王朝

浮于历史传说和逻辑真实中的夏王朝

夏朝到底存不存在？这是史学家和考古学家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问题。但事实却是，中学历史教材里明确详记着这样的事实，公元前2070年，禅让制的最后一位得益者、治水英雄大禹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王朝夏朝。其子启杀伯益（禅让制候选出来的大禹继承人）而子承父业开启王位世袭制度的滥觞。夏存400余年，公元1600年为末代王夏桀为商成汤所灭。

基本的事实记载，见于《诗经》、《尚书》以及上古文物的铭文中，譬如春秋末期的齐侯钟、秦公簋和西周中期的遂公盨，尤其遂公盨有“天命禹傅士，隋（堕）山浚川”的铭文。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更是在严谨的《史记》中记录了夏朝的世系和诸多事件。而详细的夏代起始纪年（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1年），虽然依然挂着“大约”的不确定时间定语，却也是中国夏商周断代工程所认定的。因此，不妨这么说，学界的基本观点是认可夏王朝确实存在。

笔者深以为然。人类早期的文明曙光，基于蒙昧时代的樊篱，总是晦暗不明的。在没有文字记载的局限下，口耳相传才是最真实的人类文明萌芽时代的历史传承方式。既然是口耳相传，当然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出现诸多讹误，加上人类早期对自然界风云变幻的不解，这些传说蒙上神秘和神话色彩非常正常。不惟中国，地球每个角落的民族都有着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这种文明的普适性和历史传说的贯通性，证明了这样的事实，远古神话的内核其实包含着人类文明信史的内核。也就是说，即使没有可考可验证的考古证据和文字材料，夏王朝的存在也是逻辑真实。

值得一提的是，从仰韶、龙山、二里头、二里冈这些现代考古发现的文化遗址中可以得出，其出土的器物已经具有了相当的社会政治属性。而遗憾的是，这些文化遗址最让人困扰的就是缺乏现代人可以解读和确认的文字传承，至多只是发现一些类似文字的简单符号。而这一时期，相当于涵盖了传说中的三皇五帝和夏朝。照此逻辑，应该肯定不仅夏代是历史存在的事实，三皇五帝的传说也绝非古人的杜撰。

更让人确信不疑的是，清光绪期间甲骨文的发现确认了商朝的存在，而在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更佐证了太史公在《史记》中记载的商朝世系的准确性。对此，王国维先生认为：“由殷周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和王国维先生持同样观点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殷玮璋教授，他所采信的依然是根据传统史学记载和甲骨文验证商朝的逻辑真实。

至于对夏代是否存疑的学术观点，现在看起来有些讽刺和吊诡。从清末到民初，囿于中国贫弱的现实，很多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和史学观产生了怀疑，认为这些传统是中国落后的根源。体现在史学上，表现为疑古情绪，譬如康有为就认为远古传说“上古茫昧无稽”；体现在文化上，产生了打倒“孔家店”的思潮。在此语境下，对接西方考古学的中国现代考古学发展起来，而且对可验证的实物考古证据有一种极端的偏执。这种源于尊奉西方考古学原则的偏执现在反而遭到西方考古界的批评，认为中国考古学家过于忽视神话传说中包含的历史信实。

怀疑夏朝存在的中国考古学者或多或少存在着这方面的偏狭。事实上，如此的“严谨”其实不值一驳，没有考古实证就一定证明夏朝不存在？这显然是不符合逻辑的。

更重要的是，上世纪60年代初发掘的河南偃师二里头文化遗址，面积达10.8万平方米。有车辙遗迹，有宫殿遗址，而且气象不凡，颇具王者气概。而且，经过碳十四测算，这些遗迹距今大约3600年-3700年之间，和夏朝的时代相吻合。虽然，学界对二里头文化的断代有分歧，一方认为二里头文化完全属于夏代，一方认为二里头文化遗址属于夏上混合文化。但不管如何，基于考古实证的夏朝的历史看来也不是无法求证。就像找到商朝的考古实证材料直到上个世纪才找到一样，也许夏朝可验证的考古发现不久就能发现，也许还要等上几百甚至上千年。但是，考古学家们应该秉承更为科学和慎重的态度，不要轻言断论夏朝的不存在。正确的态度应该是相信夏朝存在的逻辑真实而去孜孜不倦地求证。

从情感上讲，否认夏朝存在，华夏文明似乎失却了凭借和根源；从理智上讲，有甲骨文作为文化承载的商王朝，其文字和政治制度不可能是商人一下子创立起来的。不要忘了，甲骨文是高度成熟的文字，联想到仓颉造字的传说，似乎少了一个文字传承的断档。这个断档，应该是夏文字。因此，寻找夏朝，除了在考古遗迹上去实证发掘，探寻夏朝文字，更是证明夏朝存在的关键证据，就像甲骨文确认商朝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