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与汉初儒学发展关系初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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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文帝与汉初儒学发展关系初探
司马迁在《儒林列传》中说“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在《礼书》中又称“孝文好道家之学”。显而言之，司马迁认为道家和法家是汉文帝的主要治国思想。实际上，汉文帝不仅好刑名之言、道家之学，儒家思想在汉文帝的治国方略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不仅重视儒家思想，而且自觉将其贯彻到治国策略中，从而造就了文帝一朝显著的文治。
文帝之前的高祖及吕后时代，儒家思想并未得势，不但得不到统治者的信任与重视，而且遭到黄老等思想的排挤、贬绌。到了文帝一朝，儒学的境遇有了显著的变化。汉文帝对儒者和儒学给予了特殊的重视和照顾。汉文帝深知儒家经典《六经》中包含诸多统治经验，所以十分重视对儒家经典书籍的搜求、整理、研究和推广。文帝曾经命诸生根据《六经》作《王制》，谋议巡狩封禅事。文帝重视对儒家经典《尚书》的整理研究。“孝文帝时，欲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当他得知九十多岁的济南伏生，在齐鲁传授儒家经典《尚书》闻名，但因年老行动不便，不能来京授学，便派太常掌故晁错前往其家学习《尚书》。为了进一步鼓励儒家文化的发展，文帝设立了《书》、《诗》博士官。伏生的弟子欧阳生和张生皆被任《书》博士，《诗》博士则有燕人韩婴、鲁人申培公等。博士一职尽管只是汉初的微小官职，但是正是这种职务，由于可以直接面君议政，充当皇帝的顾问角色，所以更有利于儒者发挥自己的特长，更便于他们用自己的思想影响最高统治者。这些举措对于鼓励儒家文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使汉初儒学得以渐渐复兴。汉文帝对儒学的重视，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开拓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空间，为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帝时期，儒生也开始受到重用。《史记》、《汉书》的《儒林传》都记载，儒者在文帝时“颇征（登）用”。一些治学优秀的儒士在文帝朝担任了重要官职。例如，“徐生以容为汉礼官大夫”（《史记·儒林列传》），北平侯张苍、及梁大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因修《春秋左氏传》而得到汉文帝的赏识和重用。其中，贾谊更是深受文帝赏识，而能“超迁，一岁中至太中大夫”。这与高祖时代，主要以军功作为做官的依据是明显不同的。儒者在政治舞台上开始有很大的自由空间，对政治的参与度日益提高，能够提出很多有利于社会统治的建议和举措。文帝对此的态度是，不但能重用儒士，而且积极采纳儒士提出的合理思想和策略。作为文帝时儒者代表的贾谊，为文帝提出很多政治上的合理建议。比如，如何解决诸侯王问题、匈奴问题等。汉文帝对于贾谊从儒家思想出发提出的的建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积极采纳并且将之运用到治国政治中。《汉书》贾谊传记载：当时，有人告发周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亡事，复爵邑”。针对这一事件，贾谊从儒家礼治思想出发，向文帝提出建议，对待臣下要以礼相待，要“养臣下有节”。汉文帝“深纳其言”。后文帝时再有大臣犯罪，不再受刑。《汉书·贾谊传》云：“（文帝时）诸法令所更定，及列侯就国，其说皆谊所发之。”《贾谊传赞》曰：“追观孝文玄默躬行以移风俗，谊之所陈略施行矣。”可见，贾谊的思想对汉文帝影响之深，以及汉文帝对儒士的重视，对儒学思想的重视。
汉文帝的治国思想处处体现了儒家所提倡的仁政色彩。汉文帝以文治国，自觉将儒学思想贯彻到治国方略中。“仁政”的治国理念是孟子在儒家先贤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尧舜之道，不以仁政，不能奔驰天下”，“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国之所以废兴存亡者亦然。”（《孟子·离娄上》）“仁政”是儒家所大力提倡的明君贤主应有的理想治国思想。汉文帝正是践履着儒学提倡的仁政的宗旨，施行仁政。文帝关心弱势群体，关爱臣民。继位之初，即下诏“赐天下鳏寡孤独穷困及年八十已上孤儿九岁已下布帛米肉各有数。”同时遇有灾年，即“发仓庾以振民”（《汉书·文帝纪》）。文帝还宽减刑罚，废除肉刑，文帝元年即废除相坐律，二年五月又废除诽谤妖言之罪。十三年下令废除肉刑。文帝还将儒家思想中所提倡的农本、民本思想贯彻到治国政策中。文帝在位期间，采取重农、劝农的政策，多次下诏劝农耕作，谓“农，天下之本，其开籍田，朕亲率耕，以给宗庙粢盛。”（《汉书·文帝纪》）并采取轻徭薄赋、鼓励农业发展的措施。于汉文帝十三年，下诏免田租。在对待战事上，文帝也从顺应民心、安民保民出发，尽量避免战争。总之，儒家思想在汉文帝的文治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文帝朝出现前所未有的安定繁荣的局面，儒学的功劳不可抹煞。而儒学在政治上的日益有用性更是完善了自身，加快了儒学的发展步伐。
在选贤和用贤上，汉文帝也是遵循儒家尚贤取能的思想，推行贤人政治，并开创了新的求贤取士之法察举制。据《汉书·文帝纪》载，文帝二年十一月下求贤诏：“及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以匡朕之不逮。”文帝十二年诏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今万家之县，云无应令，岂实人情？是吏举贤之道未备也。”后十五年九月“诏诸侯王、公卿、郡守举贤良能直言极谏者，上亲策之，傅纳以言。”文帝察举取士的一般步骤是：皇帝下诏，指定举荐科目，丞相列侯公卿及地方郡国按科目要求荐举人才，皇帝亲自对被举者进行策问，按对策高下，区别授官。文帝时开始的察举制，成为人才选拔的重要途径，武帝之后成为汉朝人才选拔的一项制度被固定下来。察举制的出现，对于选拔出更优秀的儒士提供了一条有利途径，儒士在通往政治舞台的道路上更通畅。
汉文帝本人更象一位儒家的谦谦君子。汉文帝一生勤俭持国，施行德治仁政。他的言行处处体现了儒家思想中“德”和“仁”的美德。每遇天灾，往往先检讨自己，下罪己诏，反省自身，及时找出问题并调整政策。例如，文帝继位的第二年十一月和十二月两次出现日食，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文帝及时自我检讨，曰“天下治乱，在朕一人，唯二三执政犹吾股肱也。朕下不能理育群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不德大矣。令至，其悉思朕之过失，及知见思之所不及，丐以告朕。”（《汉书·文帝纪》）在汉文帝的言行和诏书中，常常出现“朕甚自愧”，“朕既不明”等自我反省的语句。可以说，汉文帝正是实践了儒家修齐治平的宗旨，使其一人之德布施于社会，政绩卓越，使汉朝社会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的繁荣和稳定，他被司马迁称为“仁君”（《史记·孝文本纪》），是当之无愧的。
汉文帝推行文治，政绩卓越，一方面得益于儒学，儒家思想是其文治盛世形成的重要思想基础；另一方面，文治盛世在客观上也促进了儒学的发展。既为儒学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又开拓了儒家思想的政治空间，儒学从汉文帝时期发展到汉武帝时期的“独尊儒术”，从默默无闻到一枝独秀，亦得力于汉文帝的重视与支持。汉文帝之文治与汉初儒学的发展关系密切如此。
参考文献：
［１］司马迁。史记［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２］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９。
［３］杨伯峻。孟子译注［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５。
［４］黄留珠。秦汉历史文化论稿［Ｍ］。西安：三秦出版社，２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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