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十三节 韩非入秦――集荣耀与悲剧于一身的政治家
第二十三节韩非入秦――集荣耀与悲剧于一身的政治家，让我们赶快一起来看一下吧！
公元前234年，韩国的一位使者奉命来到秦国，他用结结巴巴的语言，艰难而执著地向秦王政分析着韩、赵、秦三国的关系，秦王政显然有点失望，但还是恭恭敬敬地听着，并且不时地向这位韩国的使者投以赞许和鼓励的目光……
>这位患有口吃之疾的韩国使者是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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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韩国的宗室贵族子弟，和李斯一起就学于荀子门下的韩非。韩非大约生于公元前280年，从小就患有口吃，不善于讲话，但却擅长于著书立说，文章写得深刻生动，文风平实严谨。韩非非常喜欢黄老刑名法术之学，对其研究得很深。李斯虽然自视甚高，目中无人，但对韩非的人品和学识还是非常敬崇的，李斯认为自己的学识远远比不上韩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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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就学于荀子，学成之后，由于他的公子身份，所以又回到了韩国。这时的韩国，已经衰弱得不成样子了。作为宗室子弟和利器在怀的士人，韩非多次上书规劝韩王，但韩王没有采纳他的意见。当时，韩非痛恨治理国家不致力于修明法制，不能凭借君王掌握的权势用来驾驭臣子，不能任用有富国强兵之才的贤能之士，反而任用夸夸其谈、对国家有害的文学游说之士，并且让他们的地位高于讲求功利实效的人。他认为儒家用经典文献扰乱国家法度，而游侠凭借着武力违犯国家禁令。现在国家供养的人并不是所要用的，而所要用的人又不是所供养的。他悲叹廉洁正直的人不被邪曲矫枉之臣所容，他考察古往今来的得失变化，写出了《孤愤》、《五蠹（dù）》、《内外储》、《说林》、《说难》等十余万字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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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6年（韩王安二年），李斯奉秦王之命到韩国，催促韩王安赶快投降。李斯在这次出使韩国过程中，会见了十五六年未见的韩非。韩非把自己写的《孤愤》、《五蠹》等篇章让李斯看，李斯看后，就把作品带走，后来又传至秦王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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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说秦王读了李斯带回来的韩非的《孤愤》、《五蠹》之后，非常高兴，大发相见恨晚之叹。李斯告诉秦王政，这个人就是韩国的韩非。可是，能有什么办法让韩非来到秦国呢？秦王政想到一个“逼”字，于是，就下令攻打韩国，逼着韩国让韩非出使秦国。韩王安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只得派韩非出使秦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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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234年，韩非奉命出使秦国。韩非来到秦国之后，受到秦王政最高规格的款待，一时间秦国高层官吏云集在韩非所住的驿馆之前，以能一睹韩非的风采为荣。在这种荣耀光环的笼罩之下，韩非以为他的“存韩”之策能够实现，于是就向秦王献上《存韩》书，对秦国的政治提出了批评。韩非认为，国富兵强的秦国之所以迟迟不能统一天下，是因为秦国的大臣们没有尽到辅佐君王的责任，尤其是李斯和姚贾等人提出的灭韩战略，更是不妥。韩非认为，韩国已经不是秦国的对手，不能对秦国构成威胁。他认为秦国应该先灭赵国，因为赵国是个强国，只要赵国一灭，统一天下便水到渠成，指日可待。秦王政认为韩非提出的这个统一六国的战略，是最符合秦国利益的，但是，最终并没有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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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韩非为了救护自己的国家，以邻为壑的做法有情可原，也符合秦国的最大利益。但是，他的这个统一六国的战略方针却为其埋下了杀身的祸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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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呢？因为韩非和李斯、姚贾等人提出的战略方针针锋相对，如果他的战略方针一旦被秦王政采用，李斯等人的政治威信将大打折扣；其二，韩非认为姚贾根本就不是治国的材料，不配与他谈论安定社的大计，这就令姚贾很是难堪，怀恨在心；其三，韩非的出现，使李、姚二人的政治威信和政治地位受到了极大的威胁，韩非一旦获得秦王政的信任，出任秦国的相邦，那么李、姚二人就保不住既得利益了。所以，李斯和姚贾就在秦王政面前诋毁韩非，说：“韩非是韩宗室的公子，他的计策最终是为了韩国的利益，不是为秦国的利益考虑，如果不采用他的主张，您把他留下来，最后还让他回到韩国去的话，就是自己给自己留下了后患，不如将他杀掉，以绝后患。”秦王政虽然非常喜欢韩非，也非常认同他的观点，但复杂的国家关系和自身多疑的性格使他对韩非的平定六国之策产生了深深的怀疑，所以，在未能深思熟虑的情况下，就下令把韩非抓起来，让官吏治韩非的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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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官吏将韩非抓起来之后，李斯派人送毒药给韩非，说是秦王的意思，让他自尽。韩非知道李斯从中使诈，挑拨是非，想亲自见秦王一面，把事情说清楚，但是，李斯总是设法让韩非见不着秦王，而且逼着他喝下了毒药。不料，就在韩非死后不久，秦王政反复思考，认为韩非说得很有道理，想赦免韩非，但是，当他派人去释放韩非时，韩非却早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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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死后，韩王安一看能够勉强支撑韩国这座岌岌可危大厦的最后一根柱子也倒了，就自动放弃了王位，把韩国降为秦的臣属之国，战战兢兢地等待着末日的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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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韩非，我认为，尽管他一生襟抱未能开，但他统一天下的战略构想却最终通过秦王政之手得以实现，他的著作《韩非子》里的政治思想及其治国方略，对秦国的政治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秦国统一后政治统治的指导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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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韩非子》里到底都有哪些了不起的政治思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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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韩非的历史观为秦国的统治者提供了改革的理论依据。韩非注意研究历史，认为历史是不断发展进步的。他认为如果当今之世还赞美“尧、舜、汤、武之道”，“必为新圣笑矣”。因此他主张“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要根据今天的实际来制定政策。他的历史观，为当时地主阶级的改革提供了理论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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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韩非继承和总结了战国时期法家的思想和实践，提出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理论。他主张“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国家的大权，要集中在君主（“圣人”）一人手里，君主必须有权有势，才能治理天下，“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其威势也”。为此，君主应该使用各种手段清除世袭的奴隶主贵族，“散其党”、“夺其辅”；同时，选拔一批经过实践锻炼的封建官吏来取代他们，“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韩非还主张改革和实行法治，要求“废先王之教”，“以法为教”。他强调制定了“法”，就要严格执行，任何人也不能例外，做到“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他还认为只有实行严刑重罚，人民才会顺从，社会才能安定，封建统治才能巩固。韩非的这些主张，反映了新兴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要求，为结束诸侯割据，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提供了理论依据。秦始皇统一中国后采取的许多政治措施，就是韩非理论的应用和发展。以上内容由（历史新知网）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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