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传位给儿子夏启，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在尧舜禹时代的所谓禅让，肯定没有史书或者儒家记录中写的那么美好。
因为从尧到启的时间太短，短到不足以改变一种制度。
尧到舜再到禹期间经历了多少年，已经不可考，但这个时间绝不会太长。以那个时候的生存环境，人活到40岁就已经很难了。
《史记》中记载舜在位13年。
因此从尧到大禹的时间不会超过40年，甚至更短。短短40年间改变人的观念、制度的基础，将人人认可的禅让变成“家天下”，这可能吗?
任何事情都不是突然发生的，它都有着规律可循。
就好比秦始皇一统六国，初步完成了君主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到了刘邦时期，刘邦却想玩共和了，这可能吗?
经济基础决定政权建筑。没有共和制的经济基础，哪怕刘邦是穿越来的，也完成不了共和制。所谓“得人心”就是你办的事，符合我的利益我才支持你。
短短几十年，启一个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社会结构。启能得到天下，必定在尧舜时代已经有了苗头。
大禹能将天子之位顺利传给儿子，肯定是出现了私有制萌芽。因为不仅仅启一个人想要家天下，跟随他的人都想获得更多的权力。
因为更多的权力能带来更多的财富。有了财富的人便有了私心，有了私心便想要获得更大的权力。
这便是权力与利益的怪圈。
但是这里会有一个疑问，为何大禹能将位子传给自己的儿子，尧舜却不行呢?
《竹书》称“昔尧德衰，为舜所囚也”，尧是被舜给关起来了。若《竹书》记载的为真，那么尧自然失去了传递权力的机会。
但若从启的行为来看，舜囚禁尧不是不可能。
竹书的记载貌似更符合当时的历史环境，因为有了舜的行为，启的夺权便不会显得太突兀。否则启突然实行“家天下”，找不到源头啊。
若舜真的将尧囚禁了起来，那么舜肯定也会是有“家天下”的想法。但是天时却不在舜那里。
因为这时候全天下都在发水，各部落的生存环境很差。
生存问题才是人与政权的根本利益。
尧曾让大禹的父亲鲧治水，但是鲧治水不利。有的说尧将鲧杀掉了，有的则认为尧将鲧流放了。
《国语·晋语八》：“昔者鲧违帝命，殛之于羽山，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
《左传》昭公七年云：“昔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能以入于羽渊”。
殛为诛，诛有诛杀的意思，也有责遣之的意思，也就是流放。
无论鲧究竟是被杀还是被流放，这都说明了尧已经有了绝对的权威，可以处置一个部落首领。
最初所谓的“天子”，不过是部落联盟的首领，他的地位不比其他部落首领高。有什么事情都是大家开会解决。首领可没有所谓的一票否决权。
这也是禅让制存在的基础：地位上的平等。
禅让制只有在部落联盟首领处于平等的地位下才能进行，但在尧时代已经有了高下之分，说明禅让制已经“名存实亡”了。
权力能带来利益。
最初的部落联盟，大家的利益是均分的。现在首领有了更大的权力，便能帮自己的部落攫取更多的利益。
部落长老们尝到了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会甘心将手里权力交出去?将自己的利益分出去?
到了舜时期，洪水依然泛滥，他不得不将大禹派出去治水。这给了大禹趁机掌控权力的机会。
三国时期，诸葛亮不断北伐曹魏。而曹魏只得派司马懿去抵挡诸葛亮，这给了司马懿掌兵权的机会。
南北朝的刘裕，借着桓玄、孙恩之乱逐渐掌握了兵权，才有了代晋的资本。
权臣能揽权，首先得有揽权的机会，也就是以“朝廷”的名义行事。
借着大义才能“谋私”。
这样的机会同样适用于大禹。
大禹治水不可能仅仅依靠自己部落的人，肯定得用到当地人。大禹有着治水的名义，便掌控了当地部落的人事权，还有调配“物资”的大权。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人事权与财权，这是大禹掌控对方的根本。大禹不用刻意“揽权”，在不断治水的过程中，大禹的威严就深深印刻在当地部落的心里。
这便是威望。
再加上治理洪水的恩情，这些人都变成了大禹的“铁杆粉丝”。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恩威并施”。
大禹有了父亲鲧的教训，他能不多一点心眼吗?毕竟这关乎着身家性命。
等到舜死了，舜的儿子商均对于天子之位也是有点想法的。但他没有大禹的实力。
大禹借助治水的机会，将天下的诸侯收为己用，有了诸侯的支持，大禹才能登上天子之位。
这也就有了《史记》记载的“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
尝到权力带来好处的夏氏部落，自然不会将权力在返回给天下人。启登基也就成了“天下大势”。
夏启的天下自然不会太平，权力的争夺历来都是以战争开始，以战争结束。史记中就记载了一个有扈氏，但没被记载的必然不少。
大禹救了被洪水威胁的部落，趁机将这些人的利益与自己捆绑到一起。就有了所谓“得人心”。
若大禹没有治水的机会，恐怕也就没了我们的夏王朝。
大禹有着治水的权，有着对天下的“恩”，自然便能将政权传到自己的儿子启手里。
因此想要揽权，你得先做事。这便是权力斗争中的“潜规则”。
有了办事的机会，才能将“手下”的利益捆绑到一起，才能建立共进退的利益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