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皇帝：励精图治，勤政17年却失天下
“吾非亡国之君，汝皆亡国之臣。吾待士亦不薄，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
崇祯十七年的早春，春寒料峭，不过对于朱由检来说，天气再寒却敌不过自己心中的寒冷——他的帝国已经到了最后一刻，城外是庞大的农民军，而他身边却连一个可以信任的臣子都没有!
大明养士三百年，竟然养出了一堆反骨仔!
即使跨越百年，我们还是能够感受到这个年轻皇帝的愤怒，声嘶力竭，却无济于事!
这一年的早春，他终究无力回天——以发覆面，自缢煤山。
一个富有四海的帝王最后只能用最卑微的方式、用自己的生命，守住祖宗的那一句“天子守国门”的誓言!何等的悲哀!!!
“诸臣误朕也，国君死社稷，二百七十七年之天下，一旦弃之，皆为奸臣所误，以至于此。”他是满身怨恨离去的，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还在埋怨自己的臣子，奸臣误国!
可是事实真的如此吗?
我倒是认为：君未必不是亡国之君，甚至明朝的败亡有很大的概率是与他自己有关，与他自身的性格有关!
一、盲目躁进的年轻皇帝
公元1627年，年轻的大明皇帝朱由校因为落水受寒而死，这应该是历史上最脆弱的皇帝。他没有子嗣，只留下了传位给了五弟朱由检的遗诏。
也许是因为得不到的才是最想要的的缘故，被皇位这个大馅饼砸中的崇祯皇帝，像刚刚收获新奇玩具的小孩，爆发出了极大地热情，初尝权力这杯美酒的迷人后，他的动力更足了——迥异于前代帝王，大明的帝王似乎在1627年终于出现了返祖的情形。
大明王朝277年的统治中，崇祯恐怕是最类其先祖朱元璋的，尤其在经历了万历、嘉靖、天启等连续六代不理朝政、专注于吃喝玩乐的帝王后，朱由检的继位让臣民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大明似乎迎来了一个极其优秀的中兴之主。
可惜人无完人——年轻人的通病往往在于迫切的希望展示、证明自己，总希望干一番大事业——17岁的年轻的帝王更是如此，他急切的希望做出一番功盖三皇、业超五帝的伟业，他希望有足够的功绩证明皇兄的选择没有错，证明自己是最合适的。
想法没有错，可是，现实远比理想要复杂的多——政治永远是一个平衡的游戏，一个习惯了非黑即白的毛头小子真的能够驾驭了这个庞大帝国么?
尤其是：很多时候，当我们执着于一个目标的时候，往往会忽略一些其他的东西。
崇祯即是如此，他希望用一场狂飙猛进的改革洗刷朱明百余年来积攒的腌臜，然而却没有想过这种疾风骤雨式的改变是否适合大明这个孱弱的“老人”，是否适合那些习惯了文恬武嬉的文武官吏。
他最没有想到的是——他的勤政成为王朝的催命符，他的锐意进取成为帝国的掘墓之举。
在他的带领下，大明向着终点一路狂奔!
帝国沦丧，只用了短短17年。
二、焦躁多疑、自毁长城
往事越千年，我们回过头来看崇祯会发现，他有的时候确实像一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对于喜欢的人，他永远可以付出极大地真心，敢于去信任，如袁崇焕;而对于厌恶的他，他会粗暴的反对，不加分辨的反对，像魏忠贤。
这种政治上任性的非黑即白，对于一个政治人物来说是极为不成熟的，也是极其危险的。而对于崇祯来说，更可怕的是在皇权时代，帝王个人喜好被极度放大，上行下效、党争不断同样成为压垮帝国的稻草。
不可否认，继位初年，他着力清理了魏忠贤的阉党，荡涤了朝堂风气，这在当时算得上政治正确，但是凡和阉党挂钩的即加以惩处驱逐出朝堂，却显得矫枉过正。更严重的是幼年时代深宫中的残酷政治斗争让他的性格变得极其敏感，他无法容忍一丝的忤逆、一丝的背叛——既信任又猜忌，近乎分裂的性格下，崇祯酿造了晚明最大的冤案。
“五年平辽”这是袁崇焕在崇祯继位初年立下的豪言壮语，
“辽事恢复之计，不外臣昔年‘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款为旁著’。法在渐不在骤，在实不在虚，此皆臣与在边文武诸臣所能为而无烦圣虑者。至用人之人与为人用之人，俱于皇上司其钥。”
初时他给予了袁崇焕极大的信任，然而激进焦躁的性格却让他无法忍受漫长的等待!
他需要一个立竿见影的结果。尤其是明军在接连丢城失地后，年轻的天子迫切的需要一场胜利!
可是这是战争啊!
尤其是明军与后金的战略态势尚处于劣势的情况之下，无谓的一场胜利甚至会毁掉几代人积攒的微弱优势。
可刚愎自用的皇帝不愿意相信，他认为袁崇焕在消极避战，在怯懦!
有句话叫做“你赢得了每一场战斗，却输掉了整个战争”
说的就是，战略目光远近对于局势的意义，历史上最典型的应该是丘吉尔的那番演讲，那番在节节败退即将亡国的英伦三岛民众面前的演讲——即使我们失败了一千次，但我们终将取得胜利!
这种胜利不在于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于最后的战略决胜!
幸运的是邱胖子的话有人信了，袁崇焕却没能这么幸运!
己巳之变时，后金兵临北平城下，袁崇焕未等诏书即急率辽军勤王，“君父有急，何惶他恤?苟得济事，虽死无憾!”这是袁崇焕内心的想法。
他却不知道——在皇帝眼中他已经是背叛者的样子。
违规领兵入关放在其他人身上也许是赤胆忠心，而在已经被划到叛逆的袁崇焕身上却显得愈发忤逆不堪，更可怕的是落井下石——温体仁等辅臣、阉党余孽的合力诬陷下这个边地良将竟然不到一周内完成了下狱、审讯、处斩的流程。
“自崇焕死，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
三、刚愎自用、喜怒无常
生长在深宫中见惯了波诡云谲，尤其是目睹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的残酷，让这个年轻天子的性格变得多疑而又喜怒无常。这种性子下，他对于臣子的态度也同样是苛待多于宽厚。
“临御以来，明罚敕法，自小臣以至大臣，与众推举或自简拔，亡论为故为误，俱褫夺戍配不少贷，甚则下狱拷追，几乎刑乱国用重典矣。”
据不完全统计，明思宗在位十七年，处死一品督抚以上的大臣就有17人之多：有蓟辽总督刘策，漕运总督杨一鹏，督师熊文灿，陕西三边总督郑崇俭，蓟州总督范志完、赵光等，计“诛总督七人”，“巡抚被戮者十有一人”。
尤其是崇祯十二年(1639年)三月，崇祯皇帝先后以失地之罪，一次性斩杀了蓟镇总监邓希诏、分监孙茂霖，顺天巡抚陈祖苞、保定巡抚张其平、山东巡抚颜继祖，蓟镇总兵吴国俊、陈国威，援剿总兵祖宽、李重镇等三十六名地方高级官员。
甚至就连“贵极人臣”的内阁辅臣也有两人被杀，“辅臣戮死，自世庙夏言后，此再见云”。
多疑的性格下，崇祯治下的官员几乎像走马灯一般轮换，如蓟镇总督“半载更五人”、“易中枢(兵部尚书)十四人”、“刑部易尚书十七人”。
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极为少见的，如此酷烈的践踏臣子的肉体与精神所造成的的恐怖氛围也远超历代。
如此暴虐的政治生态下，忠诚变成了奢望!
这样想来，“今日至此，群臣何无一人相从?”并非没有原因!
外臣不堪重用，崇祯转而信任宦官——这似乎是中国皇帝的通病，总以为身边人是最值得信任的，殊不知往往祸起萧墙。
崇祯元年五月，“以司礼监管文书内官监右少监宋尚志提督正阳等九门、永定等七门及皇城等四门，巡城点军”;崇祯二年冬，以“司礼太监沈良佐、内官太监吕直提督九门及皇城门，司礼太监李凤翔总督忠勇营，提督京营”;崇祯四年九月，“命太监张彝宪总理户、工二部钱粮，唐文征提督京营戎政。王坤往宣府，刘文忠往大同，刘文中往山西，各监视兵饷”;崇祯九年再次大规模起用宦官，不仅赋予监军之权，有的还担任总督、分守之职，直接指挥军队。
有明一代能入宫的往往都是一些破产的无赖、破落户，可以说除了捞钱一点东西都不懂，崇祯天真的以为能够以真心换真心——他高估了这些文盲。
“多侵克军资，临敌辄拥精兵先遁，诸将耻为之下，缘是皆无功”
平时捞钱，战时逃跑，崇祯的监军唯一的作用就是极大地激怒了将门，双方互为仇寇，在两边你来我往的争斗中，大明缓缓向着深渊沉沦!
四、党争频发，亲自下场
如果说猜忌群臣、启用宦官只是小打小闹，那么介身党争成为击垮大明的最后一根稻草。
明代历史简而化之其实就是文臣、内宦与皇帝的争斗史，这一点到了晚明更加显著。
崇祯皇帝以清算阉党起家，幼年时代阉党横行无道、仗势欺人的恶行让他从骨子里讨厌这群人。
于是从继位开始他就处死魏忠贤，并流放、处理大批附庸者，如果只这样算不得错误，可惜后来对于阉党的清理竟然被无限扩大，阉党这个词竟然成为朝臣排除异己的工具——典型的有:户科给事中解学龙上疏弹劾蓟镇巡抚王应豸“克饷激变”，疏中有王应豸系“魏珰私人”之语。
对此，明思宗非常反感，当即训斥说：“应豸克饷虐兵，罪在不赦，何必又引魏党所私!”
朱由检很清楚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他也明白过犹不及的道理。
可是他却没有足够的政治手腕来结束这场由他开启的战争:
崇祯二年十二月，东林党人以压倒性优势将阉党逐出朝堂，年底前组成以韩爌为首的东林内阁;
同年冬袁崇焕下狱，阉党新话事人温体仁发动复仇之战——“借崇焕以挤去(韩爌、钱龙钖)二人”、“谋因崇焕兴大狱，可尽倾东林”(他在密疏中攻击袁崇焕“阴与华亭辅(钱龙钖)、临邑罪枢(兵部尚书王洽)密谋款敌，遂引之长驱，以胁城下之盟”)。
崇祯二年十二月钱龙钖下诏狱，后遣戍定海卫，次年正月，内阁首辅韩爌因遭阉党分子原抱奇的弹劾而三疏辞职。
朝堂的失利极大的极大的东林书生的斗志，他们在江南成立了复社，公开宣扬东林主张，同时推选新的领导者入阁……
双方你来我往，斗了个旗鼓相当!甚至很多情况下，皇帝自己还会下场帮助自己宠爱的臣子。
于是，在东林党与阉党的互相攻讦、揭露检举声中，大明的最后一口元气被侵蚀的一干二净。
五、兴亡千古事
有别于古来以酒色、以暴虐、以奢侈、以穷兵黩武而灭亡的皇帝，崇祯亡国竟然源于他的勤政!
我不是反对勤政，我认为这是一个皇帝的基本操守，然而这种用错方向的勤奋却远算不得一件好事，刚愎自用而又猜忌多疑、急功近利而又优柔寡断、虚荣心强而又缺乏担当精神、专横残暴而又刻薄寡恩，这种性格下他几乎陷入了多做多错的怪圈!